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幽默家h·阿蘭·史密斯曾經說過，在英語語言讓人討厭的詞中，最可怕的是「呃噢」。想像一下，外科大夫看著你的x光片，緊鎖著眉頭說一聲「呃噢」，你會是什麼感覺？我想說的是，本章的題目「好……現在」也像「呃噢」一樣可怕，甚至更可怕，因為說這幾個字的時候，人們不會緊鎖眉頭，而是帶著一種弱智者般的笑容。這個表達方式，如果可以這樣評價它的話，是為我們的語法增添了一種詞類，一種無法連線任何東西的連詞，相反，它把一切都分割開來。它已經成為當今美國公眾話語支離破碎的一種象徵。

「好……現在」常被用於廣播和電視的新聞節目，目的在於指出我們剛剛看到或聽到的東西同我們將要看到或聽到的東西毫無關係。這個表達方式讓我們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這個由電子媒介勾畫出來的世界裡不存在秩序和意義，我們不必把它當回事。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政治錯誤，只要新聞播音員說一聲「好……現在」，一切就可以馬上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更不要說是引人入勝的球賽比分或預告自然災害的天氣預報了。通過說「好……現在」，新聞播音員的意思是我們對於前一個新聞的關注時間已經夠長了(大約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說90分鐘)，你應該把注意力轉向其他的新聞或廣告。

「好……現在」這種世界觀不是電視首創的，它是電報和攝影術媾和的產物，但卻是通過電視才得到充分的滋養並逐漸成熟的。在電視上，幾乎每半個小時就是一檔獨立的節目，在內容、背景和情緒上都同前後的節目毫無關係。也許是因為電視節目的價碼是根據分秒計算的，也許是因為電視使用的是影像而不是文字，也許是因為為了讓觀眾可以隨時開始或結束觀看，電視上的節目幾乎每八分鐘就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單元。看電視的時候，觀眾很少需要把上一時間段的思想或情緒帶到下一個時間段。

當然，在電視的「今日新聞」中，我們可以看見「好……現在」這個話語模式以它最大膽也最讓人尷尬的方式出現。在這裡，我們看見的不僅是零散不全的新聞，而且是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價值、沒有任何嚴肅性的新聞，也就是說，新聞成了純粹的娛樂。

假設一下，如果你有機會為某個電視臺製作一檔電視新聞節目並要吸引儘可能多的觀眾，你會怎樣著手呢？首先，你要選擇演播人員，每個人都必須有一張「可愛」、「可靠」的臉。從那些應聘的人交來的特大光面照片中，你可以淘汰掉那些相貌不適合每晚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的人。這意味著不漂亮的女人或50歲以上的女人、禿頂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那些鼻子太長、兩隻眼睛靠得太緊的人都要被排除在外。換句話說，你要做的是要集合一群會說話的時髦髮型。至少，你不會選擇那些在雜誌封面上不受歡迎的臉。

克里斯廷·克拉夫特就有這樣一張符合要求的臉，所以她應聘了堪薩斯市kmbc電視臺的聯合主持人職位。後來她以性別歧視的罪名把該電視臺告上了法庭，據她的律師說，該電視臺的管理層「喜歡克里斯廷的相貌」。她是1981年1月被聘用的，同年8月由於調查顯示她的相貌「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而被解聘。「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和新聞又有什麼關係？不論是對於電視新聞還是任何其他電視節目，「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樣的：觀眾不喜歡看節目中的表演者。這句話還意味著觀眾不信任表演者，該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臺表演，我們就更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演員的表演讓觀眾覺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聞節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著什麼呢？聯合主持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我們又是憑什麼東西來判斷表演不夠逼真呢？觀眾會不會認為播音員在撒謊，或報道的事件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或他隱瞞了什麼重要的資訊？

想到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報道的真實性要取決於新聞播音員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讓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種風俗，帶來壞訊息的人要被驅逐或殺死。難道電視新聞節目通過一種奇怪的方式又恢復了這樣的傳統嗎？如果我們不喜歡播報新聞的人，是否也要驅逐他呢？難道電視為了迎合觀眾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嗎？

