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現為南京監禁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人陳獨秀的兒子）和周恩來在上海起義中的親密合作者有好幾十人被捕處決。據估計「上海大屠殺」人數達五千。[文中是斯諾的原文，當然用的都是當時的時態，用詞是否不當，讀者自己評判——zred]。

這個造反者先逃到武漢，又到南昌，參加組織著名的八一起義，這是中國紅軍的歷史性開端。接著他去了汕頭，那裡的紅色工人已經佔領了華南這個大海港，在周恩來領導下守了十日，抵禦外國炮艦和地方軍閥部隊的進攻。後來他又去了廣州，組織著名的廣州公社。

廣州公社失敗後，周恩來只得轉入地下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終於「闖破封鎖」，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蘇區。他在那裡擔任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政委，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我見到他時他仍擔任這一職務。他在南方進行了多年的艱苦鬥爭，用步槍、機槍、鐵鍬對付轟炸機、坦克、裝甲車，對付作為敵人後援的大城市全部財力，這一英勇的努力是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鐵的意志來代替；後來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終於長征到了西北的紅色新根據地。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麵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建立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說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汙衊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不知怎麼，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得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彷彿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

1外國租界當然沒有遭到攻打，國民黨只佔領了上海的中國人管轄部分。

三

賀龍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就同一隊大約四十名青年一起出發，他們是屬於通訊部隊的，正要護送一批物資到保安去。

我發現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個人員傅錦魁和一個紅軍指揮員李長林有坐騎。也許這話說得並不完全確切：傅錦魁（譯音）在一頭壯實的、但是負擔已經過重的騾子背上擠了一個棲身的地方；李長林騎的一頭驢子，負擔同樣過重；我像騰雲駕霧似的跨在僅有的一匹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時我也沒有多大把握。

我的這頭牲口的弓背像一彎新月，邁步像駱駝一樣緩慢，瘦腿軟弱發抖，隨時可能倒下不起，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們順著河床爬到河邊懸崖上的羊腸小道時，它使我特別擔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動一下重心，我們倆就會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峽谷中去。

李長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狽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馬鞍倒不錯，通知，不過馬鞍下面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抱怨的份兒，因為畢竟我算老幾，能夠騎馬；但是對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說道：「請你告訴我，李長林，你們怎麼能夠起著這種瘦狗去打仗呢？你們的紅軍騎兵就是這樣的嗎？」

「不是！你會看到的！你的牲口‘壞啦’？就是因為我們把這種牲口留在後方，我們的騎兵在前線才不可戰勝！要是有一匹馬又壯又能跑，就是毛澤東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線！我們在後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麼事情都是這樣：槍炮、糧食、農服、馬匹、騾子、駱駝、羊——最好的都送去給我們的紅軍戰士！如果你要馬，同志，請到前線去！」

我決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勸告去辦。「但是，李長林，你自己怎麼不在前線呢？你也‘壞啦’？」「我，‘壞啦’？決不是！但是前線少一個好人比少一匹好馬好辦！」

真的，指揮員李長林看來是個好人，好布林什維克，而且還是說故事的好手。他當紅軍已有十年了，曾經參加過一九二七年的著名的南昌起義，從那時候起，共產主義在中國成了一支獨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揮員旁邊，一起在陝西的山溝溝裡爬上爬下，有時騎著馬，有時下來步行，喘著氣，忍著渴，一邊就聽著他講一個接著一個的趣聞軼事，有時在再三要求和追問之下，他甚至也賞面子說一說自己。

他還是個年輕人，大約三十一、二歲，但是隨著他慢慢地講開了他的經歷，你可能以為他死去活來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開始發現一種後來我在這樣奇怪地鐵一般團結的中國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質。有某種東西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集體的負擔或喜悅，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於他們與別人共自由同患難之中。

可是，如果你瞭解中國，你就認為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是事實，我以後再解釋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

李長林是湖南人，大革命開始時還是個中學生。他加入了國民黨，一直留在黨內，到二七年政變後才加入共產黨。他在香港在鄧發領導下做過一段時期的工會組織者，後來到江西蘇區，成為游擊隊領導人。他在一九二五年時曾奉國民黨之命同一個宣傳隊去做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見「土匪頭子」賀龍，賀龍現在在國民黨報紙上被稱為「劣跡昭著」的賀龍，但當時卻是個極力要爭取的領袖人物。李長林奉命同他的宣傳隊去把賀龍爭取過來，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

