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政治與社會轉變；江湖與武術世界的形成/h3在後周世宗於959年死去後，只留下一個六歲的兒子作為繼承人，他的將領趙匡胤在次年毫不費力地篡奪了帝位，建立了宋政權。宋朝（960年—1279年）最初看上去不過是自「五個朝代」以來的一系列短命王朝中的又一個，但它很快富有成效地鞏固和擴大了自己的統治。趙匡胤對南方一系列分裂政權的戰爭都取得了勝利，從而將其版圖擴大到中國本部的大部分割槽域。在北方，宋和剛剛崛起的契丹帝國（916年—1125年）也開始了持久的對抗，雖然沒有取得其領導者所渴望的壓倒性勝利，但契丹人南進的步伐毫無疑問被擋住了，這已經足夠賦予宋以合法性。用不了多久，宋的臣民就意識到，混亂時代已經結束，中華帝國的秩序再次重建了。
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將是一個和以往都不相同的新秩序。為了避免武將篡位的悲劇再次發生，中央權力被大為加強了。自唐晚期以來的割據勢力被掃蕩一空，由帝國政府統一任命官員治理。各地區以前所未有的緊密性被連為一體。在這一基礎上，再度出現了所謂的「江河與湖泊」的全國流動性區域。
作為嚴格的歷史範疇，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武術世界產生於中國歷史的「近世」（moderntimes）開端，亦即北宋時期。在此之前，僅僅有單獨的武術家——遊俠、刺客、僧侶或者軍人——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義上的武術流派，而沒有一個將他們聯絡在一起，讓他們得以發展出諸多複雜互動形式的普遍關係網路和活動空間。
江湖或「江河與湖泊」，正如這個隱喻所顯示的，既是關係性的網路，又是可供人活動的空間。雖然在上文中，我們追溯了其在先秦及唐朝的根源，但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態出現於宋代早期。這主要得益於唐末農民戰爭對門閥士族階層的消滅，結束了中古時代嚴苛的人身依附關係，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會。在10世紀加強的皇權之下，原本分層的固定等級秩序被廢除了，整個社會第一次成為一個相互流動的平面。契約化的租佃制關係，較寬鬆的戶籍制度，城鄉分治的行政體系，平民徭役的廢除，以及科舉制度的復興，都賦予了宋代平民以遠遠超過前代的人身自由，為這種流動性創造了條件。77這種流動性既是縱向的，例如從平民成為政府高官，也是橫向的，如佃農進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區貿易。特別是在橫向上，手工業僱傭關係的普及、商業貿易的發達和全國市場的出現，構成了這種流動性的主要原因。78
在這一基本平面之上，在唐代仍然依附於軍閥和寺院的武術家們，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領域。水上和陸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連通帝國不同區域的中介，而具有了獨立的地位。正如「遊俠江湖」「行俠四方」之類的短語所勾勒出的，部分人群通過在江湖世界的不斷遷移，通過對流動性本身的隸屬，創造了屬於自身的社會維度。這一領域通過伸展到帝國各個角落的網路和節點，充滿了誘人的可以利用的資源，而帝國的國家機器無力一一控制，因而成為武術家們角逐的場域。
首先興起的是搶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裝匪徒或「山寨（mountainstronghold）」，他們是一群羅賓漢（robinhood）式的亡命之徒，以外人難以進入的山林深處作為基地，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將武術最直截了當地運用於非法勾當，宛如依附在人腸道內壁的寄生蟲。雲州秦家寨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一山寨創立於北宋初期，建立在宋遼邊境的太行山脈中，以世代相傳的「五虎斷門刀法」而聞名，宋朝向遼國輸入的商品是他們的主要劫掠物件。
