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宿舍，我就給安德烈發了郵件，先把自己罵了一頓，然後請他原諒我，給我一次補考機會吧。
安德烈沒有回信。第二天，我在他辦公室門前的走廊裡晃盪，終於「碰到」了他。
「卷子的事麼？」他注視著我，嘴角似笑非笑，「你全對。放鬆點好不好？」
他沒有再提推薦信的事，我也沒敢再問。
當我因為深陷gpa而不能自拔的時候，也可以想想其他gpa控們的故事來聊以自慰。
學姐碩碩比較胖，也比較懶，體育課卻報了爵士舞。班上的同學，大都是舞蹈隊的半專業選手。而等她發現時，已經過了退課的期限。
碩碩身體胖，但腦袋很好使。一拍腦門，便有了錦囊妙計。
於是，在無聲無息中，碩碩成了班上的勤雜工。每節課，她都是第一個到場，幫老師除錯音響，擺放樂器。舞蹈隊有練習，她也是準時到場，不是端茶倒水，就是打掃場地。
學期結束的時候，一半的舞蹈隊員拿到的是asup-/sup，而碩碩拿到的是a。
學妹菲菲想上醫學院，生物課卻一直不太開竅。每次去請教達倫教授，問完問題就在走廊裡溜達。有別的同學來問問題時，她也跟著進出，站在旁邊，聽著教授的解答。時間一長，達倫心軟了，就在辦公室裡加了一把椅子。
兩重天
於是，一撥又一撥的美國同學來，都能看到這個中國姑娘雷打不動地坐著專座，就像被達倫收養了似的。
暴風雪，學校停課。
達倫回辦公室取東西，發現菲菲坐在門口的地板上，一地的書和草稿紙，簡直像是要佔領辦公樓似的。
菲菲說，她在這兒學習很有靈感。
達倫嘆著氣，將她領進門，又開了半天小灶。
期末，菲菲考了全班最高分。
當然，她在生物課上也開竅了。
美國同學對gpa的態度因人而異，雖然也有和我們一樣，對gpa很是在意的，但相對而言，要少一些執念，少一些堅守。
索菲是英語系的學霸，四年裡，差不多所有功課都是a。她重視成績，但從不會為了gpa而放棄愛好，或是討好教授。課上，她每有不同意見都會發表，以至有位教授曾被她氣得跑出教室，去圖書館找書求證，卻灰溜溜地回來，承認自己確實記錯了。
這教授有點記仇，之後總挑刁鑽古怪的問題折騰索菲，弄得索菲苦不堪言。但捱過了那個學期，索菲依舊故我。她講，這麼極品的教授，我都應付過來了，還怕別人麼？
索菲學習時爭分奪秒，但留給自己的時間也不少。她是學校賽艇隊的主力。每到夏天，很早就要開始訓練，看到水面上日出時，會平生「自己用雙槳托起太陽」的豪氣。冬天，湖面結冰，無法訓練，她穿上冰鞋，翩翩起舞。但冰不夠厚，她剛做完一個大跳，著陸點就開裂，她打著趔趄滑進水裡。
好在那裡離岸近，水又不深，她凍得哆哆嗦嗦，自己爬上了岸。回到宿舍，她衝了澡，緩過氣來，不管剛剛把湖面封鎖的校警是否要找她談話，就跑到學校的後山去滑雪了。
週末，附近的城市有她感興趣的講座，她跳上大巴就去趕場，去時一路讀書，回時一路寫作業。到了學校，她還要寫部落格，把講座點評一番。
我讀過索菲的部落格，有些很是犀利，甚至帶著王者之風。有些卻平淡無奇，幾乎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索菲的法寶，就是寧做風風火火的行動黨，不做謹言慎行的服從派；寧可犯錯，也要嘗試；寧可冒犯老師，也要發言。當我的美國朋友和我客套，誇我的英語地道時，只有索菲和我坦言，指出我哪些詞的發音總是有口音。索菲和我講，有口音，就更要多說，否則問題永遠都會存在。
美國同學中，也有把gpa當笑話的。
安娜和我一起上過兩個學期地質課，但一直到第二學期期末，我才注意到有她這麼一個人。每學期的課，她至少會翹掉一半以上，即使來，也會改改妝容，換換髮型，讓人認不出來。
她唯一一次提前來到教室，是為了在大螢幕上放自己用手機拍的影片。拍攝地是麻省中部的伍斯特市，示威人群效仿佔領華爾街的英雄們，打出了佔領伍斯特的旗號，浩浩蕩蕩地向市政廳進發。直到警察出馬，逮捕了幾個領頭的，人群才四散而逃。
正放到一半，教室外傳來了清嗓子的聲音。教授到了。
「你是我們班的麼？」教授問。
安娜按了暫停。
「是的，教授。我正想向您討教，我要是把這個掛到youtube上，政府會找我麻煩吧？」
「不會。」
問者面不改色，答者波瀾不驚。
課上到一半，安娜就拎起書包，從後門溜了出去，不見了蹤影。
估計她思前想後，還是覺得比起板塊構造學，佔領伍斯特要重要得多。
但地質課的野外活動，她不會缺席。
我們在康涅狄格河邊找恐龍腳印和冰川遺蹟時，安娜一馬當先，比誰都跑得快。我們出海研究水質時，安娜最先量好了資料，就獨自去了船尾，幫著漁夫撒網捕魚。看著她熟練地抓起螃蟹，捧起滑溜溜的石斑魚，我不由得尋思她是不是漁家女出身。
回來的校車上，我恰好坐在她身邊，對她說：「你知道嗎？大家都覺得你很酷。」
她擺著手，「哪兒的話。這門課，我又要ungrade（不計成績）了。」
