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維諾又說，班長和淘氣包聊天的那一段，太簡約了。淘氣包在結尾死掉了，而讀者對淘氣包過去的生活，瞭解還不夠多。於是，我在延長對話之外，又加上淘氣包泡在水裡時，對過去生活的大段回憶。
再過幾周，薩維諾想起，地震的場景描寫不夠詳細。重大事件，怎麼就幾句話概括？於是，我搜腸刮肚地找詞兒，把網上能搜到的地震影片都看了一遍。
都要定稿了，他左右審視，覺得我把班主任寫得太壞了。他把淘氣包關在辦公室，是有責任的。淘氣包死了，他就一點不難過麼？我說，那麼多學生都失蹤了，人家早就麻木了。薩維諾說，把這個寫上。
每一次重讀我的故事，他都能發現新的問題。到最後，沒有一個段落沒有修改過，而篇幅也從15頁變成了39頁。
我從他的小灶裡，一共出爐了十多個短篇，每個短篇都經歷了或大或小的幾十次手術。
語言上的小手術就更多了。而且，原先經他認可的語句，經常會因內容的大手術而被刪掉。骨頭都沒了，皮膚更得重新做。
我的一個形容詞用得不好，他會翻出字典，找到同義詞，一個一個做試驗。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這句話還是不要用形容詞為妙。
我的句子寫得太囉唆，他會讓我當場拿筆重寫，然後讀給他聽，直到順暢為止。拿著筆，人更會三思之後才動手。打字省力，刪起來容易，會讓人肆無忌憚，廢話連篇。
我的比喻用得俗，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他的原則是，寧願不用修辭手法，也不能落入俗套。他對「俗」的界定又太寬泛了，基本上我會用的，差不多都挺俗。
英語畢竟不是我的母語。無論他糾正多少次，我的功底還是不夠的。
我在小灶裡，又讀了很多薩維諾推薦的小說。每一篇，他都會從頭到尾，畫出那些最值得我學習的詞、句式和修辭手法。一本本的新書都變得滿篇紅線，到處圈圈點點。他給我讀他最喜歡的段落，問我哪兒寫得好，也問我如果要描述同樣的場景，容易犯什麼錯誤。
他像是教小學生一樣，掰開了揉碎了給我講，卻希望我成為大作家。
獲獎後，我去感謝他，但同樣的話已經講了太多遍。我問：「怎麼才能感謝您呢？給我個機會，讓我也為您做點什麼吧。」
薩維諾裝著可憐巴巴的樣子，說：「要是成名了，可別忘了我。」
有薩維諾確定的成名目標，我也是膽子越來越大，什麼都敢寫。
我寫退役運動員為生活所迫而幹出的奇事。薩維諾誇我想象力豐富。其實，那是國內媒體上出現過的類似報道。
我寫貪官汙吏的故事。他說我涉世未深就有這般老練，難得。其實，隨便看過幾套央視的官場劇、帝王劇，或是地方衛視的後宮戲，就有思路了。
我寫軍閥混戰中的事。他不知中國歷史，看不到其中的各種硬傷。
我寫破綻百出的傷痕文學。他沒有讀過這樣的文章，還以為我走在揭露黑幕的前沿。
整整一年。每週五下了最後一節課，我都會在圖書館的咖啡店買上兩杯茶。大杯是薩維諾喜歡的豆蔻奶茶，小杯是我喝的茉莉花茶。我坐在他辦公室的沙發上，看著窗外由日頭西沉變為繁星點點。有時，我們的討論聲太大，引得隔壁神經質的希臘語老教授來敲門投訴。有時，安安靜靜一個小時，我寫下靈感，他判起作業。
只要沒有急事，他都會問問我寫的某個故事背後的故事。我沒有必要保密，就大談自己小時候的大鬧天宮。我跑題了，他卻眼前一亮，說，這件事你也可以寫寫嘛。
我講過了頭，他會看看錶，說：「我該回家了。噢，對了……」
一句「對了」，意味著他和他太太的燭光晚餐又要泡湯了。
他的新書釋出會，我自然要去助威。
這一去不要緊。
我讀了他剛出版的小說集中的兩個短篇，理論上都應該是他的得意之作。
第一個講一個天主教士與小妞偷情的事。
第二個講一個失業青年喝止咳糖漿上癮，一直想戒卻屢屢失敗。
離開釋出會，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書店裡所有能找到的薩維諾的書全部買了一本，把網上能查到的書評全都讀了一遍。他的用詞很考究，修飾很得體，結構很完美，但總覺得缺點意境，欠點深度。沒有信手拈來的靈動，而是靠反覆的雕琢，才製造出人工的完美。
班裡同學對薩維諾的苛責，也許不全是空穴來風。而薩維諾對我的另眼相看，是不是誤判，我不願細想。
他的小灶，是為我私人定製的。我的作品，也是為他私人定製的。跟著這樣的師傅，今天有小灶，明天就怕沒飯吃。
過了暑假，薩維諾問我，什麼時候再開小灶。我問他能不能緩一緩，等下學期。我得轉變思路，才能有突破。
他洞若觀火：「你是不是不想寫了？」
「這學期的其他課太難。我怕我的時間排不開。」我推脫。
「你不用寫新的，」他寬宏大量，「你把之前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挑最喜歡的，再好好改改，改到可以發表的程度。」
