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每個人對於這個事件確實都有一些看法，因為在美國每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進行民意測驗的時候這些看法往往特別有用。但這些看法和18或19世紀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許稱它們為「情緒」可能更合適些，這就是為什麼每個星期這些看法都會改變的緣故，這一點從民意測驗的結果中不難看出。電視通過創造出一種可以被稱為「假資訊」的種類改變了「得到訊息」的含義。我這裡所說的「假資訊」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克格勃的特工們所說的「假情報」，意思幾乎完全一樣。假資訊並不意味著錯誤的資訊，而是意味著使人產生誤解的資訊——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於表面的資訊——這些資訊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我並不是說電視新聞在故意矇蔽美國人，我想說的是，當新聞被包裝成一種娛樂形式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矇蔽作用。我前面說過，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資訊，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於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資訊，而且在於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麼是資訊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麼做呢？

從下面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樣被迷惑的。1983年2月15日《紐約時報》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blockquote里根誤述無人關注/blockquote文章是這樣開頭的：blockquote里根總統的助手們過去常常因為總統先生對於其政策及時事做出錯誤甚至誤導的評述而感到驚恐萬分。現在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了。其實，總統先生還是照舊發表值得爭議的觀點，但報界對此不再像過去那樣窮追不捨。據白宮官員分析，報紙減少報道反映了公眾興趣的減退。/blockquote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新聞報道，還不如說是關於新聞的報道，最近發生的事情也證明了這篇文章想要傳遞的不是羅納德·里根的魅力。它告訴了我們新聞是怎樣被定義的，我相信，不論是自由論者還是早些時候的獨裁者看到這篇文章都會感到震驚。沃爾特·李普曼在1920年寫過：「無法察覺謊言的社會是沒有自由的。」儘管他對恢復18和19世紀的那種公眾話語持悲觀態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馬斯·傑弗遜都同意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報界訓練有素並可以充當測謊儀，那麼公眾對於總統的誤述一定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認為，如果有了測謊的方法，公眾就不可能對謊言的結果無動於衷。

但他的假設不適用我們上述的例子。報道白宮動態的記者們很願意也能夠發現謊言，他們的報道足以讓公眾瞭解真相併激起義憤，但現在的問題很明顯是公眾拒絕表示興趣。對於那些有關白宮謊言的新聞報道，公眾會用維多利亞女王著名的一句話作答：「我們不覺得好笑。」但是在這裡，這句話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並不一樣，這裡的意思是「不好笑的東西不值得他們關注」。也許，如果總統的謊言能夠用圖片展示出來並伴以音樂，公眾就可能驚訝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對政府政策的錯誤解釋被拍成一部像《驚天大陰謀》那樣的電影，如果電影裡再出現幾個洗錢的惡棍，觀眾的興趣就一定會大增。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尼克松總統在自己的謊言被「水門事件」聽證會上的磁帶徹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現得非常鎮定。但我們這裡沒有這樣具有戲劇性的東西，里根總統只是說了不完全屬實的東西，這裡面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

但這裡我們還是應該指出其中的微妙之處。總統的很多「誤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語境中，兩種不同的解釋不可能都是正確的。「同一語境」是個關鍵詞，囚為只有通過語境我們才能判斷出一個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這樣一個人，他一會兒說在橘子和蘋果中他更喜歡橘子，一會兒又說在橘子和蘋果中他更喜歡蘋果。如果一句話是在選擇牆紙圖案時說的，另一句話是在選擇做甜點的水果時說的，我們就會說這兩種意見是相反的，它們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這兩句話是在同一個前後連貫的語境中說的，那麼它們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時成立。簡單地說，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備一些條件，只有在一個前後連貫的語境中，觀點和事件彼此相關，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語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麼自相矛盾也會隨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輕學生們關於他們寫作的對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幫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觀點。我說：「你看，在這一段裡你這樣說，在那一段裡你又說了相反的話，到底應該是什麼？」他們很有禮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們被我提出的問題弄糊塗了，而我緊接著也被他們的回答弄糊塗了。他們說：「我知道，但一個是在那裡，一個是在這裡。」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認為「這裡」和「那裡」，「此時」和「彼時」，一個段落和另一個段落，都應該是彼此相連、前後貫通的，都屬於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這是印刷術話語的方式，印刷術是我「來自」的世界，他們都這麼說。而他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話語世界：電視中「好……現茌」的世界。在他們的世界裡，一切都是沒有連貫性的。存這樣一個被割裂的世界裡，我們無法通過識別自相矛盾來檢驗正誤，因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們已經徹底地適應了電視中「好……現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立存在的，被剝奪了與過去、未來或其他任何事件的關聯——連貫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條件也隨之消失了。在沒有語境的語境中，它只能消失。沒有了自相矛盾，公眾怎麼可能對總統這會兒說什麼、那會兒說什麼感興趣呢？任何新聞都只是舊新聞的改寫，沒有什麼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記者們面對公眾的漠然所表現出來的迷惑不解。這整個事情極富諷刺意義，那些把世界分解開來的人們現在正想方設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們驚訝地發現，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面對這樣的局面，像喬治·奧威爾這樣思想敏銳的人可能也會不知所措了。這根本不是「奧威爾式」的情況。新聞界沒有成為總統的掌中之物，《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沒有變成《真理報》，美聯社沒有變成塔斯社，而且這裡也沒有「新話」。[4]謊言沒有被定義成真理，真理也沒有被定義成謊言。真正發生的是公眾已經適應了沒有連貫性的世界，並且已經被娛樂得麻木不仁了。奧爾德斯·赫胥黎對這樣的情況不會感到吃驚，他早就預見了它的到來。他相信，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消亡，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這一點，而奧威爾則沒有。公眾沉醉於現代科技帶來的種種娛樂消遣中，對於自相矛盾這種東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為了這樣的公眾，處心積慮掩蓋事實顯然是多此一舉。雖然赫胥黎沒有明確指出電視在這當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會很贊成羅伯特·麥克尼爾的話：電視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解憂丸」。[5]控制人們的不是「老大哥」，而是電視上的「好迪都迪」。[6]