「即使在那個時候，賀龍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們坐在一條清涼的溪流旁邊幾棵樹下休息時，李對我說。「他的父親是哥老會1的一個領袖，他的名望傳給了賀龍，因此賀龍在年輕時就聞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傳說他年輕時的許多英勇故事。他的父親是清朝一個武官，一天別的武官請他去赴宴。他把兒子賀龍帶去。做爸爸的吹噓自己兒子如何勇敢無畏，有個客人想試他一下，在桌子底下開了一槍。他們說賀龍面不改色，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我們見到他時，他已在省軍中任職。他當時控制的地區是雲南運鴉片煙到漢口去的必經之道，他就靠抽菸稅為生，不搶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許多軍閥的軍隊那樣強姦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讓他們抽大煙。他們都把槍擦得亮亮的。但是當時習慣用大煙敬客。賀龍本人不抽大煙，但我們到時他把煙具和大煙送上炕來，我們就在煙炕上談革命。我們的宣傳隊長是周逸群，他是個共產黨員，同賀龍有些親戚關係。我們同他談了三個星期。賀龍除了在軍事方面以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是他並不是個無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義，但是他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後才同意加入國民黨。

「我們在他的軍隊裡辦了一個黨的訓練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後來犧牲了。雖然這是一個國民黨的訓練班，但是大多數教員都是共產黨員。入學的學員很多，後來都成了政治領導人。除了賀龍的部隊以外，這個學校也為第三師培養政治委員，第三師歸袁祖銘統率，他當時是左路軍軍長，後來被唐生智的特務暗殺，第三師就交給賀龍指揮。他的部隊這樣擴充後就稱為第二十軍，成為國民黨左派將領張發奎的第四集團軍的一部分。」

李長林說，賀龍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義後才參加共產黨。在這以前不久，他還效忠於汪精衛的武漢（國民黨）政府。但是唐生智、何鍵等鎮壓打倒地主的運動，開始著名的「農民大屠殺」，國民黨軍閥不僅處決共產黨人，而且處決大批農會領袖、工人、學生，這是賀龍才毅然投向共產黨。他出身於貧苦的農民家庭，完全同情窮人，這種屠殺激起他的憤怒。

何鍵現在擔任南京方面的湖南省主席，據李長林說，他是「反革命將領中最殘暴野蠻的一個。他殺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幾萬。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鄉湖南省瀏陽縣，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間他就殺了二萬多農民、學生、工人。我當時就在那裡，所以知道。據說他在自己的家鄉醴陵縣殺了一萬五千。」我心裡想，不知道李長林自己是怎麼逃脫的，於是我就問他。他脫了他的藍布上衣——裡面沒有穿別的——指著一條長長的疤痕。「你瞧，我並沒有完全逃脫，」他笑道。

「南昌起義後賀龍怎樣了？」「他的部隊失敗後，他和朱德轉移到山頭。他們又吃了敗仗。他的殘部去了內地，但是賀龍卻逃到香港。後來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從那裡化了裝回湖南。傳說賀龍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個蘇區。那是早在一九二八年。賀龍躲在一個村子裡，同哥老會的兄弟們策劃起義，這是有幾個國民黨收稅的來了。他就率領村裡的幾個人襲擊收稅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們，解除了他們的衛隊的武裝。從這一事件中，他繳獲了足夠的手槍和步槍來武裝他的第一支農民軍。」

賀龍在哥老會中的名聲遍及全中國。紅軍說，他可以手無寸鐵地到全國任何哪個村子裡去，向哥老會說出自己的身份後，組織起一支部隊來。哥老會的規矩和黑話很難掌握，但是賀龍的「輩分」最高，因此據說曾經不止一次把一個地方的哥老會全部兄弟收編進紅軍。他的口才很好，在國民黨中是有名的。李說他說起話來能「叫死人活過來打仗」。