如果上面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值得認識論者注意了。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電視為真實性提供了一種新的定義：講述者的可信度決定了事件的真實性。這裡的「可信度」指的並不是講述者曾經發表過的言論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它只是指演員/報道者表現出來的真誠、真實或吸引力(需要具備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特點)。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它不僅僅限於真理如何在電視新聞節目中得到體現。如果在電視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實而成為檢驗講述是否可信的決定性因素的話，那麼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就不必關心事實真相，而只要努力讓自己的表演達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我懷疑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蒙羞，不是因為他撒謊，而是因為他在電視上表現得像個撒謊者。如果這是真的，沒有人心裡會覺得踏實，連最痛恨尼克松的人恐怕也不會例外，因為這也意味著其他的可能性：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謊，事實上說的卻是實話；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說實話，其實卻是在撒謊。

作為電視新聞節目的製片人，你必須意識到這些問題，你必須按照大衛·梅里克和其他成功製片人的標準慎重選擇演播人員。和他們一樣，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節目的娛樂價值上。例如，你要為節目選擇一個音樂主題。所有的電視新聞節目的開始、結束或中間都要插入一段音樂。我發現很少有美國人會覺得這樣的做法奇怪，這足以證明嚴肅的公眾話語和娛樂之間存在的分界線已經蕩然無存。音樂和新聞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播放音樂？我想，這可能是和在戲劇和電影中使用音樂的道理是一樣的——製造一種情緒，為娛樂提供一個主題。如果沒有音樂——就像有時電視節目中會插播新聞字幕一樣——觀眾會猜想一定是什麼真正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例如死人之類的，但只要有音樂在，觀眾就知道沒什麼了不得。事實上，報道的事件和事實的關係充其量就像劇情和戲劇的關係一樣。

其他的幾個特點也驗證了新聞節目是一種為了娛樂觀眾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條新聞佔用的時間平均為45秒。雖然簡短並不總是意味著缺乏重要性，對於新聞來說卻就是這麼回事，因為要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裡報道一個具有相當嚴肅性的事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電視新聞並不想提醒觀眾某條新聞有嚴肅的內涵，否則觀眾在新聞播完後還必定要繼續思考，這樣就會妨礙他們觀看下一條新聞。其實，觀眾並沒有什麼機會分出幾秒鐘進行一些思考，因為電視螢幕上的影像會源源不斷地出現。影像的力量足以壓倒文字並使人的思考短路。作為一個電視製片人，你要通過影像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被帶進警察局的殺人嫌犯，受騙上當的顧客怒氣衝衝的臉，從尼亞加拉大瀑布上滾下來的桶(裡面據說有一個人)，從直升機上下來踏上白宮草坪的總統——這些都是足夠精彩的畫面，完全符合娛樂節目的要求。當然，這些畫面並不一定要說明新聞的要點，也不需要解釋為什麼選擇這些畫面。鏡頭本身就是理由，這是每個電視製片人都明白的道理。

同樣重要的還有一點，那就是，播音員在為電視節目配上開場白或收場白的時候，不要停下來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發抖，否則就無法達到一種高度的不真實感。確實，很多播音員似乎並不明白他們所說內容的意義，他們播報地震、大屠殺和其他災難新聞的時候往往保持一種固定不變的、得體的熱情。如果播音員流露出任何恐懼或憂慮，觀眾一定會寢食不安。在「好……現在」這種文化中，觀眾其實是播音員的合作伙伴，他們希望播音員在扮演其角色時要表現出說得過去的嚴肅性，但同時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義。在電視觀眾這方面，就像看戲的觀眾不會因為舞臺上的角色說有個殺人犯在附近居民區流竄就慌忙打電話回家一樣，他們絕不會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當真。