山寨的存在是悖論性的。它既依託於江湖網路，又威脅到了後者的存在。畢竟，武裝匪徒的盛行會扼殺江湖體系的流動性，造成交通中斷和商業萎縮，從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為解決這一悖論，大部分山寨採取了收取「買路錢」的方法，即過路者通過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以換取道路暢通和自身的平安。通過這種方法，就將一部分社會財富源源不斷地轉入武術家的手中。
當然，即使支付了相應金額，過路者的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特別是對於攜帶大批財貨的富有商人來說。他們必須另尋對策。由此產生了保護商人或其他富豪的僱傭武師。成熟的商業性鏢局在北宋時代尚未出現，但已經有許多武術家受僱於有需要的商賈或地主，成為他們的保鏢或護院。很自然地，在這一長期結構性對抗中，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鏢都需要穩定的武術支援，為之提供人力資源的武術門派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轉而成為獨立的武術家團體，並在此後的幾個世紀中逐步強化了對內部成員的控制，轉變為較嚴格的準政治軍事組織。
四川的青城派和山東的蓬萊派是最早崛起的兩個武術門派，二者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青城派源自搶劫商旅的山寨，而蓬萊派則是唐代以來的道教派別，在宋代建立後，伴隨著國家的統一和江湖世界的形成，二者迅速轉變為近代意義上的武術門派，並趁著宋代統一後短暫的權力真空，在一定時間內幾乎瓜分了東部和西部的武術市場，如同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可避免地，二者在擴張中發生了衝突並且開始了百年的仇殺，致使它們也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迅速衰落。
但秦家寨、青城派和蓬萊派只是龐大冰山的一角，在10世紀後半期和11世紀初期的中國，有成百上千這樣的山寨、門派、幫會、家族及許多傑出武術家如同寒武紀生命爆發一樣飛速湧現，搶佔了各主要生態位，其中大部分在不久後就歸於沉寂。但也有相當部分延續到幾百年之後，分化發展出新的武術家組織，使得武術世界在進化中持續下去。
但在這一時期，無論是門派還是幫會都缺乏後來若干世紀中的嚴格性和壓倒個人創造性力量的體制，相反，它們在很大意義上成為培養天才的個體武術家的土壤，也為這些傑出個人所控制。兩宋時代的武術世界的鮮明特徵之一，正是由從蕭峰到王重陽，從郭靖到楊過這樣的個人武術家的風格所左右的。在北宋時代，這些武術家之間在很大程度上還相互隔膜，譬如蕭峰就幾乎不知道逍遙派武術大師的存在，而在南宋時期，武術世界的交流活動進一步加強了，武術大師們之間也通過華山論劍這樣的活動，形成了統一的體系。
