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
我在中國的七年中間，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和共產主義運動，人們提出過很多很多問題。熱心的黨人是能夠向你提供一套現成的答案的，可是這些答案始終很難令人滿意。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們可從來沒有到過紅色中國呀。
事實是，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中華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千千萬萬敵軍所組成的一道活動長城時刻包圍著他們。他們的地區比西藏還要難以進入。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省東南部茶陵成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穿過那道長城，再回來報道他的經歷。
哪怕是最簡單的事情，也是有爭議的。有些人否認紅軍的存在，認為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有些人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這是共產黨宣傳的捏造。然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一切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在這樣的宣傳和反宣傳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靜的觀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證據。關心東方政治及其瞬息萬變的歷史的人，都有這樣一些感到興趣而未獲解答的問題：
中國的紅軍是不是一批自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服從並遵守一個統一的綱領，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指揮的呢？如果是的，那末那個綱領是什麼？共產黨人自稱是在為實現土地革命，為反對帝國主義，為爭取蘇維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鬥爭。南京卻說，紅軍不過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究竟誰是誰非？還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對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產黨員是容許參加國民黨的，但在那年四月，開始了那場著名的「清洗」。共產黨員，以及無黨派激進知識分子和成千上萬有組織的工人農民，都遭當時在南京奪取政權的右派政變領袖蔣介石的大規模處決。從那時起，作一個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確實有成千成萬的人受到了這個懲罰。然而，仍有成千成萬的人繼續甘冒這種風險。成千成萬的農民、工人、學生、士兵參加了紅軍，同南京政府的軍事獨裁進行武裝鬥爭。這是為什麼？有什麼不可動搖的力量推動他們豁出性命去維護這種政見呢？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基本爭論究竟是什麼？1
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遊者問的是，他們是不是留著長鬍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裡夾帶土製炸彈。認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沒有？他們有沒有一個徹底的社會主義經濟綱領？他們是斯大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或者兩派都不是呢？他們的運動真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部分麼？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麼？還「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為中國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主義者？
這些戰士戰鬥得那麼長久，那麼頑強，那麼頑強，那麼勇敢，而且——正如各種色彩的觀察家所承認的，就連蔣介石總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認的——從整體說來是那麼無敵，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是什麼使他們那樣地戰鬥？是什麼支援著他們？他們的運動的革命基礎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希望，什麼樣的目標，什麼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頑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戰士的呢？說令人難以置信，是同中國的那部充滿折衷妥協的歷史比較而言的，但他們卻身經百戰，經歷過封鎖、缺鹽、飢餓、疾病、瘟疫，最後還有那六千英里的歷史性「長征」，穿過中國的十二個省份，衝破千千萬萬國民黨軍隊的阻攔，終於勝利地出現在西北的一個強大的新根據地上。
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抱著熱烈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社會先知，還只不過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戰鬥的無知農民？例如，毛澤東，南京通緝名單上的第一號「赤匪」，蔣介石懸賞二十五萬元銀洋不論死活要緝拿到他，他是怎樣的人呢？那個價值這麼高昂的東方人腦袋裡到底有些什麼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佈的那樣，毛澤東真的已經死了嗎？住的，稱作紅軍總司令的這個人的生命在南京看來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又是怎樣的人呢？林彪2這個二十八歲的紅軍天才戰術家，據說在他率領下的紅軍一軍團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他又是誰？他的來歷如何？還有其他的許多紅軍領導人，多次報道已經畢命，可是又在新聞報道中重新出現，不但毫毛無損，而且仍舊在指揮著新的軍隊同國民黨對抗，他們又是些什麼人呢？
