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們把從大蕭條到二戰末的時期稱為「黑谷」，即黑暗的谷底，很多人的生活就像把腦袋滑進浪底的孩子。通常情況下，我們祇園人總要少受一點罪。整個三十年代，大多數日本人都生活在黑暗的谷底，而我們在祇園仍然能夠曬到一點陽光。我相信我不必說明原因，內閣大臣和海軍軍官的情婦們，總是大筆金錢的受惠者，她們又會把這些金錢給其他人分享。可以說，祇園就像山頂上的一個池塘，各路溪水源源不竭匯流其中。有些地方的水來得更充足些，但整個池塘水面總是在上升。

由於鳥取將軍的關係，我們藝館也是水源充足的地方之一。有幾年，周圍的情況每況愈下，但即使是配給制度實行後很久，我們仍能按時得到食物、茶、日用織品，甚至化妝品和巧克力這樣的奢侈品。我們或許可以關起門來把這些東西留為自用，但祇園不是這樣的地方。媽媽把許多東西送了人，覺得物有所值，這當然不是因為她慷慨大方，而是因為我們都像蜘蛛一樣聚居在同一個網上。大家一次次地來尋求幫助，只要力所能及，我們也很願意幫忙。比方說，1941年秋天，有一次軍警發現，一個女僕攜帶的盒子裡裝有的配給券比應有的多十倍。她的女主人準備把她送到鄉下去，在安排妥當之前，先把她送到我們這裡來避難。當然，祇園的每個藝館都存有配給券，越是好的藝館，越是存得多。把女僕送到我們這裡而不是別處，那是因為鳥取將軍關照過軍警不要來打擾我們。你看，即使在祇園這山頂池塘裡，我們也是游泳在最溫暖的水中的魚。

黑暗繼續籠罩日本，終於，我們賴以維生的一線光明也熄滅了。那發生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新年前幾周的一個下午，我正在吃早飯——或者說，是當天的第一頓飯，因為我一直忙於打掃藝館迎接新年——一個男人的聲音在門口響起。我想大概是來送東西，就繼續吃我的飯，但是過了一會兒，女僕來對我說，一個軍警要見媽媽。

「一個軍警？」我說，「告訴他媽媽出去了。」

「是啊，我這麼說了，小姐。他又說要找您談談。」

我走到門廳，看到那個軍警正在門道里脫靴子。大概多數人見到他的手槍仍然別在皮袋裡，就會鬆口氣，但我說過，我們藝館之前從未發生過這種事。警察通常會比大多數客人更恭敬有禮，以免他的來訪讓我們受驚。但看他猛拽靴子的架勢……嗯，他用這種方式表示，無論我們是否請他，他都要進來的。

我向他鞠躬行禮，但他只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說等會再和你算賬。他最後扯了扯襪子，壓了壓帽子，走到前廳，說要看看我們的菜園。就這樣子，沒說一句打擾抱歉的話。你知道，那時候在京都，甚至在整個國家，各家花園都改成了菜園，而我們是例外。有鳥取供應足夠的糧食，我們就無需耕種自家的花園，相反，我們還可以繼續欣賞苔蘚、花椰菜和牆角的小楓樹。這是在冬天，我希望軍警看幾眼凍土就得了，以為蔬菜都死了，我們在園林作物間種的是南瓜和甜土豆。我把他帶到院子裡，一言不發。我看著他跪在地上，用手指碰了碰泥土。我想他是在檢視土地是否被翻耕過。

我急於說些什麼，腦子裡的念頭就脫口而出，「地上的雪泥可讓您想起海上的泡沫？」他沒有回答，只站起身來問我們種過什麼蔬菜。

「長官，」我說，「非常抱歉，但事實上我們沒機會種什麼蔬菜。現在土地又硬又冷……」

「你們的街坊組織說得一點沒錯！」他說著摘下帽子，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開始宣佈我們藝館的一長串罪名。我都記不全了——囤積棉料、未上繳戰爭所需的金屬和橡膠物品，配給券的不正當使用，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確實犯了這些事，可祇園的每家藝館都犯了。我猜測，我們的罪名無非是比大多數藝館享有更多財產，不但沒有過早倒閉，景況還頗為良好。

幸運的是，正在此時媽媽回來了。她看到有軍警在，似乎毫不驚訝，事實上，她對他的禮數比對我見過的任何一人都周全。她把他請入會客室，奉上我們來路不正的茶水。門關了，但我聽到他們談了許久。後來她出來拿東西時，把我拉到一邊說：「鳥取將軍今天早上被拘留了。你最好趕快把我們的好東西藏起來，否則到了明天就沒有了。」

