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從背上書包踏進學校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從今天起，你就是學生了。既然是學生，學習，就是第一要務。成績，就是評價你的唯一標準。其他的事，放在一邊就是了。
久而久之，哪怕只是為了面子，我們也會把成績供奉起來。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也如此。
在美國，說成績，就是說gpa。gpa是gradeaveragepoint的縮寫，是全部課程最終平均分的指稱。一般情況下，課程成績的滿分為a，也就是4分；次之為asup-/sup，也就是3.67分；再次為bsup+/sup，即3.33，依次類推。大學的gpa，很可能要跟著簡歷走很多年。當然，寫簡歷時，你可以選擇不寫，只是一般人會預設你的gpa低於3.5。
gpa很重要，是升學、就職的敲門磚。
比如，申請法學院，招生辦會來來回回地審視你的成績單。進前六的法學院，gpa沒有3.8，難度就比較大了。有些職業，招人時也很看重gpa，甚至會設立一個基準線。
但gpa並不是全部。比如，技術類工作，人家會特別注意你的實習經歷；研究生院，可能會細細品讀你寫過的文章；而銀行和大公司招人，面試表現則是首當其衝。
我們中國人，從背上書包踏進學校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從今天起，你就是學生了。既然是學生，學習，就是第一要務。成績，就是評價你的唯一標準。其他的事，放在一邊就是了。
久而久之，哪怕只是為了面子，我們也會把成績供奉起來。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也如此。
學it的小葉，剛上大二就拿到了學校的機器人創新獎，接著又拿到了微軟公司的實習。本應該高興的她反而更加如履薄冰，分分必爭，生怕得個asup-/sup，給教授留下一個「小丫頭沒後勁兒」的印象。
學建築的莊莊，大三第一學期突感力不從心。考完期中，她知道後半學期無論怎麼努力，都回天無術了。與其拿低分，還不如不拿分。於是，她辦了休學，準備在家歇幾個月，等儲備了精力再回來。
學經濟的瑞瑞，大三暑期收到了德意志銀行的錄用通知。但整個大四，她一天也不敢放鬆，好像有一門課程成績差點，德意志銀行就會反悔不要她了。
作為英語系唯一的中國人，一忙起來，我可能幾天見不到黃皮膚，說不上中國話，耳根子倒是清淨了不少。吃飯時，沒人會問我考了多少分，笑嘻嘻地說聲「不錯」，然後背地裡罵我是gpa狂。選課時，也沒人會向我打聽，哪個教授給分比較水，哪個教授要求比較高。同胞們一聽到我選了英語專業，立馬一副愛莫能助的面孔，閉口不談學習上的事情了。
即便如此，我仍然活在gpa的掌控之中。
大一寒假小學期，人類學剛開課，正是秋季學期出成績的時候。一上課，我就在電腦上重新整理自己的學校賬戶。剛刷完，我就沉浸在悲憤之中了。純粹為了好玩而上的心理學課，不但不好玩，還讓我得了asup-/sup。
不能再有第二個asup-/sup了。
一下課，我就衝到講臺邊。摩爾教授正低著頭，收拾著攤在講臺上的資料。我嗯嗯啊啊了半天，終於擠出了一句，「教授，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咱們這門課怎麼打分呀？」
「小學期的選修課，不打分。」她輕輕地說。
說完，她捂著臉出了教室，眼角閃著淚痕。
我呆立在原地。
晚上吃飯，碰上了人類學專業的美國同學愛瑪。我問她，摩爾教授怎麼回事？問她一句話都能哭。
「她哭了？」愛瑪一臉同情，「她一個老朋友剛剛去世。」
慚愧啊。摩爾上課還說過這事。她講的那篇論文，就是她的那位朋友寫的。可我只聽進去了她的前半句「我最親愛的朋友……」，後半句就被腦海中的一片「asup-/sup」遮蔽掉了。
也許，她還以為，我走上前去，是想對她說，我是多麼的欣賞這篇論文，多麼為她遺憾。
從此，我和教授對話時，再也不敢提到「分」這個詞了。
但是，我只是不明說而已。
大二時，我上了勃朗寧教授的中世紀英語課，那些年代久遠的小詩和散文讀起來很是乏味。
上了幾次課，我也就知道了勃朗寧的做派。每次，他會佈置好幾個作者的詩文。但下一節課上，他一般只會講其中年代最早的作者，而且只講那位作者最早的作品。因為時間總是不夠用。
知道了訣竅，讀書變成了在google上查年份，變成了押寶。讀20篇詩文的作業，減去了16篇，外加幾篇詩評。
於是，我成了中世紀詩文達人。勃朗寧開始唸詩，別的同學還在翻書找頁碼，我就能把詩的寫作背景、中心思想和閃光點和盤托出。
論文也好對付。因為他留的論文都是自選題材，我只用從熟悉的內容談起。
期末，出岔子了。勃朗寧臨時出差，沒時間判論文，考試臨時變成了選擇題。
整個學期，勃朗寧佈置的閱讀材料，我就看了三分之一，還有2000頁左右的材料，我根本沒碰過。因為，我把時間都花在沒有捷徑的課上了。
我硬著頭皮，去找勃朗寧，想打探考試範圍究竟是什麼。
勃朗寧請我吃泡芙，問，你還能有什麼問題？
