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出別的，就說《都柏林人》是喬伊斯在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下寫的。
奎恩挑不出毛病。我的正面論據不多，但他的反面論據更少。何況，他很欣賞我的新穎。
後來，對於批判現實的好幾個作家，我都高舉社會主義大旗，而且是屢戰屢勝。
伯恩斯教授留過一個關於福克納的題目：福克納的小說《去吧，摩西》（godown,moses）中，主人公艾薩克·麥卡斯琳放棄了自己的繼承權，把祖傳的田莊讓渡給了自己的堂兄。他是在做好事麼？
當然是好事。麥卡斯琳反對奴隸制，不願意繼承這座充滿人性悲劇的田產。他勤勉耕作，自食其力，不僱用一個黑人。他深居簡出，一心想洗清祖上的罪行。這都不算好人，還有什麼人是好人？
而我偏偏不說他做好事，而說麥卡斯琳只悔過，不行動，沒有盡力去改變黑人的生活。他的堂兄荒淫無度，田莊裡黑人們的生活舉步維艱。而麥卡斯琳，本來是有機會改變黑人們的境遇的。他的初衷善良，但他的所作所為並非善舉。
伯恩斯教授也說我新穎。
問題是，這樣的新穎又有什麼意義？為新穎而新穎，除了耗費時間，還有什麼用？
教授佈置的論文，有的要求二十多頁，有的不過兩三頁。
長篇評論或涉及作品的主旨、架構、人物、修辭，或涉及作品的時代背景、社會變遷甚至作者的心路歷程，需要我們得心應手地駕馭資料，並從資料中提煉並發展觀點。
而若是趕上簡短的十四行詩，教授卻讓我們寫一篇十幾頁紙的評論，這時候，難點不在如何挖掘一兩個像樣的觀點，而在如何灌水，讓幾頁紙「水」成十幾頁紙。
長有長的難處，短有短的麻煩。
短篇評論因為篇幅上的限制，不能天馬行空、目指氣使，而只能戴著鐐銬跳舞。長篇評論，即使有幾個自然段甚至一兩頁都寫得比較水，也無傷大雅。而短篇評論，哪怕只是幾句話無關主旨或失之偏頗，都會黯然失色。
何況，短篇要求思想縝密、論據清晰、文字幹練，不然，很可能篇幅用完了，要表達的內容還沒有表達清楚，或講了半天，卻沒有進入主題。
剛開始的時候，每次寫短文，就像是便秘；寫長文，則像是難產。但寫得多了，也就有心得了。這就是，寫短文，觀點很重要，該亮劍的時候就亮劍；寫長文，灌水很重要，該胡謅的時候就胡謅。
長此以往，免不了質疑自己的選擇。
亞隆sup/sup講過的一個故事：有一群傻子，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堆磚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再從那個地方搬回到原處。他們這樣做，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也不知到什麼時候為止。但是，有一天，在他們搬磚的時候，他們中的一個發話了：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把磚搬過來又搬過去，難道我們是傻子嗎？
想到這個故事，我茫無頭緒。自己每天寫的是同樣的無用，重複的是同樣的圈圈，而時間就在這樣的無謂迴圈中一點一點地流失了。
英語系，讀的書大多無聊，寫的論文基本無用，而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無奈。
英語系的這種教法，也是無可奈何。
英語系每學期開20多門專業課，其中，寫小說、寫詩歌的課，也就三四門。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家都認為，作家不是靠課堂教出來的。能成功的，靠天賦者多，靠後天培養者少。就算能培養，也不是一般教授能教的。專職教創作的，只有研究生院的mfa專案，而mfa專案的教授，幾乎是大牌作家的代稱。就是這樣，mfa專案的學生，大部分是畢業即失業。
本科英語系以教創作為輔，就得以教評論為主。況且讀書破萬卷，著作等身，但又不是作家的，就是評論家了。評論家當教師，自然也只能教評論。
至於怎麼教，也是個左右為難的事。
大學水平的課，教授如果還以梳理情節、理解人物為主，肯定會顯得太膚淺。為了拔高，他們要麼挖掘細節，要麼深究立意，這就是所謂的解讀。
但美國學生最討厭填鴨式教法，所以，多數教授不怎麼願意宣揚自己的觀點，哪怕言之不詳，模稜兩可，也不想落得個將觀點強加於學生的名聲。
於是，新穎的解讀，就得靠學生自己挖掘了。教授也知道，名著已經被解讀得太多太久了。即使他們，也不見得有什麼新見解，何況學生呢？如此，冷門作品和「被遺忘的經典」就成了最好的選擇。教授講起來，可以無拘無束，揮灑自如；學生寫起來，可以見仁見智，自說自話，還充分發揮想象力和表現力。
但英語系的學生，想當評論家的可能並不多。他們中，有人懷著渺茫的作家夢，但更多的，只是想讀讀有趣的書，練就一番出口成章、下筆成文的本事。
結果，都成了圖書館的轉圈族了。
眼下轉圈不要緊，轉圈之後呢？
相對其他專業而言，就業前景是英語專業學生最大的痛。
學計算機的是mc的上流，也是中國學生的首選。只要成績不錯，就是市場上的香餑餑，關鍵是進不進得了微軟、谷歌、蘋果。
學數學、統計的緊追其後，進金融機構、諮詢公司當分析師不難，而進保險公司當精算師，也是一條路。
學生物、化學的也湊合。就算找不到專業完全對口的工作，一般公司也願意錄用理科思維好的，至少能讀讀報表，寫寫報告。
學經濟的比較苦。金融危機，就業市場縮水，投幾十份簡歷，也不見得有回覆。