紅軍抗擊極大優勢的軍事聯合力量達九年之久，這個非凡的記錄應該拿什麼來解釋呢？紅軍沒有任何大工業基地，沒有大炮，沒有毒氣，沒有飛機，沒有金錢，也沒有南京在同他們作戰時能利用的現代技術，他們是怎樣生存下來並擴大了自己的隊伍的呢？他們採用了什麼樣的軍事戰術？他們是怎樣訓練的？是誰給他們當顧問的？他們裡面有一些俄國軍事天才嗎？是誰領導他們在謀略上不但勝過所有被派來同他們作戰的國民黨將領，而且勝過蔣介石重金聘請來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國防軍頭目馮·西克特將軍領導的大批外國顧問？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援它嗎？如果不支援，那麼是什麼力量在維繫住它的？共產黨在他們的權力已經鞏固的地區實行「社會主義」達到什麼程度？為什麼紅軍沒有攻佔大城市？這是不是證明紅軍不是真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而基本上仍然是農民的造反嗎？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農業人口，工業體系即使不說是患小兒麻痺症，也還是穿著小兒衫褲，在這樣的國家怎麼談得上「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呢？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象國民黨宣傳所說的那樣是被「公妻」的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劇團是怎樣的？他們是怎樣組織經濟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和「紅色文化」又是怎樣的？
紅軍的兵力有多少？真象共產國際出版物所吹噓的那樣有五十萬人嗎？果真如此，他們為什麼沒有能奪取政權呢？他們的武器和彈藥是從哪裡來的？它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嗎？它計程車氣怎麼樣？官兵生活真是一樣嗎？如果像蔣介石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佈的那樣，南京已經「消滅了共匪的威脅」，那末共產黨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國戰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佔領了一塊比以前更大的整塊土地，又怎樣解釋呢？如果共產黨真的是完蛋了，那末，為什麼日本在著名的廣田弘毅3第三點中要求南京同東京和納粹德國締結反共協定以「防止亞洲布林什維化」呢？共產黨是真正「反帝」的嗎？他們真要同日本交戰嗎？在這場戰爭中，莫斯科會幫助他們嗎？或者，像著名的胡適博士拼命說服他在北京的情緒經昂的學生那樣，他們的激烈的抗日口號只不過是爭取公眾同情的詭計和絕望的掙扎，是亡命的漢奸和土匪的最後呼號？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發展是怎樣的？它能成功麼？一旦成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對日本意味著什麼？這種巨大的變化對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會產生什麼影響？它在世界政治上會引起什麼變化？在世界歷史上會引起什麼變化？它對英、美等外國在中國的鉅額投資會產生什麼後果？說真的，共產黨究竟有沒有「對外政策」呢？
最後，共產黨倡議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竟沒有一個非共產黨觀察家能夠有把握地、準確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解答這些問題，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這裡有一個日益使人感到興趣和日益變得重要的值得采訪的訊息，正如記者們在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上發出電訊之餘相互承認的一樣，這是中國的唯一值得采訪的訊息。然而，我們大家對它卻一無所知，實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區同共產黨人發生聯絡極為困難。
共產黨人的頭頂上隨時籠罩著死刑的威脅，不論在上等社會里，或者在非上等社會里，他們都是不會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國租界裡，南京也有出高價僱用的偵探網在那裡活動，其中有g·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樣熱心的反共分子，他原來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國警務處中主要負責偵緝共產黨的人。據說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幾十個共產黨嫌疑犯，大多數年齡在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然後由國民黨當局從租界引渡過去加以監禁或處死。一九三四年南京為了酬答這個有名警察的效勞，授給他一枚寶玉勳章和大量現款作為禮物。中國為了要緝拿本國的激進青年，僱用了不少外國偵探，吉文斯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
我們都知道，要對紅色中國有所瞭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一趟。但我們推託說「沒有法子」。有少數人嘗試過，但失敗了。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認為沒有誰能夠進了紅區後活著回來的。在報紙受到象義大利或德國那樣嚴格檢查和管制的國家裡，長年累月的反共宣傳就有那麼大的力量。
後來，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我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訊息——這後來終於導致蔣介石總司令被扣的驚人事件，扭轉了中國歷史的潮流。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訊息的同時，瞭解到我可能有辦法進入紅區。這需要我立即動身。機會千載難逢，不能錯過。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了九年的新聞封鎖。
我那樣做，確實是有危險的，不過後來報上發表我的死訊，說是「已遭土匪殺害」，那又太誇張了。但是多年來關於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於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麼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說實在的，除了帶著一封給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確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這要經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但是，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中，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我發現我同這個腦袋正好有些聯絡，但是我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不算太高。
就是懷著這種冒險的心情，我出發了。
1國民黨是孫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到二七年所謂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共產黨建立於一九二一年，在國民革命中是國民黨的主要盟友。2林彪後來叛黨叛國，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私乘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3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譯註
二
