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天似乎不願意退去。節令早過了，它還賴著不走，又冷又溼，老是颳風。人們一再說：「全怪他們在法國發射的那些該死的大炮——把全世界的氣候都搞得不正常了。」

薩利納斯河谷的莊稼遲遲不長，野花也開得晚了，有些人以為今年也許乾脆不開了。

我們知道——或者至少相信——到了五朔節，主日學校紛紛在阿利薩爾舉行野餐時，河岸的野杜鵑花就會怒放。它們成了五朔節的一個組成部分。

今年的五朔節很冷。一場刺骨的寒雨打消了野餐，杜鵑樹上一朵花都沒有開。兩星期後仍舊開不出來。

迦爾先前把杜鵑花期訂作野餐的日子時，沒有料到天氣會這麼壞，但是一旦訂了下來就不能違反了。

那輛福特車停在溫德姆的車棚裡，輪胎打足了氣，蓄電池外附加了兩個新的乾電池，汽車發動時可以容易一些。迦爾還通知老李，到那天準備三明治，老李每隔一天買一次三明治麵包，一直用不上，不高興再買了。

「你去就得了，還等什麼？」他說。

「我不能去，」迦爾說，「我說好等杜鵑花開。」

「你怎麼知道開不開？」

「西拉奇兄弟住在那面，他們每天來學校。他們說再過一星期、十天的，花就開了。」

「天哪！」老李說。「別把你的野餐拖得太晚。」

亞當的健康情況逐漸好轉。手的麻木開始消失。他能看一些書報——每天增多一點。

「只有累的時候，我才眼花，」他說，「幸好沒有配眼鏡，否則眼睛都搞壞了。我知道我的眼睛沒有毛病。」

老李點點頭，很高興。他到舊金山去買了他需要的書，並且寫信訂購了一批單行本。有關大腦解剖、腦血管損傷和血栓的症狀及嚴重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他都有所瞭解。以前他像捕捉野獸、剝製標本那樣研究過一個希伯來語的動詞，現在他以同樣不屈不撓、專心致志的勁頭研究大腦，向人請教。墨菲大夫同老李搞得很熟，他從一個行家對待一箇中國用人的不耐煩的態度逐漸轉變為對一個學者的衷心敬佩。墨菲大夫甚至向老李借了一些有關診斷和治療的新的文章單行本和報告。他對愛德華茲大夫說：「關於腦溢血的病理，那個中國人懂的比我多，我敢說不會比你少。」他的口氣表明，世上居然有這種事，使他又喜又惱。外行的知識使專業醫師不知不覺地感到惱怒。

老李向他彙報亞當病情好轉時說：「我看現在仍在吸收階段——」

「我有過一個病人，」墨菲大夫說著便舉了一個鼓舞人心的病例。

「我一直擔心他復發，」老李說。

「那隻能聽天由命了，」墨菲大夫說，「我們不能像修補車輪內胎那樣修補動脈。順便問一句，你怎麼能讓他同意你量血壓的呢？」

「我猜他的血壓是多少，他猜我的，我們互相打賭。比賽馬還有趣。」

「誰會贏呢？」

「嗯，我能贏，」老李說，「但是我不想贏。我一贏就沒戲可唱了——血壓圖表也畫不成了。」

「你怎麼使他避免激動呢？」

「那是我的一大發明，」老李說，「我把它叫做談話療法。」

「那一來，你全部時間都得用在上面。」

「是這樣的，」老李說。

二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國部隊執行了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第一件重大任務。布拉德將軍指揮的第一師接到奪取坎蒂尼村的命令。那個村莊坐落在高地上，控制著阿弗河谷。防線上有戰壕、重機槍和大炮。陣地有一英里多寬。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六點四十五分，經過一小時的炮火準備後，發起了進攻。參加作戰的部隊有第二十八步兵團（伊利上校指揮）、第十八步兵團的一個營（帕克指揮）、第一工兵營的一個連、師屬炮兵（薩默羅爾指揮），還有法國坦克和火焰噴射器部隊支援。

進攻完全成功。美國部隊據守新戰線，打退了德國兵的兩次大規模反撲。

第一師接到了克里孟梭、福煦和貝當的祝賀。

三

五月底，西拉奇兄弟才報信說橙紅色的杜鵑花開始怒放。那天是星期三，九點鐘的上課鐘打響時，他們告訴了迦爾。

迦爾趕到英語教室，諾里斯小姐剛在講臺上坐定，他就拿出手帕揮動一下，把鼻子擤得很響。接著，他到男盥洗室，等到隔牆的女盥洗室傳來放水的聲音。他從地下室的門出去，貼著紅磚牆，繞過胡椒樹，走到學校裡沒人看得見的地方，放慢了腳步，等阿布拉趕上來。

「什麼時候開的？」她問道。

「今天早上。」

「咱們要不要等到明天去？」

他抬頭看看喜氣洋洋的發黃的太陽，今年第一次出了這樣溫暖的太陽。「你要等嗎？」

「不，」她說。

「我也不要等。」

他們奔跑起來——在雷諾麵包房買了麵包，催促老李趕緊準備。

亞當聽到廚房裡人聲嘈雜，進來看看。「幹嗎這麼熱鬧？」他問道。

「我們去野餐，」迦爾說。

「今天不上課嗎？」

阿布拉說：「當然上。不過也是假日。」

亞當朝她笑笑。「你的臉色紅得像玫瑰，」他說。

阿布拉嚷著說：「你跟我們一起去吧。我們到阿利薩爾去看杜鵑花。」

「好啊，我樂意去，」亞當說，接著他想起來，「不，我去不了。我說好要去製冰廠看看。我們打算敷設一些新的管道。」

「我們帶些杜鵑花給你，」阿布拉說。

「太好了。好吧，希望你們玩得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