「不用了，謝謝您的好意。」
「為什麼呀？你今天不給我個理由，就別想走了。」
我遲疑了半天，終於說道：「我那些故事都什麼結尾啊？這個小孩死了，那個老頭跳樓了，這位先生瘋了，那位太太殺人了。我光是讀讀，就要得心理疾病了。為什麼放著好日子不過，淨寫這樣的東西，傳遞一堆負能量。可不寫悲劇，寫喜劇，一個人的逗樂能力又太渺小，不如集思廣益效率高。」
話一齣口，我就後悔了。可薩維諾並不介意。
「我承認，你不是什麼陽光好少年。但要是作家們個個都是微笑大使，我們就只剩宣傳片，沒有名著了。」
「您說的那些大作家，哪個不是身世悲慘，一生顛沛流離的？孤兒率很高，貧困率很高，酗酒率很高，自殺率很高，不然也沒那麼多創作素材。我沒那麼苦，還要寫苦事，和真正的苦人比苦，何苦呢？」
「那你是該出去吃點苦了，」他朗聲說，「到墨西哥的農場打工，有點生活經歷，再回來寫。」
我鐵心辯論到底，「我的生活經歷真是太少。除了想象，沒什麼素材來源。天天對著電腦螢幕，瞎編些貪官的對話、刺客的心理、精神病的怪癖……您不覺得假，我還覺得假呢。」
「你有這個能力，你不寫。難道等著貪官話廉潔，刺客寫自傳，精神病人寫反思？多查點史料，多讀讀名著，你就能寫得更真實了。」
我拿出了撒手鐧，「不管真實不真實，我幹嗎要把自己的國家寫得那麼差勁呢？本來，美國人對中國就印象不佳，我幹嗎要煽風點火，添油加醋呢？」
他看著我，緩緩說，「你知道我不是這麼想的。」
「您不是。可很多人是。他們看到中國的破事就幸災樂禍，看到正面的東西就說政府演戲。我幹嗎要迎合那些人？」
「我認輸了，愛國者。」他做了個「噓」的手勢。沉吟片刻，他又抬起頭來，莞爾一笑：「你的口語進步真大。」
當然，我始終沒有告訴薩維諾，他可能是高估了我。他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可他的寫作思路和教學方法，或許真的有些狹隘。
創作，本身就是不能靠教的。大作家的才氣，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就算有的技巧可以被學習，但從它被發現的第一次起，就像是仿造的玉、人工的鑽，失去了本來的韻味。幹這一行，若是天資不夠，不論付出多大努力，最多也只能成為工匠，成不了大師。
不過，薩維諾給我的東西，一直都用得上。
從上中學起，我一直就有個困惑，為什麼我的記敘文，越寫分越低？
老師給的命題，我經常沒有真實事件可以往上套，只能編。編的時候，又心虛，總怕被看出來，免不了挨批。寫作，是要有生活積澱，要有真情實感的。我一個學生，又有多少生活積澱？
而在薩維諾這裡，我的工作就是編：編一個主角的家庭背景，琢磨官宦世家和將門之子哪一個更合適；編一個配角長相上的小缺陷，在鷹鉤鼻和雀斑臉之間搖擺。
故事編久了，我就發現，所謂真情實感，不需要看事件本身，而要看怎麼寫。真實的事情寫不好，讀著可能比瞎編還假。而編得有技術的，完全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也會顯得很真實。
故事是記敘文的一個變體，要體現出普適性的價值，就不要在乎有沒有發生過。每個人看到的事情，都只是事情的一個側面。每件發生過的事，成為文字，都摻入了寫者的理解。與其還原那些不可能被還原的真實，還不如讓故事情節跟著自己的感情走。
但真情實感怎麼寫呢？
我的文字不夠優美，但薩維諾告訴我，如果不是自然的優美，那麼寧要簡潔，也不要複製修辭；寧要白話一篇，也不要為了標榜自己而引經據典。
我的思維比較跳躍，會在無意間省略不少內容，但薩維諾告訴我，要相信讀者的智商。井井有條很重要，但惜字如金更重要。
我的寫作速度不夠快。但薩維諾問我，快餐和慢燉，你喜歡哪一個？
他的理論，就是隻有把自己的風格發揚好，才能寫得好。發揚不好的，寧可保持本色，也不要千篇一律地模仿。
這個教我編故事的人，其實一直都在教我怎樣寫記敘文。
法學院面試的時候，三場面試的面試官都注意到了我的那個小說獎，問我寫小說有什麼收穫？
法律圈的人普遍比較保守，對作家們一貫的我行我素也是頗有微詞。所以，我著重講了我修稿8次的過程，說自己臉皮很厚，挨多少次罵都能接著幹活兒，糾正錯誤，不斷完善和提高。
三個面試官都表示贊同。
我給薩維諾講了自己的面試。他靈光一現，說：「你將來當了律師，就會有很多素材，不用搜腸刮肚地瞎編了，對吧？」
我語塞。
他乘勝追擊，說：「而且，你要是在美國工作，寫美國的黑幕，就不用毀了自己的愛國者大名，是不是？」
他還說，如果我將來出小說集，他願意當我的編輯。
他是mc的教授，也是一家出版社的小說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