一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們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們血的軍閥！」
「打倒把中國出賣給日本的漢奸！」
「歡迎一切抗日軍隊結成統一戰線！」
「中國革命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我就是在這些用醒目的黑字寫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標語下面度過我在紅區的第一夜的。
但是，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紅軍戰士的保護之下。因為，不出我的所料，我們當天並沒有到達安塞，到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才走到一個坐落在河灣上的小村莊，四周都是陰森森地俯瞰著的山巒。有好幾排石板屋頂的房子從溪口升起，標語就寫在這些房子的土坯牆上。五六十個農民和目不轉睛的兒童，湧出來迎接我們這個只有一匹驢子的旅隊。
我的那位貧民會的年輕嚮導，決定把我安頓在這裡。他說，他的一頭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應。安塞離這裡還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趕到那裡是不容易的。於是他把我叫託給當地貧民會分會主席照料。我的嚮導和騾夫都拒絕接受任何報酬，不管是白區的錢，還是紅區的錢。
分會主席是位二十出頭的青年，臉色黝黑開朗，身上穿著褪了色的藍布褂子和白褲，露出一雙牛革似的赤腳。他很客氣地招待我。他請我到村公所的一間屋子裡去睡，派人送來熱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謝絕住在這間有臭味的黑屋子裡，請他讓我使用兩扇拆卸下來的門板。我把這兩扇門板擱在兩條板凳上，攤開毯子，就睡在露天裡。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閃耀著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個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與寧靜。因為長途跋涉的疲乏，我倒頭就睡著了。當我再睜開眼睛時，天已破曉。分會主席站在我的身邊，搖搖我的肩膀。我當然吃了一驚，連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過來。「什麼事？」我問。「你最好早一點動身，這裡附近有土匪，你得趕緊到安賽去。」
土匪？我的話已到嘴邊上，正要回答我正是來這些所謂土匪的，這時我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說的土匪，不是指紅軍，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勸說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鬧出在蘇維埃中國給白匪擄去這樣的笑話。這裡需要向讀者作一些解釋。白匪，用國民黨的名詞來說就是民團，正如赤匪用蘇維埃的名詞來說就是游擊隊一樣。國民黨為了要鎮壓農民起義，紛紛組織民團。現在在國民黨在中國、日本人在「滿洲國」都普遍實行保甲制度這個控制農民的古老辦法，民團就是作為保甲制度的一個有機部分進行活動的。
保甲的字面含義就是「保證盔甲」。這個制度規定每十戶農民必須有個甲長，保證他們循規蹈矩，使當地縣長滿意。這是一種連保制度，一個保甲裡的任何一個人如果犯了罪，整個保甲的人都要負責任。當初蒙古人和滿洲人就是用這個辦法統治中國的。用這個方法來防止農民組織反叛，幾乎是無往而不勝。因為保甲長几乎總是富農、地主、開當鋪或放債的，他們是最最積極的，自然不願「擔保」任何具有叛逆傾向的佃戶或債戶。無人擔保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一個無人擔保的人，可以用任何藉口，當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獄。
實際上這就是說，整個農民階級的命運是操在鄉紳階級的手中，後者隨時可以用拒絕擔保的方法來毀掉一個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徵收捐稅維持民團。民團是由地主和鄉紳挑選、組織和指揮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共產主義，幫助收租交谷，包討欠債本息，幫助縣長勒索苛捐雜稅。
所以，每當紅軍佔領一個地方，它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敵人就是民團。因為除了出錢供養他們的地主外，民團沒有什麼基礎，紅軍一到，他們當然就失去了這個基礎。中國的真正階級戰爭，從民團和紅軍游擊隊的鬥爭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為這一個鬥爭往往就是地主和他們以前的佃農債戶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民團的人數有幾十萬，是中國兩百萬左右名義上反共的軍隊的最重要的輔助部隊。
如今紅軍和國民黨軍隊在這一條戰線上雖已停戰，民團對於紅軍游擊隊的襲擊還是繼續不斷。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處，我聽說有許多逃到這些城市裡的地主，出錢供養或親自領導白匪在蘇維埃區活動。他們常常利用紅軍主力不在的機會，作為「共產黨」俘虜向地主和白軍軍官邀功領賞。民團從事冒險活動，主要是為了進行報復和很快的到手錢財，他們在紅白戰爭中以最富於破壞性著稱。無論如何，我個人是不願在自己的身上試驗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雖然不多，但我覺得如果只須幹掉一個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點點現錢、衣服和照相機據為己有的話，這些東西還是有足夠的引誘力，使他們不會放過的。
匆匆地吞下了幾口熱茶和麥餅以後，我跟分會主席所派的另外一個嚮導兼騾夫一同出發。我們沿著一條河床走了一個鐘頭，有時經過一些窯洞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惡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崗的兒童走出來查問我們的路條。接著我們走到了一個巨石圍繞、自然形成的可愛的水潭旁邊，在這裡我遇見了第一個紅軍戰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著繡有一顆金星的天藍色鞍毯的白馬在河邊吃草以外，只有他一個人。這個青年正在洗澡；我們走近時，他很快地跳出來，披上天藍色的褂子，和白布的頭巾，上面有一顆紅星。一枝毛瑟槍掛在他腰際，木盒子柄上垂著一綹紅纓綢帶。他手按著槍，等著我們走進，問嚮導我們有什麼事情。後者拿出他的路條，簡單地說明了我是怎麼被交給他的，那個戰士好奇地看著我，等我進一步解釋。