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兩宋時代的武術世界是一盤散沙，即使個人也是在其群體環境中湧現的，並且也一貫地按照其所屬於的群體的價值觀和利益而行動。因此，仍然可以對這一時期的武術世界進行群體性的論述和分析。下一節我們將看到，正是在11世紀，出現了以少林-丐幫聯盟為核心的武術世界軸心。h3宋代國際形勢與武術世界軸心的形成/h3任何一位肯花五秒鐘對比一下北宋全盛時期和唐代或元代版圖的讀者，都不難得出結論：宋代是中華帝國的嚴重收縮期，在各個方向上，它都遇到了強大的敵人而難以擴張。在唐帝國的廢墟上，經歷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戰亂建立起來的宋王朝，儘管在對其領土實際的控制和整合能力上勝過自玄宗時代以來的唐代後半期，但卻從未恢復其鼎盛時代的榮耀。對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區，即使表面的宗主權也不復存在，甚至連北京和山西北部這樣的傳統漢族區域也被蠻族所佔據。
而更為糟糕的是，宋朝發現自己面對著的各方向邊境上的異族——契丹人、党項人以及重要性較弱的南詔人——已經並非草原上或森林中的野蠻部落，而是充分文明化，建立起城市和半漢化官僚體系的國家，使用漢字或類似漢字的文字系統，以其發達的軍事實力，和漢族政權爭奪東亞世界的正統地位。正如北宋懷疑主義思想家包不同（？—1094年）所哀嘆的：「開運之後，已無華夏。」79
佔領蒙古、滿洲以及華北北部的契丹帝國或所謂「遼朝」，是第一個進行二元統治的征服王朝，80自其建立以來就對中原的漢族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軍事威脅，並曾於947年南下侵入到華北的核心區域，佔領了當時中國政權的首都開封。在宋王朝建立初期，開國皇帝們曾雄心勃勃地對契丹人多次發起遠征，試圖奪回傳統的十六個漢人州郡，以及迫使對方臣服在中國天子的傳統權威下，但基本都以失敗告終。由於傳統的養馬場地區被契丹人佔領，以及內部旨在加強中央而削弱邊疆防衛勢力的軍事改革所帶來的弊端，宋王朝發現自己在和北方野蠻人的交鋒中總是處於嚴重的劣勢。直到1004年的澶淵合約，通過宋朝和契丹名義上兄弟關係的確立，以及宋朝每年向契丹進貢大量白銀及布匹，才勉強維持了均勢與和平。但這種事實上的南北對峙局面卻無法更改，由此，宋朝很難像此前的漢與唐帝國那樣，確定無疑地宣佈自己得到了「天命」。
不用說，這種無奈的現實使得10世紀和11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悲憤和屈辱，這也是現代「中國」概念的源起。譬如學者石介（1005—1045）在《中國論》中宣稱，要讓「蠻夷回到蠻夷，中國回到中國，彼此不相混淆」。81宋朝初期的中國學者們重新發現了兩個世紀前的復古主義思想家韓愈，將他尊為中國正統文化的捍衛者，並在文化上努力重建「中國」的正統地位，由此出現了所謂「古文運動」的文化轉型。
為了確保宋王朝的正統地位，統治階層和社會精英還認為有必要對周邊國家實行文化封鎖。在宋代，向其他國家銷售和饋贈漢文書籍，被視為一種犯罪。在1078年，神宗皇帝（1067—1085在位）頒佈了一份命令：「在【和遼國的】貿易場合中，除了基本儒學經典外，不允許賣其他的書給外國人，如果私下這麼做，將判處三年徒刑，如果嚴重的話，可以流放一千華里。」82
這一時代精神（zeitgeist）也在當時的武術世界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中國武術被認為是和古老的中國文明一同衍生的偉大傳統，是中國人祖先賜予後代的寶貴遺產，它體現了炎帝和黃帝后裔不僅在文化和道德上，而且在身體能力上的優越地位，外國人沒有資格學習和覬覦。正是這種武術正統主義（martialorthodox）的迫切需求使得在11世紀初期——在蓬萊派和青城派短暫的爭霸之後——武術世界第一個正統體系得以誕生，亦即以少林和丐幫為二元互補軸心的正統主義聯盟。下面我們將分別探討這二者。
少林寺自從達摩時代以來，就成為中國武術傳統的偉大象徵。在唐以後的諸世紀中，少林僧侶在粗陋的達摩武術基礎上，通過神秘主義的禪宗神學，發展出了以《易筋經》和《洗髓經》為核心，以「七十二種獨特武技」為主體的、繁複而精密的武術體系，在任何時期均擁有一支超過其他派系的龐大武術家隊伍。在混亂的「五個朝代和十個王國」時期，少林寺為了保全自身，比以往更加強化了武術訓練的地位，它擁有一支強大的僧兵作為自衛的武裝力量。在947年契丹攻陷開封后，其先鋒部隊曾進入少室山進行「打草谷」的劫掠活動，被少林寺的僧人剿滅，令契丹人認識到了中國武術的強大，迫使太宗耶律德光決定退回北方。不久，耶律德光在欒城突然死去，據說就是被少林的重要武僧「十三絕神僧」所刺殺。