幸運的能拿到電話面試，然後是skype影片面試，最後是卡脖子的實地面試。學姐媛媛的最後一個學年，基本上是空中飛人，一會兒是芝加哥、達拉斯，一會兒是洛杉磯、舊金山、鹽湖城。飛了一年，終於進了高盛。
文科專業，出路就更差了。
心理系的某位高人，畢業5年後，上了校報。校報說，她五年來做了多少個小時的義工，幫助了多少孤獨症患兒，拿了多少國家級獎金，但最希望的，還是回到mc，為母校做點事。
我看來看去，總覺得這應該是優秀畢業生5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懇請母校惠予幫助。
而英語系最慘。上一屆成績很棒的兩個學姐，一個在奈及利亞教小學，一個在家管妹妹。問起未來的打算，兩位倒都很樂觀，說是目前在體驗生活而已，明年打算申請英語博士。她們的畢業論文都曾拿到榮譽獎，但寫論文卻耽誤了她們找工作、申請學校。
我的處境也是半斤八兩：我在寫掙不到稿費，而且只有教授一個讀者的小說時，理科生同學也可能在寫文章，但人家寫的是5000美元研究經費的申請。我在為論文糾結，或是在校園裡轉圈的時候，畢業班的同胞也在趕路，但人家是在趕往面試的寫字樓。
如此，出路何在？
轉圈一年後，我終於有了兩個決定：
一是小圈轉得沒勁，要轉，就轉個大圈。而大圈，就是早點修夠學分，早點離開學校。
二是把英語當作工具，而不是職業。於是，我又回到了起點，必須重新為自己找一個專業。
畢業一個月後，英語系在網上做了個匿名調查。95%的畢業生參加了調查，結果，綜合滿意度4分。
4分，在眾口難調的英語系，應說是一個很不錯的評價。
那麼，當年牢騷滿天的轉圈族，都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別人為什麼說好聽的，但知道自己作為轉圈族的一員，講好話卻是心甘情願。
這是因為，痛定思痛，會發現過去的痛，也沒有什麼。
英語系教不出幾個評論家，也教不出幾個作家，但這並不是英語系的問題。文科專業的畢業生中，將來能從事與專業對口的職業的，絕對是少數。歷史系能出多少個歷史學家？哲學系能出多少個哲學家？但儘管如此，每一個專業，都必須用專業的標準來要求學生，就是幹不了本職，也必須經受專業的訓練。
而這種訓練，體現在專業能力上，更體現在綜合素養上。當不上評論家的英語生，苦練了四年，雖然不見得滿腹經綸、博學多才，但一定不是胸無點墨，身無長技。
我讀的書中，不乏無聊的書。讀的時候，有過不耐煩，讀完了也是該忘就忘，但積澱下來的，是讀書的速度。若是隻挑自己喜歡的書，免不了細嚼慢嚥、咬文嚼字，閱讀速度很難有大的提高。但幾年的磨鍊，不知不覺中，已經練就了一目十行、瞬間提取重要資訊的能力。
與速度比肩的是讀書的習慣。四年下來，手中沒有英語書的時候，總會感覺少了點什麼。讀書成了習慣，便不再是負擔，而是享受。這種享受，就是自由地穿越時空與古往今來的人物對話，受到感染、得到激勵或者撫慰；就是隨意步入五彩斑斕的思想叢林，體驗足不出戶而盡知天下事的幸福和快樂。
天天遊走於歷史、傳記、小說、詩歌、散文、評論之間，見識了各種各樣的或顯赫或卑微的人物，經歷了難以計數的或著名或隱秘的事件，感受了許許多多的或深信或懷疑的觀念，自覺多了一些世故，也多了一些寬容。知曉了心懷天下、悲憫蒼生的難能可貴，也知曉了淡泊名利、樂觀豁達的逍遙自在。清楚了見善如渴的愉悅，也清楚了聞惡如聾的傷感……而這些，都銘刻在腦海裡，融化在血液中。
我們寫的文章，其中不少是無用之文。寫的時候天天轉圈，寫完了也是直接進垃圾筒。但幾年下來，不知不覺中，居然寫了幾百篇觀點各異的文章。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現自己雖然還談不上信手拈來，但無論對於什麼話題都無所畏懼。也就在這個時候，自己才明白，寫作這條路沒有僥倖，更沒什麼靈感從天上掉下來的事，唯一的路徑就是寫，經常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寫。
英語系的文章，很少有順順當當過關的。無論是得a的論文，還是得b的論文，都會被教授們挑出一堆毛病。受過這樣的訓練，再寫文章的時候，即使給出了200%的付出，而收到的只有20%的回報，也不會怨天尤人。即使被貶得一無是處，也能安之若素。因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學會忍受各種各樣的不完美，即使這樣的不完美是別人強加的。何況慢慢地，自己已經感悟到，寫作，也不盡是無奈或者無助，至少還有傾訴的快樂，還有思考的印記，還有自己這個讀者。
英語系的畢業生，幹什麼的都有。有的成了教師、記者、圖書管理員、公務員，有的進了商學院、法學院，還有的嫁入豪門專職寫作。但無論是走向職場，還是留在學校，都離不開讀書寫字。何況，經典的書，糟糕的書，我們都曾經讀過；深刻的評論，練手的小說，我們都曾經寫過；體貼的上司，黑心的老大，我們都在書中見識過。
如此，誰能說我們不名一錢，身無長物？
如此，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弗蘭納裡·奧康納（maryflanneryo'connor），美國小說家和評論家，美國文學的重要代言人。
歐文·亞隆（irvinyalom），當今世界上最著名、著作流傳最廣、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治療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