我說，我害怕佔用他的時間，之前遇到不懂的地方，總在網上求教。網上找不到答案的，才會想起找他。我現在很後悔，網上的東西，哪有他講的深刻呢？
然後，我又明知故問地找話題：約翰·多恩為什麼有時候表現得虔誠，有時候故意褻瀆教義？托馬斯·瓦爾特為什麼能被亨利八世赦免？莎士比亞寫《第十二夜》的時候，借用了什麼傳說？
勃朗寧認真作答。然後問我，下學期想不想和他做一個專題研究？
我順勢說，自己水平還差得遠。不說別的，連這次期末考試都很緊張呢。
停頓了一會兒，我接著說，我一直不擅長做選擇題，因為比起課堂發言、課後論文的直來直去，選擇題比較拐彎抹角。
勃朗寧小口吮著咖啡，從杯子上方細細審視著我，淡淡地說：「考的都是我上課講過的，你擔心什麼啊！」
丟人啊。這個敏銳的英國人，就算沒看出我一直以來的投機取巧，也看出了我此行目的所在。
還是踏實點吧。
但是，就算踏實，也難免有意外。
歐洲史教授施密特是個老頑童。我去他的辦公室，他會獻寶似的展開一幅19世紀的巴黎地圖，或是舊時德國手工香腸的配方，或是他以前的學生新出版的著作。
他知道我學的是英語專業，很愛和我談文學。
他問：「雨果和巴爾扎克生活在同一時代、同一國度，對文學有著同樣的執著，對後世影響深遠。雨果被政府流放回來時，巴黎市民夾道歡迎，壽終正寢後，安葬在先賢祠，供千秋萬代的後人瞻仰。而巴爾扎克在世時，卻沒有那麼幸運，以至負債累累，剛剛中年就潦倒而死。你說，他們的境遇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別？」
我想了想，回答說：「雨果有《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海上勞工》和《笑面人》四大名著，巴爾扎克也有《高老頭》《貝姨》《歐也妮·葛朗臺》與之抗衡。就人物的生動、故事情節的起伏、思想的廣博而言，兩人難分伯仲。但雨果貴族出身，有著與生俱來的自信。他的作品有一種俯視塵寰、洞徹世事的味道。即使是寫悲劇，他也能給人對未來的希望。而巴爾扎克是從社會底層血戰成名的。生活艱難，他的作品也就多了一些世俗氣和煙火氣，讓人讀得心酸。這樣看來，雨果自然能贏得更多的喝彩。」
施密特說：「貴族氣的書較世俗氣的書更有市場，有一定的道理。但僅僅這一點，還不足以回答我的問題。」
我說：「雨果既有驚世之才，又能懷憫天下，粉絲無數，作品自然叫座。巴爾扎克終身為債務所累，頻頻更換住所以避債主，卻極為自負，目無下塵。做人上有虧欠，就免不了謗語，自然會影響其作品的傳播。」
施密特說：「公眾對作家本人的評判，確實會放大或縮小其作品的影響，這也有點道理。還有別的原因嗎？」
我又說：「雨果是浪漫主義大師，巴爾扎克是現實主義大家，和現實主義比較，浪漫主義似乎更有吸引力。」
施密特說：「是嗎？你們專業是怎麼區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
我說：「浪漫主義的作家一般喜歡用誇張手法，喜歡花大筆墨渲染主人公的情感，描寫主人公的想象乃至幻想。不求字字真實，但求戲劇性和傳奇色彩。現實主義則注重描寫切實、具體的細節，即使是純粹的虛構，也要讓讀者身臨其境。」
施密特問：「那為什麼浪漫主義比現實主義更吸引人呢？」難道人們更願意生活在虛擬的「浪漫」中，而不願生活在真切的現實裡？
我啞口無言。
見我被難倒了，施密特揭開他的謎底：「雨果最受歡迎的作品，如《悲慘世界》和《九三年》，寫的都是過去的事，是歷史。而巴爾扎克的作品，如《高老頭》寫的是當下。我覺得，人們最喜歡看的是歷史。你說對不對？」
和過去一樣，這一次的對話，又是以這位歷史教授的自我陶醉而告終。
但他的陶醉，並不等於我的陶醉。我來找他，是另有目的。幾次作文，全班最好的成績是bsup-/sup，最差的竟然是f。哪有這麼打分的？
但話到嘴邊，總是被歐洲的作家們湮沒了。
終於，我破釜沉舟，抱著一摞作文來了，悽悽哀哀：「為什麼我一點進步都沒有？我這麼喜歡這門課，課上學的東西不少，課後花的工夫不少。請您告訴我，我哪些方面做得不夠？」
他說：「巴爾扎克有什麼不對呢？他那麼熱愛寫作，花的時間不少，寫的作品也不少，怎麼就諸事不順呢？他不也是死後才得到最終的認可的麼？你怎麼現在就這麼著急呢？」
見我不知所措，施密特又說：「按你現在的勁頭寫，期末我會給你a的。你要的就是這句話吧，是不是？」
和施密特相反的，是俄羅斯史教授安德烈。他不苟言笑，講話一針見血。平常的測試，評分都是中規中矩。
大四的時候，我到他辦公室，還未開口，就聽他直截了當地問：「有沒有興趣上歷史博士？」
我不無尷尬地告訴他，自己正在準備法學院的申請。
他說：「你還是保持住對歷史的興趣吧。歷史研究要求儘可能地佔有材料，去偽存真，法律職業何嘗不是如此？如果某一天，你想重歸學術路線，告訴我。另外，你需要我的推薦信麼？」
我挺感動，連自己原先要問什麼都忘了。
最後一次小測前，我的鬧鐘出了點問題。
考試進行了一半，我才心急如焚地趕到教室。安德烈遞給我卷子，並無責備之意。下課交卷的時候，周圍的同學開始對答案。安德烈當即說，出去吧，來晚了的同學還在答題。
越是這樣，我越是發慌，寫出來的答案也越是不對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