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彭澄說了護士長對她的信任，她無所謂地一笑，「她怎麼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輕傷員散步去。誰不想陪傷員散步？可以趁機到處轉轉，看看風景，走出營區都不算違紀——還能減肥！」

她是那樣地想出去看看，她來後還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我決定想法滿足她的這個願望。我跟領導說我一個女同志單獨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請安排一個女同志一塊。領導問：「沒問題。說，要誰？」我說：「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陣地採訪回來——我晚上住醫療所，白天出去——彭澄鳥兒一般向我飛來，跑到跟前一句話不說，張開兩臂抱住了我，一張臉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習慣這種同性間身體上的密切接觸，使使勁，推開了她，她把臉別在一邊不肯正面對我。

「嗨嗨嗨！怎麼啦？」

她迅速在臉上擦了一下，「韓琳姐我有一種預感——」

「什麼預感？」

「改變我命運的時刻來到了！」

我頓時感到了壓力，同時也產生了懷疑，我這樣做究竟對還是不對？

在一個沒有太陽的晴天裡，我們來到了三連。這種天氣我也只在雲南的大山裡見過。沒有太陽，卻是嚴格意義上的晴：湛藍湛藍的天空明澈高遠找不到一絲絲雲，山綠水綠地綠滿目皆綠鮮綠鮮綠，純粹、濃密、耀眼。三連連指設在一個天然石縫裡，穿過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個相對寬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間擺幾個子彈箱，上面蒙塊軍綠塑膠布，就是連部的會議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間有一盞煤油燈，明亮的燈花在玻璃罩中跳動。連長去哨所了，指導員接待的我們。指導員快三十歲了，已有幹部、老兵稱他為「老爺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邊，大睜著兩眼看東看西，有時看得著了迷竟會呆呆站住，像個跟媽媽來到從未到過的地方遊玩的孩子。指導員向我介紹著連隊的情況，眼睛卻時時向彭澄那裡投去像是不經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輕可愛，她的好奇單純，她毫不掩飾的敬意，最能激發出男人們的男子漢氣概。概況介紹完畢時指導員主動提出帶我們去十六號高地看看。「連部這裡沒什麼看頭。」他說。彭澄歡呼雀躍。指導員別過臉去，極力掩飾起眼裡的笑意，幾秒鐘後，轉過臉來，已然滿臉滿眼的嚴肅。「戴上鋼盔。」他說，誰也不看地說。但馬上就有戰士跑去給我們拿來了兩頂鋼盔，一個素質很好的連隊。

前面兩個拿著衝鋒槍的戰士開路，後面指導員殿後，我們一行五人向十六號高地出發。地上溼漉漉的，地表被霧浸溼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堅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個趔趄。我們人手一根柺杖，幾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條被踩出來的小路，身邊，頭頂，遍是藤蔓枝葉糾纏不清的亞熱帶植物，我們遵囑不去碰它們；要滑倒時，盡力身體前傾不向兩邊去，山上到處都是地雷。靜下來用眼睛搜尋都可以看到：也是綠色，扁圓形，大小如燒餅。彭澄比我先看到，回過頭來指給我，神情相當緊張，但不失鎮定。我讓她一定記住指導員囑咐的上山要領，她點點頭，轉身跟著前面的戰士繼續向上爬。這時二號軍褲在她腿上都顯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時腿的後蹬，褲腳與襪之間都會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十六號高地本是這場邊界衝突中的一個熱點，今天卻熱鬧非凡，八一電影廠來了個攝製組正在拍攝，士兵們圍在一邊嘻嘻哈哈地看，樹下面甚至還拴著兩隻後方慰問來的沒捨得殺的雞，人笑雞叫，一片祥和。這時對峙雙方兩國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種進展，於是，作為「外交的延伸」——軍隊的軍事活動，也隨之暫停。加上春節是雙方共有的節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攝影師拿著把鎬頭對準一個鋼盔猛砸，別人要幫忙他不讓，大概是怕達不到他腦子裡的設想。彭澄小聲問我：「他要幹嗎？」「做舊。」我說，並進一步解釋，「他可能想拍戰鬥實物，這鋼盔太新啦。」一個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們就留下了，那玩藝兒太多了，鋼盔、槍、槍管都打彎了，都讓軍工給運走了。」士兵們早就注意到我們了，或說，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沒好意思、沒機會同我們搭訕。