而宋朝人更為熟知但又諱莫如深的，是少林寺和開國皇帝趙匡胤之間的關係。在許多民間傳說中，趙匡胤在少林寺學習武術，並建立了著名的拳法「太祖長拳」。83這一說法並無確鑿依據，但至少這套拳法來自他本人在軍旅生涯中對少林拳術的改良，被公認為屬於少林武術的支脈。84但在趙匡胤登上帝位後，這些並不體面的歷史淵源無人敢於在公開場合提及。無論如何，這些真假難辨的說法進一步神化了少林寺的地位，讓它在新興的江湖世界中處於無可動搖的核心地位。而在江湖網路形成後，少林寺的武術——至少其中較為通俗的部分——通過一代代學徒進入江湖網路而被傳播到中國各地，許多支系門派應運而生，他們也或真或假地奉少林寺為自己的祖源。這使得少林寺事實上成為了中國武術世界的核心。
雖然少林寺處於武術世界的核心，但也有自身顯而易見的弱點。作為一所佛教禪宗思想主導的武術學院，它缺乏全國性的組織（僅在福建莆田有一所管理獨立的分校），不參與實際的軍事作戰，也不公開謀求政治權力。它直接控制的勢力範圍甚至不超出嵩山地區，這使得它更多地處於精神領袖的地位，而難以直接出面凝聚武術世界的主流勢力投入反異族鬥爭，但丐幫的誕生正好滿足了這一需要。
丐幫，正如我們在上章所提到的，雖然可以上溯到唐末的流民戰爭時期，但真正形成穩定的組織是在北宋初期。乞丐的存在是跨文化的普遍現象，但乞丐幫會則依賴於一系列具體社會條件才可能出現：首先，需要有大量人口脫離農業，進入城市；其次，它只能存在於一個貴族等級結構解體，政治權力控制鬆散的平民社會，否則大量乞丐很容易淪為私人的部曲或奴隸；再次，這個社會要相對比較富裕，以至於可以供養一個龐大的行乞階層，當然也不可能太富裕，否則乞丐也就不復存在。
宋代完全符合這些條件，事實上也是第一個能夠符合這些條件的中國王朝。中古士族社會的崩潰和平民社會的形成為江湖世界的出現提供了平臺；工商業的繁盛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其上層成為官員和商人，中層成為工人和僕役，下層則淪為乞丐。雖然他們已經失去土地，但卻驚喜地發現在大城市中行乞也勝過在家鄉進行辛勞而收穫微薄的耕種。
在此需要稍微提及城市結構的變遷。在宋以前的社會，主要城市是由戒備森嚴的裡坊結構組成，一座城市由若干不大的裡坊組成，每一個裡坊是由高牆圍城成的方塊，內部有街道和居民，在街道中心有警戒塔樓，每天擊鼓實行宵禁。不用說，在這種嚴密的控制下，即使有個別乞丐的存在，也難以形成龐大的幫會勢力。在宋代初期，統治者試圖照搬之前的城市方案，但很快在新興的商業化浪潮前崩潰，坊牆被拆除，如今天城市一樣的沿街開設店鋪成為常態。85最終形成了人們在《清明上河圖》所見到的城市景象，這種新的城市結構也成為丐幫等城市幫會興起的依託。
乞丐幫會本身在理想上是乞丐的互助組織，一個孤立的乞丐是社會的最底層，可以被他人隨意欺凌。但如果加入幫會，則會得到來自其他乞丐的庇護，但需要從行乞收入中繳納一定的比例給幫會組織，如果遇到雨雪天氣，無法行乞或瀕臨凍死時，幫會也會提供一定的衣食。每個城市中的乞丐頭目，俗稱為「團頭」，倚賴其他乞丐的供養，有一定的資金和田產，生活條件較一般乞丐為優裕。86
這種幫會組織往往是地域性的，但是宋朝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商品的廣泛流通也催生了真正意義上全國性乞丐幫會的出現，即所謂丐幫。87由於宋代的學者‐官僚對於底層社會的漠視，這一當時新興幫會的具體起源目前難以無從考證。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領袖是第五代的汪劍通，他活躍於11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很顯然，如果汪是第五代領袖的話，那麼之前四代，即使每一代的統治時期都有二三十年之久，也只能上溯到北宋初期，而事實上代際的變遷或許並沒有那麼緩慢——在汪劍通之後百年的洪七已經是第十八代了。或許真正全國性的丐幫只是在11世紀初才出現。無論如何，這和之前我們的論斷是一致的：丐幫——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江湖世界——的興起和宋代商業社會的形成有著不可分的內在聯絡。