在養老町的時候，我曾經在春寒料峭的日子去游泳，然後躺在池塘邊上的石頭上吸收太陽的熱量。如果陽光突然被雲遮擋——這種情況常有——冷空氣就好似一層金屬般貼緊我的皮膚。我聽說將軍倒了黴，站在前廳裡，我就有這種感覺。彷彿太陽消失了，也許永遠消失了，而我卻落得渾身溼透、赤身裸體地站在寒冷的空氣裡。軍警來過後一週之內，我們藝館被抄走了很多其他家庭很久以前就沒有了的東西，比如糧食，衣服等等。我們一直接濟豆葉茶葉，我想她把它們還人情了。但如今她的供應比我們好，她反過來接濟我們了。到了月底，街坊組織開始沒收我們的瓷器和字畫，拿到我們所說的「灰市」上去賣。灰市和黑市不同，黑市是賣燃油、食品、金屬之類，大多屬於配給物資，是禁止交易的；灰市則更清白些，主要是家庭主婦變賣一些貴重物品來換取現金。變賣我們的東西是為了懲罰我們，所以現金都到了別人手中。街坊組織的領導是附近一家藝館的女主人，每次來拿我們的東西都深表歉意。但軍警下的命令，無人敢違背。

如果說，戰爭開頭幾年還像一趟令人興奮的海上航行的話，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年中，我們就意識到風浪對於我們的船隻而言是太大了。我們以為大家都會淹死，確實有許多人淹死了。日復一日的生活變得越來越悽慘，沒有人敢承認，但我想我們都開始擔心這戰事何時才是個頭。大家都不再歡笑，許多人似乎覺得享樂是不愛國的表現。那段時期，我聽到的最像笑話的笑話，是某天晚上藝伎利香說的。數月來，我們一直聽到傳聞說軍政府準備關閉全日本的藝伎區，後來我們覺得真有其事。正當我們都在想著前途命運的時候，利香突然發話了，「我們不能把時間浪費在想這些事情上，」她說，「可能除了過去，沒有什麼比未來更渺茫了。」

也許你覺得不好笑，但那晚我們都大笑起來，笑得眼角淌淚。關閉藝伎區的一天就要到來了。那樣一來，我們都要到工廠幹活。讓你對工廠生活有個瞭解，我可以說說初桃的朋友光琳。

前一年冬天，祇園中每個藝伎最為擔心的災難終於降臨到了光琳頭上。她藝館裡一個照管沐浴的女僕，引燃報紙燒火熱水的時候，火頭失了控。整個藝館都被燒燬，包括所有的和服。結果光琳去了城南一家工廠工作，乾的活是把透鏡裝到一種用於飛機投彈的裝置裡去。後來幾個月，她經常回祇園來看看，我們都驚駭於她變化之大。不是因為她看起來越來越不快活——我們都體味到了不快活，而且對不快活有了心理準備——而是她老在咳嗽，就像小鳥老在唱歌一樣，她的皮膚染得好像在墨水裡浸過似的，因為工廠用煤品質低劣，一燒起來就把什麼東西都蒙上一層黑灰。可憐的光琳被迫一人做兩班，但每天只能吃上一碗薄面湯，或是摻了土豆皮的稀粥。

因此你可以想象，我們對工廠有多害怕。每天起來發現祇園還開著，我們就足感欣慰。

第二年一月的一天早晨，天下著雪，我拿著配給券正在米店門口排隊，隔壁的店主突然探出頭來，喊了一句。

「出事了！」

我們面面相覷。我都快凍僵了，沒去想他的話是什麼意思。我只在農民的裝束外面裹了條厚圍巾，現在已經沒有人白天穿和服了。最後我前面的藝伎抹了把眉毛上的雪，問他是什麼意思，「戰爭沒有結束，是不是？」她問道。

「政府已經宣佈關閉藝伎區，」他說，「明天早上你們都得到登記處去報到。」

我們聽了很久從他店裡傳出來的收音機聲音。接著門軲轆轆地關上了，只剩下雪花落地輕微的嘶嘶聲。我看見周圍藝伎臉上絕望的神情，頓時明白我們都在轉同一個念頭：我們認識的男人當中有誰會讓我們免遭進工廠的命運？

雖然鳥取將軍直到去年還是我的旦那，但我當然並非他結識的唯一一名藝伎。我得趕在其他人之前找到他。因為天氣的緣故，我沒有講究穿戴，把配給券往農民褲子口袋裡一塞，就立即往市西北角走去。據說將軍住在猿屋旅館，就是多年來，我倆每週兩個晚上見面的旅館。