「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說。「我知道他在安塞。我們還得走多遠？」「毛主席嗎？」他慢吞吞地問。「不，他不在安塞。」接著他看了看我們的後面，問我是不是沒有別人。他弄清楚確實只有我一人之後，態度才自然起來，他微笑著，好像有什麼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對我說：「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塊到縣政府去吧。」
他牽著馬在我身邊走，我自動地更詳細地介紹了我自己，也問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的問題。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衛局裡工作，在這一帶邊境上值班巡邏。那匹馬？這是張學良少帥的「禮物」。他告訴我，最近在陝北的戰爭中，紅軍從張學良的軍隊方面俘獲了一千多匹馬。我又進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歲，當紅軍已經六年了。六年！他該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講啊！
我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外貿誠實的青年，長得很勻稱，紅星帽下一頭烏亮的黑髮。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見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記了問他關於土匪的事情，因為我們很快就談到紅軍在春天的東征山西。我告訴他那次東征在北京所發生的影響，他也告訴我，他在那次驚人的「抗日東征」中的個人經驗，據說紅軍在一個月內增加了一萬五千人。
兩小時後，我們到了安塞，它位於黃河支流膚水的對岸。從地圖上看來，安塞是一個大城，實際上則很小，徒有空牆。街上闃無人跡，到處是斷垣殘壁。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這時劫掠和破壞的證據。但再仔細一看，並沒有放火的痕跡，很明顯這些廢墟年代久遠，不可能是紅軍造成的。姚解釋說：「十年前安塞給大水完全沖毀，全城都泡在水裡了。」安塞的居民沒有再把原來的城廂建築起來，他們如今都住在城外不遠石崖上蜂巢似的窯洞裡。我們到了以後才發現，駐紮在那裡的紅軍一個支隊，已經派去追擊白匪，縣蘇維埃的委員都一到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百家坪去向省裡的一位委員報告工作。姚自告奮勇，護送我去百家坪，我們在黃昏時候到達。
我在蘇區境內已經有一天半了，可是還沒有看見一點戰時緊張的跡象，只遇到過一個紅軍戰士，所看見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從容不迫地從事田間勞動。不過，我是不會給外表所欺騙的。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戰爭中，中國農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繼續種他們的田。所以，當我們轉一個彎剛要走進百家坪，就聽到頭頂上傳來令人膽戰心驚的吶喊聲時，我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我抬頭向傳來兇狠的吶喊聲的地方看去，只見大路上面山坡上有十幾個農民站在一排營房似的房子前，揮舞著長矛短槍和幾支步槍，神情非常堅決。他們要把我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交給行刑隊嗎？還是當作一個真正的訪問者來歡迎？看來我這一個闖封鎖線的人的命運是立刻就要決定了。我對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臉色，因為他忽然大笑起來。他咯咯地笑著：「不怕！不怕！他們不過是幾個游擊隊——正在操練。這裡有一個紅軍游擊隊學校。不要驚慌！」
後來我才知道游擊隊的課程裡，有這中國古代戰爭廝殺吶喊的演習，就好像在《水滸傳》中所描寫的封建時代比武的那樣。在無意中作了這種戰術的物件，親自嚐到了脊樑涼了半截的滋味以後，我可以證明這用來恫嚇敵人還是非常有效的。游擊隊喜歡夜間出動，在天黑突襲時發出這種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紹給我一個蘇維埃工作人員。我剛剛坐下，準備和他開始談話，忽然一個束著軍官皮帶的青年指揮員騎了一批汗流浹背的馬急馳而到，跨下馬背。他好奇地端詳著我。我從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這段冒險經歷的詳細情形。
新來的這個人姓卞，他是安塞赤衛隊隊長。他說，他剛和一百多個民團打了一場遭遇戰回來。原來有一個農民的兒童——一個少年先鋒隊員——跑了好幾里路，筋疲力盡到了安塞，來報告民團已經侵犯縣境。據他報告，民團的頭子是一個真正的白匪！——一個洋鬼子——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說：「我馬上領了一對騎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時後，我們就看見了白匪。他們都跟隨著你」——他一指我——「離你只有兩裡地。可是我們在一個山谷中把他們包圍起來，進行襲擊，俘獲了幾個人，其中有兩個他們的頭子和幾匹馬。其餘的人都向邊境逃去。」他簡單地報告完畢後，他的幾個部下魚貫走進院子，牽著幾匹俘獲的馬。
我開始擔心他會不會真的把我當作帶領那些民團的頭子。我剛從白黨——他們如果在無人地帶捉住了我，一定會叫我是赤黨——那裡逃身出來，僅僅是為了要給赤黨抓住叫我是白黨嗎？
但是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著一臉黑色大鬍子。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囉，你想找什麼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
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那個「鼎鼎大名的」紅軍指揮員，他曾經是個教會學校的高材生。這時如何接待我的問題終於決定了。
二
