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實行了新的生活習慣——六時起床，鍛鍊身體，每日練武讀書，吃的是粗茶淡飯，過的是簡樸生活。當時東北軍還有十四萬人，他除了同軍官以外，還同部下直接接觸。東北軍開始出現了新面貌。懷疑派逐漸相信，少帥又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認真對待他在回國時立下的誓言：他要把畢生精力用於收復滿洲，為人民雪恥。
與此同時，張學良對總司令還沒有失去信心。在他們的全部交往的關係中，張學良對那個長者始終忠心耿耿，從未動搖，他曾經三次拯救那個長者的政權免於崩潰，而且充分信任那個長者的識見和誠意。他顯然相信蔣介石所說的要收復滿洲，決不再未經抵抗就讓出一寸領土的話。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繼續進行侵略，成立了冀東傀儡政權，併吞了一部分察哈爾，提出了華北脫離南方的要求，對此，南京已經預設了一部分。少帥麾下的官兵甚為不滿，特別是在調到西北繼續對紅軍打不受歡迎的內戰，而對日本卻不開一槍以後，更是普遍嘖有怨言。
在南方同紅軍打了幾個月的仗以後，少帥和他的一些軍官開始有了幾點重要的認識：他們所打的「土匪」實際上是由抗日愛國的能幹指揮員領導的；「剿共」這件事可能要繼續好幾年；一邊同紅軍打仗，一邊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這期間東北軍卻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戰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儘管如此，張學良把他的司令部遷到西北以後，仍開始大舉進攻紅軍。有一陣子他打了幾次勝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間，東北軍吃了大敗仗，據說丟了整整兩個師（一〇一師和一〇九師）和另外一個師（一一〇師）的一部分。成千上萬的東北軍士兵「投向了」紅軍。也有許多軍官被俘，扣了一陣子受「抗日教育」。
這些軍官釋放回到西安以後，大肆讚揚地向少帥作了關於蘇區士氣和組織的報告；特別是關於紅軍有誠意要停止內戰，用和平民主方法統一全國，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給了張學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為加深的是，他的部隊送上來的報告說，全軍都有反對與紅軍作戰的情緒，紅軍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同我們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影響到了東北軍的全體官兵。
與此同時，張學良本人也受到了強烈的左傾影響。他的東北大學的許多學生來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後，他傳話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學生，不論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來。在中國其他地方，進行抗日宣傳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獨在陝西，他們卻受到了鼓勵和保護。張學良的一些年輕軍官也受到學生的很大影響，當被俘的軍官從紅區回來，談到那裡到處都有公開的抗日群眾團體和紅軍在人民中間的愛國宣傳時，張學良開始越來越把紅軍當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敵人了。
據王牧師告訴我，就是在這當兒，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訪張學良，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的。」
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麼？」你敢到這裡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壓出去槍斃麼？」
1這位「王牧師」的這名士董健吾。2當時英國工黨領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譯註
三
漢代青銅（下）
王牧師詳細作了解釋。他說他同共產黨有聯絡，知道許多張學良應該知道得情況。他談了很久，談到他們政策的改變，談到中國需要團結抗日，談到紅軍為了使南京抗日願意作出很大的讓步，因為這一政策，紅軍認識到他們單方面是不能實現的。他建議，由他來安排一次會見，請張學良和某些共產黨領導人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張學良開始時很驚異，後來卻留心地聽了這一些話。他有一個時期以來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紅軍：現在看來他們也顯然認為可以利用他；那麼好吧，也許咱們可以在結束內戰團結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礎上互相利用一下。
最後王牧師還是坐了張少帥的私人飛機飛到了陝北的延安。他進了蘇維埃中國，帶回了一個談判方案。過了不久，張學良本人飛到延安去，見了紅軍指揮員周恩來（關於他的情況下文還要述及）。在經過了同周恩來長時間的詳細討論以後，張學良相信了紅軍的誠意，相信了他們的統一戰線建議的合理可行。
東北軍與共產黨之間的協議的第一步執行就是停止陝西境內的戰事。雙方未經通知對方都不得調動兵力。紅軍派了好幾個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了東北軍的制服，參加了張學良的參謀部，幫助改組他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方法。在王曲鎮開辦了一所新學校，張學良把他部下的低階軍官送去集訓，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和日本如何征服滿洲以及中國因此受到什麼損失的詳細統計。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進學生紛紛來到西安，進了另外一個抗日政治訓練學校，少帥也經常去做演講。東北軍中採用了蘇俄和中國紅軍所採用的政治委員那種制度。從滿洲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頭腦封建的年老高階軍官給撤換了，張學良提拔了激進的年輕軍官來代替他們，指望依靠這些年輕軍官作為建設新軍的主要支柱。在張學良「花花公子」時代包圍他的一些腐敗的阿諛諂媚之徒也由東北大學的熱心認真的學生所代替。