一個多小時後，我到了那裡，一身披雪，凍得皮膚灼痛。我向女主人問好，她卻端詳了我好一陣子，然後鞠躬道歉說，她不認識我。

「女主人，是我啊……小百合！我來是有話和將軍說。」

「小百合小姐……我的天哪！我從沒想過您竟然看起來像個農婦。」

她立刻帶我進去了，但沒有直接讓我去見將軍，而是領我上樓，讓我換了她的和服。甚至還給我用了些她藏著的化妝品，這樣將軍就能認出我來。

我走進他屋子的時候，將軍正坐在桌旁，聽收音機裡的一段戲文。他的棉袍敞開，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脯和稀疏的灰色胸毛。我看得出，他這一年受的苦比我還多。畢竟，他被指控犯了幾項重罪：瀆職、無能、濫用職權等等，有些人認為他沒坐牢就夠運氣的了。報上有篇文章甚至指責他應當為皇家艦隊在南太平洋的戰敗負責，說他沒有管理好物資貨運。不過，有些人更經得起磨礪，我只看了將軍一眼，就知道過去一年的分量壓在他身上，把他的骨頭都壓脆了，就連他的臉都看著有點變形。過去他身上總有種酸酸的醃菜味，現在我在他旁邊的墊子上深深鞠躬時，聞到他身上的酸味變了。

「將軍，您看起來很好，」我說，這當然是假話，「真高興再見到您！」

將軍關掉收音機。「你不是第一個來找我的，」他說，「我沒法幫你什麼，小百合。」

「我來得這麼快！真不知道怎麼會有人比我先到！」

「自上週來，幾乎每個我認識的藝伎都來找過我了，但我已經沒有掌權的朋友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你這種身份的藝伎會來找我。那麼多有影響力的男人喜歡你。」

「有人喜歡和有雪中送炭的朋友是兩碼事。」我說。

「是啊，兩碼事。不過你來找我幫什麼忙呢？」

「將軍，什麼忙都可以。這些日子，我們在祇園只談著進工廠後生活會多慘。」

「運氣好的人日子也慘。其他人都不能活著看到戰爭結束。」

「我不明白。」

「炸彈很快就會落下來了，」將軍說，「你能想得到，工廠受攻擊的可能更大。如果你想活到戰爭結束，最好找個人把你藏到安全的地方。抱歉我做不到。我已經用盡了我的影響力。」

將軍問候了媽媽和阿姨的身體健康，然後就和我道別。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他所謂的用盡了影響力。猿屋的老闆有個小女兒，將軍設法把她送到了日本北部的一個鎮子上。

回藝館的路上，我知道該是行動的時候了，但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就連把恐懼阻擋在一臂之外這樣簡單的事情也不是我能夠辦到的。我到豆葉現在居住的寓所裡，因為她和男爵的關係幾個月前結束了，眼下她已搬入一個小得多的地方。我以為她可能知道我該怎麼辦，但其實她和我一樣驚惶失措。

「男爵什麼都不幫我，」她說，臉色因擔憂而蒼白，「我想不到還能找其他什麼人。小百合，你要想個人出來，儘快去找他。」

我和延已經四年沒有聯絡了，我當即知道自己不能去找他。至於會長……唉，我會抓住每個機會和他說話，但我不能去求他幫忙。儘管他在門廳裡對我態度友好，卻從來不請我去他的宴會，即使藝伎很少的時候也不請。我覺得受了傷害，但我能做什麼呢？不管怎樣，即使會長想幫我，他和軍政府的爭吵最近見報了，他自己已經麻煩纏身了。

於是這個下午我就冒著嚴寒，從一家茶館跑到另一家，詢問許多我數週未見乃至數月未見的男人。沒有一個女主人知道哪裡才能找到他們。

那天晚上，一力亭茶屋到處都是餞別會。有意思的是，藝伎們對這個訊息的反應各異。有些人看上去好像精神崩潰了，有些人像是一尊尊菩薩，鎮靜漂亮，但卻抹上了一層悲愁。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但我的腦子就像個算盤，不停地思慮謀劃，想著我能去找哪個男人，又該怎麼做。我想得太入神，差點沒有聽到女僕跟我說，有人請我去另一個房間。我想是一群男客要我去陪酒，但她帶我上到二樓，穿過走廊來到茶屋的後室。她拉開一間小榻榻米房間的門，這屋子我從未進去過。桌子上放著一杯啤酒，邊上坐著延。

我還沒有鞠躬說話，他就開口了：「小百合小姐，你讓我失望了！」

「天哪！延先生，我已經四年沒有給您陪酒的榮幸了，突然一下子就讓您失望。我這麼快做了什麼錯事？」

「我和自己打了個小賭，賭你看到我，嘴巴就會張大。」

「其實，我已經吃驚得無法動彈了。」

「進來吧，讓女僕關門。不過先讓她再送一杯啤酒進來。你和我得為一件事情喝點什麼。」

我照辦了，然後我跪到桌子的一頭，我們隔著一個桌角。我覺得延幾乎是在用目光撫摸我的臉，我臉紅了，正如一個人會在暖日底下紅了臉一般，我都忘了被人欣賞是多麼愜意的事。

「你臉上有我從未見過的稜角，」他對我說，「別告訴我你和其他人一樣在捱餓。我不希望你這樣。」

「延先生自己也有些清瘦了。」

「我有足夠的食物，就是沒時間去吃。」

「真高興您一直很忙。」

「這是我聽到的最奇怪的話。如果你見到一個人為了躲避子彈而忙活，你會覺得他有事做，替他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