賀龍的紅二方面軍在一九三五年最後從湖南蘇區撤出時，據說有步槍四萬多支。這支紅軍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長征路上所經受的艱難困苦較之江西紅軍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萬，又有成千上萬的餓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於賀龍的個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國農村的影響，據李說，他的許多部下寧可與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願意離去，在長征路上有成千上萬的窮人參加，填補缺額。最後他率眾約二萬人——大多數赤著腳，處於半飢餓和筋疲力盡狀態——到達西藏東部，與朱德會師。經過幾個月的休整，他的部隊現在又在行軍路上，向甘肅進發，預期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可以到達。

「賀龍的外表怎麼樣？」我問李。

「他是個大個子，像只老虎一樣強壯有力。他已年過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們說他在長征路上揹著許多受傷的部下行軍。即使他還在當國民黨的將領時，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樣簡單。他不計較個人財物——除了馬匹。他喜歡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歡的馬，這匹馬給敵軍俘獲了。賀龍又去打仗奪回來。結果真的奪了回來！雖然賀龍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謙虛。他參加共產黨後，一直忠於黨，從來沒有違反過黨的紀律。他總希望別人提出批評，留心聽取意見。他的妹妹很像他，個子高大，是個大腳女人。她領導紅軍作戰——還親自背傷員。賀龍的妻子也是如此。」

賀龍對有錢人的仇視，在中國是到處流傳的——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紅色游擊隊剛剛開始組成的年代，當時湖南蘇區還沒有處在共產黨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鍵「農民大屠殺」時期許多農民有親友遭到犧牲，或者反動派在何鍵統治下奪回權力後，本人遭到地主的毆打和壓迫，都抱著深仇大恨來投奔賀龍。據說，如果賀龍還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紳都要聞風逃跑，哪怕有南京軍隊重兵駐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為他以行軍神出鬼沒著稱。

有一次賀龍帶到了一個名叫波斯哈德瑞士傳教士，軍事法庭因他從事所謂間諜活動——大概不過是把紅軍動向的情報傳給國民黨當局，許多傳教士都是這樣做的——「判處」他監禁十八個月。賀龍開始長征時，波斯哈德牧師的徒刑還沒有滿期，因此奉命跟著軍隊走，最後刑期滿了以後才在途中釋放，給旅費前往雲南府。使得大多數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師對賀龍並沒有講什麼壞話。相反，據說他說過，「如果農民都知道共產黨是怎樣的，沒有人會逃走。」1

當時正好中午要歇腳，我們決定到清涼宜人的溪水中洗個澡。我們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塊長長的平石上，淺淺的涼水在我們身上潺潺流過。有幾個農民過去，趕著一大群綿羊；頭頂上蔚藍色的天空晴朗無雲。四周一片寧靜、幽美，幾百年來都是這樣的，這種奇怪的晌午時分，只使人感到寧靜、幽美和滿足。

我忽然問李長林結過婚沒有。「我結過婚了，」他慢慢地說。「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國民黨殺死了。」

我開始有一點點懂得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長期地、這樣毫不妥協地、這樣不像中國人地進行戰鬥。我以後在路上還要從其他紅軍旅伴那裡瞭解到更多這方面的情況。

1由約瑟夫·f·洛克轉述給斯諾聽的，他在波斯哈德到達雲南府時曾與他談過話。

四

紅軍旅伴

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即使包括雲南西部在內也是如此。那裡並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許多地方嚴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陝西，一個農民有地可以多達一百畝1，可是仍一貧如洗。在這一帶，至少要有幾百畝地才稱得上是一個地主，甚至按中國的標準來說，他也稱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裡，可以種大米和其他有價值的作物。

陝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也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常發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制，無論從數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很少有真正的山脈，只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2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卻常常像畢加索3一樣觸目，隨著日光的轉移，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陰影和顏色起著奇異的變化，到黃昏時分，紫色的山顛連成一片壯麗的海洋，深色的天鵝絨般的褶層從上而下，好像滿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溝壑中。

第一天以後，我很少騎馬，倒不是可憐那匹奄奄待斃的老馬，而是因為大家都在走路。李長林是這一隊戰士中最年長的，其他都是十幾歲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個綽號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時問他為什麼參加紅軍。

他是個南方人，在福建蘇區參加紅軍六千英里長征，一路走過來的。外國軍事專家都拒絕相信長征是可能的事。但是這裡卻有這個老狗，年方十七，實際看上去像十四歲。他作了這次長征，並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他說，如果紅軍要再長征二萬五千裡，他就準備再走二萬五千裡。