去西安的慢車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在許多清幽的花園裡，人們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勞苦的、飢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在這裡，飽食終日的外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裡過著喝威士忌酒攙蘇打水、打馬球和網球、閒聊天的生活，無憂無慮地完全不覺得這個偉大城市的無聲的絕緣的城牆外面的人間脈搏——許多人也確實是這樣生活的。
然而，在過去的一年裡，就連北京這個綠洲，也難免那瀰漫於全中國的戰鬥氣氛的侵襲。日本徵服的威脅，在人民中間，特別是在憤怒的青年中間，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議。幾個月以前，我曾經站在那彈痕累累的內城城牆下，看到上萬名學生在那裡集合，他們不顧憲警的棍棒，齊聲高呼：「一致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割華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磚石屏障都阻擋不住中國紅軍試圖穿過山西向長城挺進的這一驚人之舉引起的反響。這次遠征號稱要對日作戰，收復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訶德味道，立即被蔣介石總司令的十一師精銳新軍所攔截，但是，這卻阻止不了那些愛國學生，他們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丟腦袋，大批走向街頭，喊出了那被禁的口號：「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抗日救國！」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敗不堪的火車，身上有點不舒服，可是心裡卻非常興奮。我所以興奮，是因為擺在我面前的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個跟紫禁城的中世紀壯麗豪華在時間上相隔千百年、空間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紅色中國」去。我所以「有點不舒服」，是因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夠弄到的一切預防針。用微生物的眼睛來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發現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隊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的病菌。這五種病在當時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還流傳著令人吃驚的訊息，說淋巴腺鼠疫正在陝西省蔓延開來，陝西省是地球上少數幾處流行這種風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西安府。這個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陝西省的省會，要從北京向西南做兩天兩夜勞累的火車，才能到達隴海路西端的這個終點站。我的計劃是從那裡向北走，進入位於大西北中心的蘇區。在西安府以北大約一百五十英里的一個市鎮——洛川，當時是陝西紅區的起點。洛川以北的地區，除了公路幹線兩旁的幾個狹長地段以及下文將要提到的幾個地點外，已經全部染紅了。大致說來，陝西紅軍控制的地區南到洛川，北到長城；東、西兩邊都以黃河為界。那條寬闊的濁流從西藏邊緣往北流經甘肅和寧夏，在長城北面進入內蒙古的綏遠省，然後曲曲折折地向東流行許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過長城而構成陝西、陝西兩省的分界線。
當時蘇維埃活動的地方，就在中國這條最容易鬧災的河流的這個大河套裡——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和寧夏東南部。這個區域同中國誕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謂歷史的巧合。數千年前，中國人當初就是在這一帶形成統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觀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一個青年人和一個面目端正、留著一綹花白鬍子的老人，坐在我對面呷著濃茶。那個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談起來，先是客套一番，後來就不免談到了政治。我發現他妻子的叔叔是個鐵路職員，他是拿著一張免票證乘車的。他要回到離開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過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據說他家鄉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不是紅軍，雖然四川也有紅軍。我說是土匪。」
「可是紅軍不也就是土匪嗎？」我出於好奇心問他。「報紙上總是把他們稱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報紙編輯不能不把他們稱作土匪，因為南京命令他們這樣做，」他解釋說。「他們要是用共產黨或革命者的稱呼，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紅軍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樣嗎？」
「這個麼，就要看情況了。有錢人是怕他們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稅的，都是怕的。可是農民並不怕他們。有時候他們還歡迎他們呢。」說到這裡，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裡留心地聽著，卻又顯得並不在聽的樣子。「你知道，」他接著說，「農民太無知了，他們不懂得紅軍不過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說話是當真的。」
「那末他們說話不是當真的了？」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松潘取締了高利貸和鴉片，重新分配了那裡的土地。所以，你看，他們並不完全是土匪。他們有主義，這沒有問題。但是他們是壞人。他們殺人太多了。」
這時，那花白鬍子忽然抬起他那溫和的臉孔，十分心平氣和地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得不夠！」我們兩人聽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著他。
不巧火車這時已經快到鄭州，我在那裡得換乘隴海路的車，因而不得不中斷討論。可是，從那時起，我心裡一直在納悶，這位模樣儒雅的老先生有什麼確鑿的證據來支援他那駭人聽聞的論點呢。在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車（這列火車還心，很舒適）在河南和陝西的景象奇異、層層重疊的黃土山中緩慢地爬行，最後開進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車站，我卻整天都在納悶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訪陝西省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一兩年以前，在陝西那些未被紅軍控制的地區，還是個唯我獨尊的土皇帝。他當過土匪，後來經由中國那條許多極有才能的領導人由此上臺的途徑而掌握了權勢，據說也在這條大道上照例發了大財。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幾位先生分享他的權利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滿洲的統治者張學良「少帥」，帶著他的東北軍開到了陝西，在西安府就任這一帶的最高紅軍征剿者——全國剿匪總部副司令。而為了監視這位少帥，又派來了蔣介石總司令的侍從邵力子。這位邵先生便是陝西省的省主席。
