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頭登記時，一擼袖子，碰歪了一個紀念品水瓶。塑膠水瓶輕薄，重心不穩，多米諾骨牌似的，一連倒了好幾個。
我紅著臉一一扶起。
皮夾克笑嘻嘻的，一點也沒有幫幫我的意思。似乎他站在這裡，不是為了迎候我，而是為了觀察我。
哥大供應的，都是簡餐。早上是咖啡、雞蛋餅，中午是三明治加沙拉，晚飯很像下午茶。雖說清爽可口，但實在比不上芝大的花樣繁多：早餐是好幾家麵包房的強強聯手，而正餐從粵菜的幹炒牛河，到西班牙風的海鮮燴飯，再到當地的特色深盤比薩，無所不有。
哥大的會場，都是剛上完課的學生騰空的。有位女生抱著兩本大部頭的教材走出來，迷迷瞪瞪，一頭撞上了我，似乎好幾天沒有睡過覺。而陪我們聊天吃飯的哥大學姐，對母校雖然是滿懷熱愛之情，說到一半，也要伸手擋住直打呵欠的嘴。她去洗手間時，我們悄聲議論，不知自己一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接待我住宿的北京人露露，住在月租1000美金的公寓。她的窗戶對著樓中的天井，收得到一點蒼白的亮度，收不到日光的暖度。而凱蒂和珍妮的公寓是同等價位，卻望得見密歇根湖的沙灘，聽得見湖濱騎行族的車鈴聲。
清早，我躺在客廳中的氣墊床上發呆。我清楚，憑自己三天內看到的資訊來決定三年的生活，肯定太片面。芝大招待會的飯菜更誘人，但等我們交了學費，就不可能有頓頓的宴請。芝大的招生辦體貼入微，但等開學後，我們基本見不到招生辦的人影。芝大的同學似乎更加精力充沛，但我若是湮沒在社交達人中，只會更加孤獨。
然而，畢竟是新生活動，再怎麼說都是加過修飾的。如果哥大呈現給我們看到的一面，都是現實得不能再現實，那它的現實，會不會更堪憂？
露露也剛醒來，正在她的臥室裡打電話。公寓隔音效果不佳，連電話那頭的佔線聲，我都能聽見。
她預訂了週五晚上的音樂會門票，也訂購了一束花，送給教會中拿到升職加薪的阿姨。她和她在哈萊姆貧民窟的輔導物件——一個黑人高中生——確定了下一次的見面時間，又和國內的商界參觀團敲定了一篇演講稿翻譯件的最終版。最後，她和男友問了早安，商量著生日要不要去麥迪遜公園附近的那家餐廳。她的男友，是她通過哥大在北京的校友會認識的，現在在華爾街上班。
這鐘點，芝加哥應該還在沉睡中。
北漂們住郊區的膠囊公寓，擠兩個小時的地鐵上班，卻賴著不走，不是盲目跟風，而是斟酌損益後做出的決定。而兩年前同樣面臨選擇的露露，傾向了紐約，也從沒有後悔過。
哥大也有秀，那就是jd畢業生的工資。超過16萬美元的平均起薪，使它在法學院排行榜上位列第一。
哥大職業發展中心主管說，這個資料，是對哥大超值教育的肯定。職業中心的人列出了全年的活動安排：從性格測試開始，以幫助學生髮現適合自己的路線，規劃職業生涯；到申請工作時的免費模擬面試，有紐約的律師志願者在百忙中抽空，親自來學校扮演面試官。主管還說，哥大教授的教法，也非紙上談兵，而是處處從實際出發。哥大的校友網路在律師界也是最強大的，對於同等條件下的求職者，他們難免偏愛自己的年輕校友，而不是哈佛耶魯的畢業生。
職業中心希望學生過得好，但也希望他們做好事。對從事公益事業的學生，年收入只要小於5萬，學院會幫著他們還清全部助學貸款。收入在5萬到8萬之間的，也會得到一定比例的補助。
主管的講座結束，一位年輕校友上了臺，講自己以4萬5的低收入，在紐約如何生活。他就職的公益機構，致力於為弱者鳴不平，主要靠產品質量問題的集體訴訟官司盈利。比起他的同學，他在吃穿用度上必須剋制自己，但在工作上的滿足感，是人人羨慕的。機構給他的空間很大，機會很多。當他的同學在為老闆跑腿打雜時，他一個人在全國到處飛，調查、取證、採訪當事人。當他同年級的學霸為能和客戶打個照面就歡天喜地時，他已經在庭上為幾百個藥品受害者爭得了權益。剛畢業幾年，就被眾多家庭奉為大救星，多虧了學院能幫他還貸。
午餐的時候，也有位教授坐到了我們這桌。他開門見山，自報了家門，然後請全桌人輪流說：家在哪兒，本科上的哪兒？
大家一一照辦。
對於每個本科，他都會有幾句回應。
要麼是他有個熟人在那兒教書，問學生認識不認識。
要麼是他之前在那一帶住過，問學生爬沒爬過某座山。
要麼就是他久聞那個學校的某個專業特別出眾，問學生上沒上過那方面的課。
輪到我時，教授聽說我是北京來的，立馬問：「哪個中學的？」
來美國4年了，從來只有中國同學問這個問題。
我驚訝作答。他彬彬有禮地說：「領袖的搖籃啊。」
我的中國同學們，都沒幾個知道這一點。
比起芭比娃娃教授，這個對我自然更受用。
下午，法學院安排了模擬課堂。我選的是民法課，教授講了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真實案件。被告是個癲癇病患者，常年服藥。某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發病失控，將車開進了一個腳踏車店，撞倒了老闆娘。原告，也就是店老闆，起訴被告，要求賠償醫藥費、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費。