攝影師開始拍攝，對準一些破鋼盔、炸爛了的工事、禿了頂的半焦樹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轉睛，自跟我出來以後，她就是這副表情，看什麼都目不轉睛，黑眼睛瞪得溜圓，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過眼睛吃進胃裡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樣子簡直就像餓狼覓食，又像是海綿吸水，乾透了的海綿，地。

攝影師拍完了實物，開始拍人，對著一張紙片看看，叫道：「誰是張天富？」

士兵們紛紛扭頭，找，嘴裡胡亂叫著張天富的名字。沒有張天富。一個士兵轉身向山洞跑去，那裡是他們陣地上的宿舍。片刻後，從洞裡帶出來一個個子小小的戰士。他的個子實在太小，目測不如我高，頂多一米六，剛出現在我視野裡的一剎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動：這不姜士安嗎？個子，膚色，臉上那略有些靦腆的神情……當然同時知道他不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頭了，穿著四個兜的衣服，是幹部了，營幹，不僅不再靦腆，而是相當地自信從容了。

張天富的事蹟是，獨自一人在一個距敵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堅守了七個月零五天。那個哨位是一個小石縫，小到只能容得下一個個子在一米六○以下並且要單薄的人。張天富符合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歲，十八歲當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兩年多的部隊生活仍沒能讓他長高的話，他可能就是長不高了，這點他不如姜士安幸運。攝影師安排他坐到了攝影機前，自帶的馬達轉起來了，上千瓦的大燈亮起來了，張天富被燈晃得眯起了眼睛，兩手放在兩膝蓋上，像是正在聽課。攝影師對著他不斷下一些很具體的命令：「別眯眼！……說話。……隨便說什麼，現在不錄聲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點——太大了！……」張天富忠實執行著攝影師的每一道命令，卻沒能力使攝影師滿意。攝影師也看出了這點，關了燈，沉思片刻後左右環顧，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張天富的對面，把彭澄嚇得連連搖頭。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從來沒有拍過電影！」

「放心，不拍你。」攝影師很實在，「你就負責跟他聊天，願聊什麼聊什麼，目的只一個，讓他鬆弛。」

大燈再次亮了起來，周圍一下子安靜了。明亮燈光下的彭澄美麗得無可挑剔——唯有年輕才能經得住這樣明亮的挑剔——頭髮、眼睛、皮膚，直至脖子，細膩，光滑，熠熠生輝。彭澄如入無人之境。一旦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就不再緊張，對付士兵那是她的強項。她一手支在膝上託著下巴，微微含笑看著張天富，像一個好脾氣的大姐姐。

「小張，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於是小張心甘情願地，或者說十分高興地，叫了一聲：「姐。」

彭澄點點頭。「聽說你一個人在一個哨位上待了七個月零五天，真的一直是一個人嗎？」

「是呀。送給養的軍工每次來只能把東西放在另一個地方，我趁天黑的時候去取，他們不能過來。」

「那不悶死人了？」

「是呀。電話不能打，廣播也不能聽，離敵人太近了，很悶的，精神上也很緊張。每過一天我就在本子上畫一道槓，算日子。八月十五那天，指導員上來了，那天正好下大雨，比較安全。安全也不能走得太近，但是指導員還是想辦法讓我看到了他。我就知道連裡還記著我，心裡頭好過多了。」

「聽說下陣地後，從連部到休整點七十公里，你喊了一路，喊啞了嗓子？」

一個士兵插道：「開始我們都以為他瘋了。」

小張不好意思地笑笑：「七個多月沒說話了嘛。」

彭澄問：「都喊了些什麼？」

「瞎喊。」

「什麼嘛！」

小張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沒什麼特別的。爹，娘，我又活啦，毛主席萬歲，還有就是唱了歌。」

「什麼歌？」

「‘大雁聽過我的歌，小河親過我的臉’——好多，想到什麼唱什麼。」

「還有哪！」這次說話的是小張的戰友。

「沒有啦！」

「有！你還喊：‘嗨——希特勒！’」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張臉都紫了。攝影師滿意極了，轉動著攝影機鏡頭忙個不停，拍了這個拍那個。完後對彭澄說：

「謝謝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進去了，回去等著看電影吧。」彭澄一聽又緊張了，一隻手摸著自己的臉蛋，嘴裡邊一個勁地「哎呀」。攝影師道：「放心放心，鏡頭裡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們出人意外地鼓起掌來，大約因為攝影師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裡話。這下子輪到彭澄臉紅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齒，這回，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