在這些人物——還有其他一些人——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均勢。而在所有這些人的背後牽線的，就是那位手段厲害的總司令本人，他力圖把他的獨裁統治擴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滅正在奮鬥中的蘇維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楊和小張兩人的軍隊都消滅掉，用的就是使他們互相殘殺這個簡單的方法——這是政治軍事方面一齣出色的三幕劇，而戲中的主要謀略，蔣介石顯然認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這種估計錯誤——在追求上述目的時有些操之過急，在肯定對手的愚蠢時又有些過分自信——導致蔣介石几個月以後在西安府成了階下囚，聽由這三方面發落！我在下文中要談到總司令被逮的這一驚人事件，說明它怎樣把中國的歷史引導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資五萬的巨石宅第裡會見了楊將軍。當時他沒有帶著太太而是單身住在這所有著多間寢室的拱頂建築物——綏靖公署主任的官邸裡。原來楊虎城也同這個過渡時期的許多中國人一樣，為家庭糾紛所苦，因為他有兩個太太。第一個太太是他年輕時娶的小腳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給他娶的。第二個是象蔣介石夫人那樣的一位活潑而勇敢的女性，年輕貌美，已經是第五個孩子的母親，既摩登又進步，據說從前參加過共產黨，是楊將軍自己看中的。據傳教士們說，在楊將軍這個新居落成的時候，兩個太太看來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們互相憎恨；她們都為他生育了兒子，都有權做他的合法妻子；雙方都堅決不肯搬到那巨石營建的宅第裡去住，除非對方不住在裡面。
在一個局外人看起來，事情好像很簡單：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離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楊將軍還沒有打定主意，因而他還是單身住著。他的這種尷尬處境，在現代中國並不少見。蔣介石同那位有錢的、美國留學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嶺結婚的時候，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這一決定受到了傳教士們的高度讚許，他們從此以後一直在為他的靈魂祈禱。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法是從西方輸入的新穎思想，許多中國人對之仍然要皺眉頭。至於出身草莽的老楊，對於自己的靈魂的歸宿，大約是不如對祖宗的傳統那麼關心的。
決不要以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了。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極能幹的愛國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貼上土匪的標籤。事實上，許多罪大惡極的無賴、流氓、漢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陳腐的詩云子曰的偽善，中國經書上的愚民巫術，爬上顯赫的地位的，儘管他們常常也要利用一個純樸的土匪的有力臂助來達到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楊將軍反正在大多數外國傳教士中間名聲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個壞人。他的革命歷史，說明他原來是個粗魯的農民，可能一度有過崇高的夢想，要大大改變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權以後，卻沒有找到什麼辦法，他聽著他周圍那些食客的進言，也逐漸感到膩味和混亂起來了。不過，他假如有過這樣的夢想的話，他並沒有向我吐露。他拒絕討論政治問題，客氣地委派他的一個秘書陪我參觀市容。再說，我見他的時候，他害著嚴重的頭痛和關節炎，在他這樣多災多難的當口，我當然不想堅持向他提出為難的問題。相反，對於他所處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對他做了簡短的訪問之後，便知趣地告辭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閣下，向他尋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寬敞的衙門的花園裡接見我，經過塵土飛揚的西安街頭的酷熱之後，分外覺得那裡涼爽舒適。我上次見到他是在六年前，當時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幫助我訪問了總司令。從那時起，他就在國民黨裡飛黃騰達起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現在總司令賜給他省主席的殊榮。但是可憐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許多文官當省主席的一樣，他統治的地盤不出省會的灰色城牆——城外的地方是由楊將軍和張少帥瓜分的。
邵力子閣下自己一度當過「共匪」，現在再提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造者。但是我們不應當對他太嚴厲，在那些日子裡，當共產黨是一樁時髦的事情，沒有人十分明白入黨究竟意味著什麼，只知道許多有才華的青年都是共產黨。後來邵力子反悔了；因為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當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腦袋搬家的。此後邵力子便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再也沒有表現出信仰異端的痕跡了。
「現在紅軍怎麼樣了？」我問他。
「沒有留下多少了。在陝西的不過是些殘餘。」
「那末戰事還在繼續？」我問。
「不，現在陝北沒有多少戰鬥。紅軍正在轉移到寧夏和甘肅去。他們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聯絡。」
他把話題轉到西南的局勢，當時那裡的反叛的將領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問他，中國應不應該同日本打仗。他反問道：「我們能打嗎？」接著，這位信佛的省主席將他對日本的看法如實地對我說了，但不允許我發表，正象那時所有的國民黨官員那樣，他們對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訴你，但是不能發表。
這次訪問以後幾個月，可憐的邵力子和他的總司令一起，就為這個抗日問題，被張學良少帥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輕人弄得狼狽不堪，他們不再講理了，不再接受「也許有一天」這樣的答覆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後來也「叛變」的前共產黨員——則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圍困，奮勇拒捕。