但是這種改革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東北軍不再同紅軍作戰，在陝晉交界處，在甘肅、寧夏，仍有南京軍隊駐紮，激戰仍在進行。張學良與共產黨真正關係的訊息沒有洩露給報界。蔣介石在西安的特務雖然知道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之中，但是他們無法得悉確切的內容。偶爾有卡車開到西安來，載著一些共產黨乘客，但是他們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們都穿著東北軍制服。偶爾有其他卡車離西安去紅區，也沒有引起懷疑；因為這些卡車同其他東北軍區前線的卡車沒有什麼兩樣。
在我到了不久之後，王牧師又一次告訴我，我就是要搭這樣的卡車到前線去。坐飛機的計劃告吹了：這樣做有可能引起少帥難堪，因為如果有一個外國人丟在前線不回來，他的美國飛行員可能嘴快說出來。
一天早晨，王牧師同一個東北軍軍官，或者至少是個穿著東北軍軍官制服的年輕人一起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到西安城外漢朝古城遺址一遊。在旅館外面有一輛掛著窗簾的汽車等著我們，我們進了汽車以後，我看到裡邊坐著一個頭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我們驅車前往漢朝一個皇宮的遺址，在那裡，我們走上了有名的漢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臨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這裡還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頂上的碎瓦片。
王牧師和那個東北軍軍官有幾句話要說，所以他們站在一旁說話去了。那個國民黨官員在我們坐汽車出來的塵土飛揚的路上一直坐在那裡沒有說話，這時向我走了過來，卸下墨鏡，摘掉白帽。我這才看出他相當年輕。他的一頭黑油油的濃髮下面，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他的青銅色的臉上露出了惡作劇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鏡以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偽裝，他並不是個坐辦公室的官僚，而是個戶外活動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氣不大，所以當他走進過來，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時，我沒有想到他的手象鐵抓子似的那麼有力，不僅痛得退縮了一步。我後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
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膊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麼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了嗎？」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他興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東西，結果這種興奮情緒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覺得很尷尬，因為我不知說什麼才好。認出他來了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的中國人！我抱歉地搖搖頭。
他從我的胳膊上鬆開一隻手，用手指指著他的胸膛。「我以為你可能在什麼地方見過我的照片，」他說。「我是鄧發，」他告訴我說——「鄧發！」他的腦袋像後一仰，看著我對這個炸彈的反應。
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
鄧發洩漏了他的身份以後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壓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樣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擊他的特務放在眼裡。他看到我，一個自告奮勇到「匪」區去的美國人感到很高興——不斷地擁抱我。他什麼都願意給我。我要他的馬嗎？啊，他的馬好極了，紅色中國最好的馬！我要他的照片嗎？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給我。我要他的日記嗎？他會帶信到仍在蘇區的妻子，把這一切，還有別的東西都給我。他後來真的沒有食言。
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中國人！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鄧發是個廣東人，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曾經在一艘來往於廣州與香港之間的輪船上當西餐廚師。他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的一個領導人，被一個不喜歡罷工的英國警察打傷了胸口，折斷了幾乎全部肋骨。他接著就成了共產黨，進了黃埔軍校，參加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後到江西參加了紅軍。