在丐幫流傳的武術中，以「打狗棒法」（dog‐beatingsticktechniques）和「降龍十八掌」（18subduing‐dragonpalms）最為著名，這二者都有濃厚的象徵意義。「打狗棒法」是使用木棒對敵人和野獸進行打擊，再明顯不過地代表了丐幫的社會底層屬性，反映出底層幫眾和狼狗廝殺的經驗，而「降龍十八掌」與之不同：它擁有高貴的起源，來自於古老而晦澀的《易經》經文，是地位尊崇的中國古典文明的產物。顯然是中國文化精英的創造。由此表明了丐幫的雙重屬性：既是代表底層的民眾和社會上層相對立，也是代表漢族文明和異族的威脅相對立。我們可以看到，在長時段上，這一雙重特性貫穿了丐幫從宋朝到清朝的整個歷史。
儘管丐幫的出現和發展對於政府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協調和管理數目龐大的乞丐，不讓他們變成作奸犯科，甚至犯上作亂的盜匪，也有利於維持帝國統治，政府實際上也是受益者。因此總體而言，官方採取了預設和態度，在各大城市，允許「團頭」的半合法存在。但是，全國丐幫幫主和長老這樣的高位不受政府的約束，並不和官方發生正面接觸，對於宋帝國來說，仍然是可疑的危險分子。
但在上述的民族主義危機面前，丐幫和政府的潛在對立關係變得次要，更重要的是雙方作為岌岌可危的漢族政權的上層和底層，必須共同面對異族的敵人。在宋朝和契丹以及西夏的戰爭中，丐幫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查良鏞博士所說：
丐幫一直暗助大宋抗禦外敵，保國護民，然為了不令敵人注目，以致全力來攻打丐幫，各種謀幹不論成敗，都是做過便算，決不外洩，是以外間多不知情，即令本幫之中，也是儘量守秘。88
查良鏞博士認識到了丐幫和政府的秘密合作關係，但對此的解釋可能是錯誤的，至少只是片面的。沒有說出的隱含原因或許是更令人驚訝的：因為丐幫的成就被歸為宋朝政府的軍事勝利，使得政府獲得合法性，將領和官員們也從中獲利，以這種慘烈的方式，丐幫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也向宋朝政府表明自己並無威脅，獲得了在法律邊緣的存在和政府的不加干涉。當然對於丐幫的武術家來說，這種對國家表示忠誠的方式也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榮耀，有利於他們在幫會和整個武術世界中提高和鞏固自身的地位。這和12世紀初梁山系統的武術家在獲得合法身份後投入和明教及契丹的戰爭如出一轍。事實上，丐幫和宋朝政府在對外戰爭中的合作關係一直維持到宋朝末期，在13世紀和蒙古帝國的長期戰爭中，丐幫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中兩任幫主都死於襄陽戰役。
而在少林與丐幫之間，並沒有真正的競爭，但有合作的關係。少林向丐幫提供武術人才（譬如第六代幫主，著名的喬峰就曾是少林的學員），而丐幫則擔任少林的外圍警戒（譬如丐幫所積極參與的雁門關事件即是為了保衛少林寺），少林被尊為武術世界的精神領袖，而丐幫則負責實際的運作。少林不至於被架空，而丐幫也不會過分膨脹。這種既互補又制衡的關係令雙方乃至整個武術世界都能從中獲益。這也是和14世紀之後的少林‐武當關係的不同之處。
除少林和丐幫外，武術世界的正統勢力還包括一系列中小門派、幫會、山寨、寺院及武術家族。如上面提到的蓬萊派、青城派，此外還有清涼寺、聚賢莊園以及慕容家族等等。他們至少在表面上公認上述二者的正統地位，同時也被承認為是正統的中國武術傳承者。