造反者（上）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鐘，向他說明了我的身份以後，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過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設在附近的一個村莊裡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裡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見到了十幾個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們有些人是游擊隊學校的教員，一個是無線電報務員，有幾個是紅軍軍官。我們吃的有燉雞、不發酵的保麩饅頭、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馬鈴薯。可是像平常一樣，除了熱開水之外，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著大了好幾號的制服，戴著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著我，可是在幾分鐘後，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孩子的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鐘後，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我發現戴著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裡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裡來幫忙。他們不是傭僕。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謝謝你——同志！」我道歉說。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我想，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得生氣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寧兒童團的一個團員。司令部原來是一個不怕轟炸的小屋，四面圍著許多同樣的小屋，農民都若無其事地住在那裡，儘管他們是處在戰區中間，而且他們中間還有個東路紅軍司令。我心裡不由得想，紅軍能夠這樣不惹人注目地開進一個地方，是不是紅軍受到農民歡迎的原因？附近駐紮一些軍隊似乎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村的寧靜。
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哨兵。我到了屋子裡以後看到裡面很乾淨，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著兩隻鐵製的檔案箱，一張木製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哨兵向他報告我的到來的時候，周恩來正伏案在看電報。
「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說。「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給我這樣自由活動的誠意，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懷疑的。我原來以為即使允許我到蘇區去旅行，對於拍照、蒐集材料或訪問談話等總會對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話聽起來太理想了；總歸有什麼地方會出毛病的……
關於我的「報告」，顯然來自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總部。共產黨同中國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漢口、南京、天津等處，都有無線電的交通。他們在白區城市內的無線電臺雖然經常被破獲，國民黨要想長期切斷他們與紅區的通訊聯絡，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據周恩來告訴我，自從紅軍用白軍那裡繳獲的裝置成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之後，他們的密碼從來沒有給國民黨破譯過。
周恩來的無線電臺設在離開他的司令部不遠。他靠了這個電臺和蘇區裡所有各個重要的地方，各個戰線都保持聯絡。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直接通訊，那時朱德的部隊駐紮在西南數百英里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的蘇區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大約有九十個學生正在那裡受無線電工程的訓練。他們每天收聽南京、上海和東京的廣播，把新聞供給蘇區的報紙。
周恩來盤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無線電報推開一邊——據他說，其中大多數是對面山西省黃河沿岸紅軍東線各地駐軍的報告。他動手替我起草一個旅程。寫完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開列著為時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個專案。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他說，「但是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時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裡究竟有什麼可以看呢？難道紅區有這樣遼闊嗎？我嘴裡沒有作聲，但是心裡對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實際結果是，我花的時間比他所建議的還長得多，隨後我還捨不得離開，因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來答應讓我騎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並且給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因為我可以跟著回到臨時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訊部隊同行。我聽說毛澤東和蘇區其他幹部都在那裡，周恩來同意打一個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就要來到。