我們在那個土堆上站了一個多小時，一邊談話，一邊看著下面綠草掩蓋的皇城遺址。我無法向你形容那一時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衝擊——由於我們所在的環境而這麼強烈，又是這麼奇怪地富有預兆性質，這麼奇怪地超脫於我、超脫於中國的那部分變化無窮的歷史；因為這些共產黨人把這個地方當作我們四個人可以安然無事地碰面的安全場所，似乎是很不協調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邏輯的，而且畢竟是在這裡，在兩千多年以前，當時已經夠激進的大漢族統治著一個統一的、當時是進步的中國，成功地在戰國的混亂中鞏固了一個民族的和文化，使得後代從此以後以漢族子孫自稱，就在這樣的地方會見這個令人驚訝的現代革命年輕戰士，又是多麼合適啊。
就是在這裡，鄧發告訴我由誰護送我去紅區，我一路怎麼走，我在紅色中國怎麼生活，並且向我保證在那裡會受到熱烈歡迎。
「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我們坐車回城裡去的時候我問他。
「不比張學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四
通過紅色大門（上）
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湯池」的高大木頭城門在我們的軍事通行證魔力前面霍地打了開來，拖著門上的鏈條鐺鐺作響。在熹微的晨光中，軍用大卡車隆隆駛過飛機場，當時每天都有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到紅軍防線上空去偵察和轟炸。
對於一箇中國旅客來說，在這條從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會勾起他對本民族豐富多彩的絢爛歷史的回憶。中國最近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竟然選擇在這個地方來決定中國的命運，不可不謂恰當。一小時以後，我們擺渡過了渭河，在這個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膚色發黑的野蠻的人發展了他們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國農村的民間神話裡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傳說。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到了宗蒲縣。大約兩千兩百年前，那個最先「統一」中國的威赫一時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這個築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誕生的。秦始皇第一個把他的國家的古代邊境城牆都連線起來，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偉的磚石工程——中國的萬里長城。
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經過水衝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乾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間骯髒的茅屋裡的土炕1上過了一夜，隔壁屋裡關著豬和毛驢，我自己屋裡則有老鼠，鬧騰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覺。第二天早上剛出城數英里，那片黃土地面便逐層升高，險峻起來，地勢古怪地變了樣。
這一令人驚歎的黃土地帶，廣及甘肅、陝西、寧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區，雨量充分的時候異常肥沃，因為這種黃土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有幾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層。地質學家認為，這種黃土是有機物質，是許多世紀以來被中亞細亞的大風從蒙古、從西方吹過來的。這在景色上造成了變化無窮的奇特、森嚴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隊的猛獁，有的象滾圓的大饅頭，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崗巒，上面還留著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有時甚至嚇人的形象，好像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卻又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奇美的世界。
在這裡，雖然到處可以看見田疇和耕地，卻難得看見房屋。農民們也是在那些黃土山裡藏身的。在整個西北，多少世紀以來已成了習慣，都是在那堅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國人稱之為「窯洞」。可是這種窯洞同西洋人所說的洞穴並不是一回事兒。窯洞冬暖夏涼，易於建造，也易於打掃。就連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為家。有些是有好幾間屋子的大宅，裝置和裝飾華麗，石鋪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線從牆上的紙窗透進室內，牆上還開有堅固的黑漆大門。
在那輛顛簸的卡車裡，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坐在我身旁，在離洛川不遠的地方，他將那樣一個「窯洞村」指給我看。那地方離汽車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間只隔著一個深谷。
「他們是紅軍，」他向我透露說。「幾個星期以前，我們派一隊人到那裡去買小米，村子裡的人一斤也不肯賣給我們。當兵的笨蛋就動手搶了一些。他們退出村子的時候，農民便開槍打他們。」他用雙臂畫了一條大弧線，把國民黨軍隊駐守的許多堡壘——構築在山頂上的機槍陣地——嚴密保護下的公路兩邊的一切都包括在裡面。「赤匪，」他說，「在那邊，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盤。」
我懷著更加濃厚的興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為幾小時之內，我就要踏進那莫測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邊去了。