同他一起的一個孩子外號叫老表，他也是從差不多那麼遠的地方江西走過來的。老表十六歲。他們喜歡紅軍嗎？我問他們。他們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們兩人顯然都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紅軍教我讀書寫字，」老狗說。「現在我已經能夠操縱無線電，用步槍瞄準。紅軍幫助窮人。」「就這麼一些？」「紅軍對待我們很好，我們從來沒捱過打，」老表說。「這裡大家都一樣。不像在白區裡，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裡大家打仗是為了幫助窮人，救中國。紅軍打地主和白匪，紅軍是抗日的。這樣的軍隊為什麼有人會不喜歡呢？」

有一個農村少年是在四川參加紅軍的，我問他為什麼參加。他告訴我說，他的父母是貧農，只有四畝田（不到一英畝），不夠養活他和兩個姊妹。他說，紅軍到他村子來時，全體農民都歡迎他們，給他們喝熱茶，做糖給他們吃。紅軍劇團演了戲。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後，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參加窮人的軍隊時，他們並不難過，反而很高興。

另一個少年大約十九歲，在湖南當過鐵匠學徒，外號叫「鐵老虎」。紅軍到他縣裡時，他放下風箱、鍋盤，不再當學徒了，只穿了一雙草鞋、一條褲子就趕緊去參軍。為什麼？因為他要同那些不讓學徒吃飽的師傅打仗，同剝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窮人。紅軍對人民很好，不搶不打，不像白軍。他拉起褲腿，給我看一條長長的白色傷疤，那是戰鬥的紀念。

還有一個少年是福建來的，一個是浙江來的，還有幾個是江西和四川來的，但是大多數是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的已從少年先鋒隊「畢業」，雖然看上去還像孩子，卻已當了幾年紅軍了。有的參加紅軍是為了打日本，有兩個是為了要逃脫奴役，三個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過來的，但是他們大多數人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

接著我同一個班長談話，他是個「大」人，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參加紅軍。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轟炸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燬了。他從田裡回到家裡，發現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別，參加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紅軍游擊隊，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犧牲。

他們來歷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國軍隊相比，是真正的「全國性」的軍隊，後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別編制的。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團結，只不過是時常作為開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們真的吵架。事實上，我在紅區旅行的全部時間中，我沒有看到紅軍戰士打過一次架，我認為這在年輕人中間是很突出的。

雖然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為年紀太輕的緣故。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麼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裡也唱，從農民那裡學新的民歌，這是農民就拿出來陝西琵琶。

他們有的那點紀律，似乎都是自覺遵守的。我們走過山上得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捲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裡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裡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就拿我所見到的來說，農民們對我的紅軍旅伴並無不滿的流露。有些農民似乎還十分友善，非常向著他們——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雜稅大概不無關係。他們很自願地把他們的一點點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蘇區的錢。我們在中午或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當地蘇維埃的主席就立即給我們安排住處，指定爐灶給我們使用。我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士說說笑笑——對中國婦女來說，特別是對陝西婦女來說，這是非常開通的一種現象。

在路上的最後一天，我們在一個青翠的山谷中間的一個村子裡歇腳吃中飯，所有的孩子們都來看他們頭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決定考他們一下。

「什麼叫共產黨員？」我問道。「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開腔道。「還有呢？」「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那什麼叫資本家呢？」這個問題可難住了一個孩子，可是另外一個孩子回答說：「資本家自己不幹活，卻讓別人給他幹活。「這個答覆也許過分簡單化了，不過我繼續問：「這裡有地主和資本家嗎？」「沒有！」他們都齊聲叫道。「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麼？」

「怕我們的紅軍！」

「我們的」軍隊，一個農村孩子說「他的」軍隊？顯然，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中國，又是什麼國家呢？我覺得這是不可信的。誰把這一切教給他們的呢？

我後來看到紅色中國的教科書和遇到聖誕老人徐特立時，終於知道了是誰教給他們的。徐特立曾經擔任過湖南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現在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

事實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見到他，那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隊走下最後的一個山坡，踏進紅色中國臨時首都的時候。

1一華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2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愛爾蘭小說家。3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