我並不是說公眾資訊失去重要性都是電視之過。我的意思是，電視是我們瞭解公眾資訊的樣板。和早些時候的印刷機一樣，電視已經獲得了定義新聞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還決定了我們如何對新聞做出反應。在把新聞包裝成雜耍的同時，電視也引誘其他媒介這樣做，於是整個資訊環境都變成了電視的一面鏡子。

例如，美國非常成功的全國性報紙《今日美國》，就是完全按照電視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擺在類似電視機的東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地短，它的版面設計大量使用照片、圖表和其他影像，有的還是彩色的。它上面的天氣預報圖簡直稱得上是一種視覺享受；它的體育版上無聊的資料多得可以讓電腦發瘋。結果，創刊於1982年9月的《今日美國》已經一躍而成為美國第三大日報(這是發行審計局截止到1984年7月公佈的結果)，遠遠超過了《每日新聞》和《華爾街日報》。偏好傳統的記者們批評它膚淺誇張，但該報的編輯們對印刷術時代的標準繼續不管不顧。該報的總編約翰·奎恩說：「我們並不想得大獎，何況他們也不會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頒獎。」這是他們為電視認識論產生的共鳴而獻上的禮讚：在電視時代，段落已經成為報紙上新聞的基本單位。而且，奎恩先生也不必為不能得獎過於煩惱，隨著其他報紙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給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頒獎的日子估計也不會太遠了。

我們這裡還應該注意到，一些新出現的成功雜誌，如《人物》和《美國》，不僅僅是電視型印刷媒介的典範，而且它們對於電視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電視告訴雜誌「新聞是一種娛樂」，雜誌轉而告訴電視「只有娛樂才是新聞」。有些電視節目，如《今夜娛樂》，把關於藝人和名人的資訊轉換成「嚴肅」的文化內容，這就使新聞的娛樂性更完整了：新聞的形式和內容都成了娛樂。

在赫胥黎筆下充滿現代技術麻醉劑的世界中，廣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類。廣播本身的特點使它非常適合傳播理性而複雜的語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廣播已經完全被音樂俘虜外，我們還發現了一個讓人心寒的事實：廣播給予我們的語言日漸顯得原始凌亂，很多時候只是為了引起本能的反應，也就是說，無所不在的搖滾音樂代替了語言而成為廣播的主要收入來源。在現在流行的、觀眾來電點播節目中，觀眾的語言不過是一種類人的咕噥聲。這樣的節目沒有內容，但也許還有一點考古意義，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知道尼安德特人[7]之間的對話大概是什麼樣的。而且，在電視的影響下，廣播新聞的語言也越來越脫離語境，變得斷斷續續，所以人們瞭解這個世界的途徑被有效地截斷了。在紐約市，wins廣播電臺請求聽眾：「給我們22分鐘，我們將給你整個世界。」他們說這句話時是誠懇的，聽眾們也不會把這個口號看作是痴人說夢。

於是，我們將快速地進入到一個真正可以被稱為「歡樂問答」的資訊環境。這個被稱為「歡樂問答」的遊戲使瑣碎的事實作為娛樂的源泉，我們的新聞也一樣。歷史已經證明，一個文化不會因為假資訊和錯誤觀點而滅亡，但歷史從來沒有證明過，一個自認為可以在22分鐘內評價整個世界的文化還會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聞的價值取決於它能帶來多少笑聲。

[1] 麥克尼爾，《電視是否縮短了我們的注意廣度》，《紐約大學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2頁。

[2] 阿亞托拉(ayatollah)，對伊朗等國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的尊稱。

[3] 沙(shah)：伊朗國王的稱號。

[4] 「新話」(newspeak)：指以模稜兩可和自相矛盾為特點的宣傳語言，源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

[5] 原文為「soma」，是奧爾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為了解除煩憂服用的一種藥丸。

[6] 原文為「howdydoody」，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最受兒童歡迎的電視節目。

[7]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古人類化石，在人類發展史上屬早期智人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