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儘管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我從周恩來的一位以前的同學那裡，從外國人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與他共事的國民黨人士那裡，瞭解到一些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從周恩來自己身上，我後來還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使我感到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二
造反者（下）
周恩來是一個大官僚家庭的兒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親是個傑出的教書先生，母親不同凡俗（是個博覽群書的婦女，甚至真的喜愛現代文學！），他本人似乎註定要做個讀書人的，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表現出有突出的文學天賦。但是，像他同輩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在民族覺醒的時期裡受的教育，使他的興趣從文學轉移到別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後，中國的單純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了比較嚴重的產物萌芽，這是周恩來便被捲到了社會革命運動中去，這個運動將使中國受到觸及靈魂深處的震動。
他先在南開中學，後在南開大學學會了英語，受到了「開明的」教育，南開大學是天津得到美國教會支援的一所大學。他在班上成績優異，在南開的三年都靠獎學金維持。接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全國爆發起義，產生了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最後是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周恩來作為學生領袖，遭到逮捕，在天津關了一年監牢。
周恩來獲釋後去了法國。他在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在巴黎幫助組織中國共產黨，成了同時在中國成立的這個組織的建立人。他在巴黎學習了兩年，到英國去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接著又到德國學習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國，已是個著名的革命組織者，回國後立即在廣州與孫逸仙匯合，後者當時與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合作，準備發動國民革命。
周恩來二十六歲就成了廣州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領袖人物，被任命為著名和黃埔軍校秘書，做了布留赫爾將軍的親信，布留赫爾將軍當時是黃埔軍校的第一號俄國顧問，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司令。對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來說，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是個剋星。但是蔣介石還是不得不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為周恩來在激進的學員中間影響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進行了北伐，由蔣介石任總司令，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推選的。周恩來奉命去上海準備起義，協助國民軍攻佔上海。周恩來當時是個年方二十八歲的青年，並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很少活動經驗（他是個大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堤，同工人階級素無接觸），更沒有什麼手冊指導他怎樣發動起義，沒有什麼人給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國顧問都留在蔣介石那裡），因此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
共產黨在三個月之內組織了六十萬名工人，可以舉行一次總罷工。總罷工的號召得到了一致的響應，這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這個最大堡壘裡過慣太平日子的居民卻是一次可怕的經歷。但是起義沒有能夠實現。工人們沒有武裝和訓練，不知道如何「佔領城市」。他們得通過經驗體會到需要有工人武裝核心的必要性。軍閥為他們提供了這個經驗。
北洋老軍閥低估了第一次罷工和接著第二次罷工的意義，只砍了幾個腦袋，卻沒有制止工人運動。周恩來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領袖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終於組織了五萬名工人糾察隊，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給二千名幹部進行秘密軍事訓練，把毛瑟槍偷運到市裡，訓練了三百名槍手，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裝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產黨下令舉行總罷工，使上海全部工廠都停閉，又把六十萬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後面去，這是他們一輩子中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而且有戰鬥意志。他們先佔領了警察局，又佔領了兵工廠，接著佔領了警備司令部，最後取得了勝利。有五萬名工人武裝起來了，編成六營革命軍，「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次政變。
這樣，當蔣介石几天以後到達上海近郊時，發現他已不戰而勝，可以進入南市1，從獲勝的工人軍手裡接受政權。這樣，在一個月以後，蔣介石發動他自己的右派政變，開始殺害激進分子時，他的黑名單上名列第一的就是這個把勝利送給他的危險青年，因為這位總司令明白，這個青年也可能把勝利從他手中奪走。這樣就開始了周恩來作為國民黨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國舉起紅旗的那次革命——領導人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