觀眾還知道，不管有的新聞看上去有多嚴重(例如，在我寫作本文的這天，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將軍宣稱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核戰爭無法避免)，它後面緊跟著播放的一系列廣告就會在瞬間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讓它顯得稀鬆平常。這是新聞節目結構的一個關鍵，它有力地反駁了電視新聞是一種嚴肅的公眾話語形式的言論。如果我寫到這裡停下來，告訴你我過一會兒再繼續我的討論，然後開始以聯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名義寫幾句話，你會怎麼看待我，怎麼看待我的這本書？你肯定會認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這本書。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設在每一章中重複幾次，你一定會認為這整本書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們為什麼沒有覺得電視節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們希望書和其他一些媒介(如電影)應保持口氣上的一致以及內容上的連貫，而對電視節目就沒有這樣的要求，尤其是對電視新聞。我們已經習慣了電視的不連貫性，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會因為播音員在播完有關核戰爭無法避免的新聞之後說「巨無霸廣告後我們再見」而厥倒。我們幾乎無法想像這樣的情況會對我們的世界觀產生怎樣的危害，尤其是對那些過於依賴電視瞭解這個世界的年輕觀眾。在看電視新聞的時候，他們比任何其他觀眾群體都更願意相信，所有關於殘暴行為和死亡的報道都是誇大其詞的，都不必當真或做出理智的反應。

我必須指出，掩藏在電視新聞節目超現實外殼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論，這種理論以一種拋棄邏輯、理性和秩序的話語為特點。在美學中，這種理論被稱為「達達主義」；在哲學中，它被稱為「虛無主義」；在精神病學中，它被稱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臺術語來說，它可以被稱為「雜耍」。

對於那些認為我在這裡誇大其詞的人，我可以引用羅伯特·麥克尼爾對於電視新聞的描述來證明我的觀點，他是《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的執行編輯兼聯合主持人。他說，好的電視新聞要「一切以簡短為宜，不要讓觀眾有精神緊張之感，反之，要以富於變化和新奇的動作不斷刺激觀眾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個問題上多停留幾秒」。[1]他還說，製作新聞節目的奧義是：「越短越好；避免複雜；無需精妙含義；以視覺刺激代替思想；準確的文字已經過時落伍。」

讓羅伯特·麥克尼爾來證明電視新聞節目類似雜耍，是再合適不過了。《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試圖把印刷術的話語因素帶入電視，並做出了可貴的努力。這個節目捨棄了視覺刺激，由對事件的詳細報道和深度訪談構成(也只有5到10分鐘)。該節目每次只報道少數幾個事件，強調背景資料和完整性。但麥克尼爾因為拒絕娛樂業的模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按照電視節目的標準，他的觀眾少得可憐，節目只能在幾個公立電視臺播放，麥克尼爾和萊勒兩人的工資總和估計也不過是丹·拉瑟或湯姆·布羅考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是商業電視臺的新聞節目製片人，那麼，你根本無法忽視電視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為最大的觀眾群奮鬥，也許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結果你還是可能製作出像麥克尼爾所描述的那種節目。而且，你可能會比麥克尼爾描述的走得更遠，你會想盡辦法把你的新聞播音員捧成名人，你會在報紙和電視上為節目大做廣告，你會製作「簡明新聞」來吸引觀眾，你會讓天氣預報播音員成為喜劇性調味劑，你還會讓體育播音員故意用上粗魯的語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認可)。簡單地說，你會像娛樂業中的任何一個製片人一樣包裝整個節目。

這樣的電視節目使得美國人成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娛樂卻得到最少資訊的人。我可以大膽地這樣說，儘管很多人都吹噓電視作為世界的視窗已經使美國人成為訊息最靈通的人，當然這要取決於「訊息靈通」的定義。對於那些向我們透露70%的美國公民不知道國務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誰的民意測驗，我不想多費筆墨，但我們可以拿「伊朗人質危機」作為例子。我想近年來沒有哪個事件比它更受電視關注了，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假定，美國人對於這個不愉快事件應該有足夠的瞭解。那麼現在，我問你：如果我說在100個美國人中找不到一個人知道伊朗人說什麼語言，或知道「阿亞托拉」[2]的意思，或瞭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說出他們政治歷史的概要，或知道「沙」[3]是何人來自何方，那麼你會不會覺得我是在故弄玄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