在這些圍繞著武術世界軸心運轉的旁支勢力中，最特殊的是雲南的段氏家族，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延續了三個世紀的國家——大理國（937年—1254年）。
和契丹相似，大理國的建立同樣是在唐朝覆滅和宋朝興起之間的半個世紀，締造者是段思平（893年‐944年），他是一名原南詔官員，但在南詔的一連串政變中獲得了權力，成為皇帝。這一段姓家族可能源出漢族的段氏，也可能是當地的白族土著冒認祖先以增加自己的聲望。89無論如何，在中國的衰落和內戰時期，大批漢人南下流落到南詔地區，參與了當地政權，是可以肯定的事實，而段氏家族也從中學到了高深的武術，此後以「一陽指」和「六脈神劍」獲得了極大的聲名。
大理國的疆土來自於自唐以來長期獨立的南詔王國，和宋王朝之間很少領土衝突，並且謙恭地向宋朝朝貢。90因此宋朝居民對它沒有敵意，相反，因為普遍認為其王室是來自中國本部的漢人武術家，卻有特殊的親切感，類似於今天中國人對新加坡的親近態度。對於段氏家族而言，聲稱是漢族後裔有助於提高自己的身份，而由於段氏家族的巨大影響，正統勢力也很愉快地接納了這個宋帝國邊境之外的同行。大理國的王室成員經常到宋朝境內學習和遊歷，並結交當地的武術家，以及邀請無量劍這樣的正統武術流派到大理國駐紮，這些舉措使得大理國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至少是在文化和武術上，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一位遊歷者稱大理人：「尊重儒生，禮拜佛教，居住在城市裡，和漢人沒有區別。」91這和下面要論及的各非正統勢力是很不相同的。h3武術世界的非正統勢力/h3相比於日後諸世紀，11世紀的武術世界，最大的特徵或許是其開放性。這與北宋王朝本身的對外封閉形成強烈的反差，同時又是後者的直接後果。以少林‐丐幫聯盟為核心的正統派，其勢力範圍顯然止步於宋國邊境之內，即使在較為友好的大理境內，也罕見丐幫的分支，更不用說在長期敵對的契丹、西夏和吐蕃疆土上。但這並不意味著中華武學體系本身的邊境。
事實上，當武學通過江湖網路的傳播，在中國內地繁榮興盛時，雖然正統勢力千方百計加以遏止，其相關資源向周邊地區的流動仍然是難以徹底禁絕的。上述的大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武術昌盛的時代，如果漠視這一方面，結果將是致命的。不久後，契丹人和西夏人也利用國家資源，建立了他們的御用武術家集團，如果說在民間由於其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無法出現活躍的武術江湖，那麼至少在宮廷中，他們擁有能夠和漢人匹敵的強大武裝。
由於史料稀少，我們目前只能從宋代的漢語文獻中窺知其武術家系統的一鱗半爪。譬如，在契丹的皇家衛隊「斡魯朵軍」中，聘用了許多漢族武術家，組成特種部隊。他們和丐幫曾經多次交鋒，並擒獲過丐幫第五代幫主汪劍通。92而在西夏則在樞密院之下設立了被稱為「一品堂」的官方機構，主要向中國本部地區招募肯為他們效力的武術家，不用說，其中大都是兇惡的亡命之徒，諸如臭名昭著的「四個邪惡之徒」。93
在吐蕃地區，此時一度強大的吐蕃帝國已經分崩離析，遠離中國本部的地理位置和惡劣的高原條件使得吐蕃人不必擔心來自中國本部的進犯。但中國武學也輾轉傳播到了這裡，和來自印度的「脈輪」學說相結合，也催生了貢卻鳩摩（könchoggyalpo，1034年—1102年）這樣著名的吐蕃武術大師。貢卻鳩摩的早年生活不詳，據說可能與逍遙派方面有所接觸，他於1073年在喜馬拉雅山之麓建立了知名的薩迦寺，從而創立了吐蕃的薩迦派佛教，並因為被認為擁有無邊智慧而被尊為「鳩摩‐智」。他被處於青海的唃廝囉國（rdzongkha）聘為王室教師，這一政權自認為是古代吐蕃帝國的直系後裔，依然夢想著統一吐蕃全境和征服中國。在貢卻鳩摩的幫助下，唃廝囉國在11世紀末逐漸成為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