「ungrade」是學校給學生補救gpa的選擇。四年共有四次機會。如果學生覺得某門課是無可救藥了，就可以選擇在成績單上寫「ungrade」，如此，這門課的成績就可以不算入gpa。不過，這樣做的效果也很有限。懂行的人，看到好端端的一門課後面沒有成績，往往會朝最壞的方面想。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使用這個選項的學生，多少還是關注gpa的。
我正無話可說，卻聽安娜唸叨道：「我下學期恐怕要轉學了。因為學校的ungrade已經被我用完了。」
我既沒有索菲的實力，又沒有安娜的勇氣，估計整個學生年代，都難以超然於gpa之外。
gpa上的糾結，自然是有代價的。
在摩爾那裡，我失去了一個第一印象。在勃朗寧那裡，我失去了一次做研究的機會。在施密特那裡，我失去了他的友誼。在安德烈那裡，我失去了一封推薦信。
厚著臉皮，我也可以說自己的損失不大。摩爾我後來都沒有見過，她可能根本不記得我。勃朗寧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感興趣，因為讀一學期的中世紀英語足矣。施密特這位老頑童，對我友好，也是他自我欣賞的一部分。安德烈的推薦信我不缺，因為他不寫，別的教授也會寫。
我在四個教授面前的表現不佳，是因為我的時間得用在刀刃上。而其他教授給我的關照和機會，足夠我用了。
但是，我畢竟丟份兒了。
丟份兒的事還有不少。
大一的時候，我很想上一節新聞課。授課教授是mc唯一一位得過普利策獎的。因為聽說他打分很嚴，我盤算著，等自己的寫作水平提高一些，再報名上他的課。可等我自以為準備充分了，教授也退休了。
大三的時候，英語系有不少去英國交換的機會。我卻沒有申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怕自己不適應環境，會影響gpa。但當學霸索菲在倫敦交換一年回來，告訴我她不僅玩遍了歐洲，還得到了bbc的實習機會，我悔之不及。
gpa控制了我的生活，也限制了我的視野。
和已經工作的學姐聊天，我聽到的，大多不是「書到用時方恨少」，而是「假如當初沒有活在gpa之中，就好了」。
她們說，對gpa的追逐，邊際收益遞減。也許，花10個小時就能得80分的人，為了得90分，可能還需要再花上20個小時；為了95分，可能還得花上40個小時；而即使再花上60個小時，也不見得能得100分。多付出的精力，本可以做很多更有價值的事。
離開學校後，我到處窮遊，過了半年沒有gpa的日子。
窮遊的日子裡，聽了一個心理學教授的講座。講到gpa時，教授說：「很多學生有抑鬱傾向，其實都是小題大做。比方說，我得了個b：哎呀，我要當流浪漢了。」
聽眾們鬨堂大笑。
「可不是麼？我這個暑期的實習泡湯了。現在找不到實習，將來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還不起助學貸款。交不起房租，就有可能當流浪漢了。
「這個可能性有多大？我不知道。我倒是知道，很多老闆，上學時都不那麼在意自己的成績。而很多a等生，一輩子都在給當年的c等生打工。所以，如果你念念不忘的是你的gpa，那麼，你不用擔心會不會成為流浪漢的問題，而應該擔心自己怎麼給c等生打工的問題。」
掌聲響徹雲霄。
教授的話，應該有兩層意思：一是為gpa而狂是可笑的；二是為gpa而狂是影響前途的。
第一點好理解。我們讀書，是為了學東西，而不是為了分。在走向目標的路上，gpa只是我們身體在陽光下的倒影。我們應該盯的是前路，而不是倒影。
第二點很殘酷。努力拼分的a等生，卻有可能給嘻嘻哈哈的c等生打工，公平嗎？
為了gpa，a等生低著頭，繃著勁兒往前衝。某個時點，回頭看看，發現剛開始落在後面的同學，有的早已另闢蹊徑，開上了直升機。
如果時光倒流，我也許還會找勃朗寧問考試範圍，還會猜施密特的心思。一點代價，一份安心，值了。但為了gpa，讓摩爾教授傷心，讓安德烈教授失望，則是我的不是。
gpa並非一無是處。沒有gpa，學校靠什麼來區分申請者，靠什麼來引導學生？對學生而言，良好的體魄，健康的心理和成長的潛力比gpa都重要。但這些重要性，沒有體現學校的特質。gpa有很多缺陷，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東西比gpa能更好地評價學生。也許，這樣的表述更為合適：爭取gpa，不唯gpa。
作為學生，我們需要為gpa做一切該做的事。但別的事，也得做。好成績，不一定是滿腹經綸，不一定是前途光明。上學時最散漫的那一個，可能潛力最強，若干年後可能是學術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上學時最搗蛋的那一個，可能智商最高，未來可能會成為財富榜上最耀眼的明星。
gpa是餡餅，會給我們帶來機會。gpa也是陷阱，會讓我們忘記常識。我們需要gpa，但不能因為gpa而錯過人生中的其他風景。直面gpa，就應該有a等生的執著、c等生的豁達，更應該在gpa和生活之間有一種均衡。
然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