在路上，我們遇見了一〇五師的一些部隊，他們都是東北人，正從延安回到洛川去。他們是瘦削而結實的青年，大多數比一般中國士兵的身材高些。我們在路邊的一家小客店歇下來喝茶，有幾個士兵在那裡休息，我在他們的附近坐了下來。他們是剛從陝北的瓦窯堡回來的，在那裡曾經和紅軍發生過遭遇戰。我聽到了他們相互間談話的一些片斷。他們是在那裡談論紅軍。
「他們吃得比我們好得多，」一個說。「是的，他們吃的是老百姓2的肉呀！」另一個答道。「那沒有關係，不過是少數地主，反而有好處。我們到瓦窯堡去，有誰感謝我們呢？是地主！你說是不是？我們為什麼要為那些有錢人送命呢？」「他們說現在有三千多東北軍已經加入他們一邊了……」「這又是他們有理的一件事。我們除了打日本人，同誰也不想打的，為什麼我們要打起自己人來呢？」一個軍官走了過來，於是這番引人入勝的談話就中止了。那個軍官命令他們上路。他們揀起了他們的槍，拖著腳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們也坐車走了。
第二天午後不久，我們到達延安，在長城以南約四百華里3，陝北唯一可以通車的道路到這裡便是終點。延安是一個歷史名城，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從北方來的游牧部落曾經通過這裡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大軍也曾經通過這裡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個理想的要塞，它位於一個深谷中間，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堅固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山巔。現在，城牆上新建了許多工事，象蜂窩一樣，工事裡一挺挺機槍都對著不遠地方的紅軍。公路以及與公路直接毗連的地方，那時仍然在東北軍手裡，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斷聯絡的。蔣介石總司令對紅軍進行了封鎖，紅軍利用封鎖來對敵人進行反封鎖，據說有數以百計的人活活地餓死。
就是用飛機來對付周圍的紅軍也證明是不起作用的。紅軍把機關槍架在山頂——因為他們沒有高射炮——結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飛行員來給城裡空投供應時，不得不飛得極高。事實上，大多數的供應品都落在紅軍手裡，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了一個市場，將食物賣回給城裡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外國駕駛員，因怕機關槍的高射，也有點膽怯起來，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府看見少帥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機滿身都是彈孔，我對那飛行員深表同情。
紅軍對延安4的長期包圍，是在我到達那裡以前幾個星期才解除的，但是從居民的面有菜色，從店鋪裡的貨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門緊閉，還可以明顯地看到圍城的跡象。食品極少，價格高昂。可以買到的那一點東西，都是因為同紅軍游擊隊達成暫時的休戰而得到的。當時曾達成協議，東北軍不在這條戰線上向蘇區發動攻勢，作為交換條件，蘇區的農民開始出售糧食和蔬菜給那飢餓的剿共軍隊。
我有到前線訪問的證件。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離開延安，到「白軍」前線去，那裡的軍隊限於防守陣地，沒有前進的意圖。到了前線後，我打算岔入一條據說是商販偷運貨物出入蘇區的山道。
1中國房屋中土壘的平臺，一頭有灶，下面有迷宮一樣的彎彎曲曲的煙道，可以把土炕燒暖。2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個姓氏」，中國口語中指鄉下人。3一華里約等於三分之一英里。4延安後來為紅軍所佔領，現在（一九三七年）是紅區臨時首都。
四
通過紅色大門（下）
我如願以償，安然通過最後一個崗哨，進入無人地帶——這個經歷，我要是如實地敘述出來，就可能給那些幫助我前去的國民黨方面的人造成嚴重困難。現在我只消說，我的經歷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辦到，只要照中國的方式去辦。因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我確實已經把最後一架國民黨的機關槍拋在後邊，走過那個把「紅」「白」兩區分開的狹長地帶了。
跟著我的，只有一個騾夫，他是我在延安僱來的。他答應把我簡單的行李——鋪蓋卷、一點吃的、兩架相機和二十四卷膠片，運到紅軍游擊隊的第一個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還是白匪，不過他的樣子的確像個土匪。幾年以來，這一帶反覆被那兩種顏色的軍隊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過赤匪就是做過白匪——也許兩者都做過。我決定最好是不要問莽撞的問題，只是乖乖地跟著他走，希望一切順利。
我們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走了四個小時，一路沒有見著一個人影。那裡根本沒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兩邊巖壁高聳，溪水就在中間湍急地流過，在巖壁上面就是險峻的黃土山。要結果掉一個過分好奇的洋鬼子，這是一個好去處。使我惴惴不安的一個因素，是那個騾夫對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羨慕。
「到啦！」他突然轉過頭來大聲說。這裡，巖壁終於消失，一個狹小的山谷展現在我們面前，山谷裡一片綠油油的麥苗。「我們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著他的前面望去，看見一座小山的山邊有一個黃土村落，縷縷青煙從村裡那些高大的泥煙囪裡裊裊上升，那些煙囪象長長的手指一樣豎立在峭壁的面前。幾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那裡。