可是，在我們那次談話的時候，邵力子對於這一切並沒有透露出半點預感來，我們經過交換意見，在看法上已有極為接近之處，我該向他告別了。我已經從邵力子那裡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經證實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訊息：陝北方面的戰鬥已暫時停止。因此，如果有適當的安排，到前線去應當是可能的。於是我就著手進行這些安排。
三
漢代青銅（上）
西北的危機在我到達西安府大約六個月後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發，富有戲劇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張學良少帥統率下的大軍同他以剿共軍副總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滅的「匪軍」令人驚詫地結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矇在鼓裡，不知道這些奇怪的發展，甚至在蔣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藍衣社憲兵總部，也沒有人知道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西安府的監牢裡關著大約三百名共產黨員，藍衣社還在繼續搜捕。當時空氣極度緊張。到處是特務和對方的特務。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必要秘而不宣這些興奮緊張的日子裡發生的事情，和當初不得已才讓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這裡報道出來。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紅軍戰士。在北京為我用隱色墨水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個紅軍指揮員，但是我沒有見到過他。這封介紹信是通過第三者，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的。但是除了這封介紹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聯絡，只有一個希望。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開啟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
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了，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1。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階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物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瞭解和支援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裡，他的遊說是成功的。這裡就需要介紹一些背景情況，才能說明當時已經達成的秘密諒解的基礎是什麼。
大家知道，張學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還是受人愛戴、為人慷慨、有現代化思想、能打高爾夫球、卻又喜好賭博、吸毒成癮這樣一個性格矛盾的主宰滿洲三千萬人民的軍閥獨裁者。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承認他從他土匪出身的父親張作霖那裡繼承下來的職務，並且還給了他中國軍隊副總司令的頭銜。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開始征服東北，張學良的厄運就開始了。侵略開始時，張少帥在長城以南的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傷寒，無法獨立應付這場危機。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為盟的「大哥」蔣介石總司令。但是蔣介石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打仗，主張不抵抗，向後撤，依賴國際聯盟。張學良當時有病在身，年輕（只有三十三歲），沒有經驗，又受到腐敗無能的食客的包圍，於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意見和南京的命令，結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滿洲，幾乎沒有放一槍來進行保衛。這樣的犧牲使得總司令能夠在南京維繫他自己的搖搖欲墜的政權，開始對紅軍發動新的圍剿。
這就是在中國叫做東北軍的滿洲軍隊的大部轉移到長城以南中國本土來的背景。日本侵略熱河時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張學良當時沒有在醫院裡，其實他是應該住院的。南京沒有給他任何支援，也沒有作抵抗的準備。總司令為了要避免打仗，準備讓熱河也淪於日本之手——結果就是這樣。張學良背了黑鍋，馴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國義憤填膺的情況下，總得有人辭職以謝國人。本來這不是蔣介石就是張學良，結果是張學良屈服下臺，他到歐洲去「考察」一年。
張學良在歐洲所經歷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見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會晤了麥克唐納2，也不是蘇俄愚蠢地不讓他去訪問，而是他治癒了吸毒惡習。他象許多中國將領一樣，幾年前在作戰間隙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要戒菸不是件易事；他沒有時間進行必要的長期治療，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個醫生告訴他可以用打針的辦法治癒。他固然戒掉了煙癮，可是等到療程結束時，這位少帥卻成了一個嗎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瀋陽第一次見到張學良時，他是全世界最年輕的獨裁者，當時他的氣色還不錯。他人很瘦，臉色清癯發黃，但是思想敏捷活躍，看上去精神飽滿。他是公開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實現把日本趕出中國和把滿洲現代化這兩個奇蹟。幾年後他的健康狀況大為惡化。他在北京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他一天用「藥」要花二百元錢——這種藥是特別調變的嗎啡，從理論上來說能夠「逐步減少用量」。
但是在歐洲，張學良取得了一個大勝利，他戒了吸毒惡習。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國時，他的朋友們看到他又驚又喜：他的體重增加了，肌肉結實了，臉色紅潤，看上去年輕了十年，人們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輕時代那個傑出有為的領袖的痕跡。他本來思維敏捷，講究現實，現在他就給他這種頭腦一個發展的機會。他到漢口重掌東北軍的統率權，當時為了打紅軍，東北軍已調到了華中。儘管他過去犯有錯誤，他的部下仍舊熱烈地歡迎他回來，由此可見他人望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