法院的判決結果，原告敗訴。
教授問，這樣的結果，你們不覺得違背常理麼？原告無辜地坐在自家的店鋪裡，讓被告撞成重傷，為什麼一分錢拿不到呢？
有幾個同學做了回答，涉及「為什麼」的一個個側面。
教授總結道，這是因為被告沒有做錯。他有病，但一直遵循醫囑，按時吃藥。車管局瞭解他的情況，但從沒有禁止他駕車。駕車時發病是小機率事件，他開車上下班的理由又很充分，並無不當。這個事故是在他的控制能力之外的。
那原告也沒有錯，為什麼要他來承擔損失呢？因為經濟生活中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誰趕上了不幸，如果不是責任事故，就像是被閃電擊中，被洪水沖走一樣，只能自認倒霉。
但並不是所有「無過失」事故的受害者，都會求助無門。一些由產品質量導致的事故，比如可樂瓶子在手中爆炸、電視機在正常觀看時著火，即使原告不能證明生產商有疏忽，也有可能拿到賠償。這是因為，廠家生產不合格的產品造成的安全隱患，影響範圍大，社會關注度高。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考慮，法律會把責任門檻設定得比較低。
另外，生產商一般都有保險。保險公司，又是靠許許多多的投保人來營生的。所以，如果生產商的產品在「無過失」的情況下傷害了消費者，其賠償金，其實是分攤到許多人的頭上。
這樣，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公平的。公共利益，說白了，就是每個人利益的集合，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分擔公共利益的成本。
這個案例的被告，沒法像生產商那樣分攤成本。所以，將成本強加於他一個人，是不公平的。
整節課，我的筆記基本沒有停過。偶爾停下一次，四下瞧瞧，發現大家也都差不多，要麼在舉手，要麼在奮筆疾書。很難想象，這只是用來作秀的模擬課堂。
離開哥大的時候，我們各走各的，沒有正式的告別，也沒有煽情之語。
芝大秀，雖然誇大，卻值得回味。
芝大法學院排名第五，處境有點尷尬。法學院排名，第六名是個坎。前六和六後，不論學生平均分，還是錄取率，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多數情況下，就算實力雄厚、野心勃勃的學生，申學校時，也會把前六都帶上。
於是，芝大錄取的許多人，心都比芝大高。
芝大最想抓住的，是超過自己平均錄取水平的潛力股。畢竟，芝大不是經常能培養出法官、州長、參議員；也不是合夥人遍地。
芝大法學院不願承認：自己的學術不如耶魯，名氣不如哈佛，校園不如斯坦福，就業市場不如哥大。但它清楚，拿前面的任意一點作秀，都很難打動知根知底的學生。於是，它豎起了開心愉悅的大旗。
把最賣力的招生官、最友善的教授和最熱情的學生湊到一起，就是為了告訴你，未來三年，是這樣的人和你朝夕相伴。哈佛常出大法官和總統，可你能見到幾回呢？
的確，有人被打動了。一個二年級的學姐曾告訴我，她來芝大，一是為了它的全額獎學金，二是因為芝大比哈佛對她客氣多了。
但是，即使對沒有被打動的人，芝大的付出也沒有浪費。
參加芝大秀的那個耶魯男離開禮堂時，故意落在後面，悄悄照了張自己和講壇的自拍。沒準，這是他的無聲誓言：將來出名了，要來芝大講學。
而那個哈佛妹，即使最初是抱著公費旅遊的心態來的，也要和新朋友一醉方休。還要一一留下芝大同學的聯絡方式。倘若她能成為律所的大佬，這些人是不是也能沾點光？
而芝大目前的院長、教授，還有來演講的學者、律師中，大部分都不是芝大出身。20多年前，他們中，有多少來看過芝大秀？
哥大秀，沒有芝大的精緻文飾，但也不是沒有經過包裝。
哥大著力宣傳的「學生收入位列全美法學院第一」，是事實。但事實的背後，是畢業生大多在紐約就職。紐約的生活成本，也是全美領先。工資高，不一定意味著生活品質高。
哥大承諾，幫收入低的畢業生還清助學貸款，也是言出必行。但實際上，前十四的法學院，幾乎家家都有這類還貸政策，對申請者來說早已不是新聞。
哥大在選擇完學生後，也要面對學生的選擇。但它自尊心很強：對於高出自己的學生，不會踮著腳尖去夠；對於本該屬於自己的學生，也不會放下身段去請。
因為，它最大的法寶，還是紐約。紐約是哥大最鮮活的廣告，也是最有力量的支撐。該來的人，總歸會來，為紐約的聲音和色彩，為哥大的機會和舞臺。
哥大秀之後，我給芝大發了封道歉信，說芝大秀讓我念念不忘，但我害怕自己受不了芝加哥的冷。
回覆還是希爾先生來的。他說，很遺憾，今年秋天見不到你了。但明年，不是還有秋天嗎？
斯坦福：加萊義民
美國的法律教育置於大學本科教育之後，學制三年的jd（jurisdoctor，法律博士）教育是法學院教育的主體，也是律師職業的基礎學歷。除了jd學位，法學院授予的學位還有（masteroflaws，法學碩士）和ll.d（doctoroflaws，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