一個年輕的農民，頭上包著一條白毛巾，腰間插著一支左輪手槍，從村裡走出來，驚愕的望著我，問我是誰，到那裡去幹什麼？「我是個美國記者，」我說。「我要見這裡的貧民會主席。」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回答說：「haip'a！」
我過去聽到中國人說「haip'a」就只有一個意思：「我害怕！」我心裡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該感到怎麼樣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來他的話不是這個意思。他回過頭來問那騾夫我是什麼人。
那騾夫把我說過的話重說了一遍，還添枝加葉地說了些他自己的話。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農民的臉色和緩下來了。這時我發現他確實是個長得很英俊的小夥子，皮膚黝黑髮亮，牙齒整齊潔白。他好像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膽怯的農民不屬於一個族類。他那雙炯炯有神的快樂的眼睛含著一種挑戰的神情，他還有一定的嚇人氣派。他的手慢慢地從槍柄上移開，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見的人，」他說。「我就是主席。請進來喝口熱茶吧。」
這些陝西山區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盡是發音含混的口語，但是他們懂得「白話」——中國的官話，他們自己的話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聽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幾次談話的努力之後，他漸漸地現出能夠領會的神情，我們的談話就有了順利的進展。不過在我們的談話當中，偶爾又會出現haip'a一詞。我一時顧不上問他到底害怕什麼。等到我最後問清這個問題時，我這才發現陝西山區方言中的haip'a等於官話中的puchihtao（不知道）。這個發現使我感到很滿意。
我坐在鋪著炕氈的炕上，向我的主人進一步談到我自己和我的計劃。過了不久，他就顯得沒有什麼疑慮了。我想去縣政府所在地安塞，當時我以為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就在那裡。他能不能給我找一個嚮導和一個騾夫。
他答應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不過我不能在大熱天趕路。太陽已經升到當空，天確實是非常熱，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說，我吃了東西沒有呢？說實在呢，我餓極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氣，接受了他的邀請，第一次同一個「赤匪」一道吃飯。我的騾夫急於回延安去，我把錢付了給他，跟他告別。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後一個聯絡環節告別，從此要有許多星期不跟它發生接觸。我已破釜沉舟，決心跨進紅區了。
我現在已經完全落入劉龍火先生（我後來知道這就是那位青年農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樣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強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們開始從附近的窯洞裡陸續過來。他們穿著同樣的裝束，帶著同樣的武器，好奇地看著我，聽見我說話的怪腔怪調，都呵呵大笑。
劉龍火拿煙、酒、茶來招待我，向我提出無數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們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機、鞋子、毛襪、我的布短褲的質料，不時發出讚美的聲音；對於我的卡其布襯衫的拉鏈，更是讚不絕口。總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頭不論看起來是多麼可笑，顯然非常實用。我不知道「共產主義」在實踐上對這班人意味著什麼，我準備眼看我的這些東西很快地被「共產」——但是當然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我幾乎可以肯定，我受到嚴密檢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邊境所受到的海關檢查要愉快的多）是為了要證實他們以前的一種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議。
不到一個小時，他們端來了一大盤炒雞蛋，還有蒸卷、小米飯、一些白菜和少量烤豬肉。我的主人為飯菜簡單而表示歉意；我則為我的食量不同尋常而表示歉意。其實後面這一點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我必須飛快運用我的一雙筷子，才能趕上貧民會的那些好漢呢。
龍火告訴我，說安塞離那裡不過「幾步路」，儘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說等一等以外，沒有其他辦法。等到一個年輕的嚮導和騾夫終於到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下午四點鐘了。臨走時，我想把飯錢付給劉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絕了。
「你是一位外國客人，」他解釋說，「而且你是來找我們的毛主席的。再說，你的錢也沒有用處。」他對我手裡拿著的紙幣瞟了一眼，問道：「你沒有蘇區的錢嗎？」聽我回答說沒有，他就數了共值一元錢的蘇區紙幣說，「這個你拿去，你路上會用得著的。」我拿一元國民黨的錢和劉先生交換，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謝，然後跟在我的嚮導和騾夫後邊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邊氣喘喘地爬山，一邊對自己說。「到現在為止，一切順利。」我已闖進了紅色大門。這件事多麼簡單！
但是在我的前面等待著我的是一場險遭不測的事件，以致後來謠傳我被土匪綁架殺掉了。其實，土匪早已在那寂靜的黃土山壁後邊跟蹤著我了——只不過不是赤匪而是白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