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八世紀的佛教、道教及諸宗教/h3佛教與道教綿延數個世紀的鬥爭，在武曌的時代後，終於告一段落。作為勞西烏斯的後裔，李氏諸帝再一次恢復了道教的至高地位。不過，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也同樣是彌勒佛化身的武曌皇帝的子孫。武曌死後，仍然被作為一位偉大的皇后隆重地和先夫合葬。正如上章所闡述的，中宗對於佛教也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但耐人尋味的是，禪宗的傳承系統在玄宗李隆基（713年—756年在位）統治初期被動搖了，慧能的傳人，所謂南宗的神會向北宗的神秀傳人挑戰，並宣稱自己才是達摩的真正繼承者。李唐帝國明確倒向了神會一邊，從而給予了神秀系統致命的一擊。慧能的學說成為最流行的佛教哲學，慧能以主張「頓悟成佛」為名，事實上否定了達摩學說中通過長期靜坐而集中精神的禪定主義。這一點對於佛學本身或許只是學術性的爭論，但對於佛教武學卻有毀滅性的影響。至少佛教武術家長期進行內力修習的宗教合法性基礎被取消了。

南宗禪學的盛行使得少林寺在佛教中成功地被邊緣化，並在之後幾百年中一直保持沉寂。有理由認為，這一點和帝國政府的授意不無關係。神會和官方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絡，在756年發生的內戰中曾經積極籌募軍費。在神會於760年死後，他被官方加封為禪宗的第七代祖師。此後南宗取代了北宗的地位，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佛教宗派。

另一方面，道教也正在發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變化。在道教運動初期盛行的粗糙的信仰模式和樸素的修煉方法，正在被日益精密的形而上學理論所改造。這一點無疑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成玄英、蔡子晃、黃玄頤等道教理論家，逐漸將反思和冥想的佛教禪定方法應用道教的宗教實踐上，他們被稱為重玄主義者（meta‐metaphysicians），投身於雙重超越（tran‐transcendentalism）的事業中，既是對世間生活的超越，也是對彼岸世界的超越。第一重超越克服了世俗生活的誘惑，而使學者進入到對自我身體和心靈深層結構的把握中，第二重超越克服了對於神道信仰和成為先人的目標的執著，而趨向一個更為純粹的結構。亦即為超越自我而超越自我。這一點和禪宗的反信仰主義一起，共同導致了一個戲劇性的結果：武學，或者更廣義地說，把握人類心靈和身體之學術，從宗教母體上脫落，在破除一切外在膜拜的心靈自省中，和武術修習結合起來。

一部佚名的重要作品《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鮮明地反映出這一時代特徵。這部作品只有幾百個單詞，全文如下：

人能清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既常清靜，及會其道，與真道會，名為得道。雖雲得道，實無所得。

人們或許會懷疑，這些晦澀的宗教語言與武術世界是否有任何關係。但是通向艱深的人體科學的唯一路徑，就是對人類身體的精確掌控，而要達到這一點，必須首先達到對人類心靈之躁動的驅除。宗教家們發現，人類可以用意志來驅除這些躁動：慾望、情緒、雜念等等。但是這樣必須付出讓意志掌控一切的代價，正如一個響亮的聲音驅散了其他一切噪音，但卻使得真正的安寧變得更加不可能。為此，必須進行第二重的超越運動，亦即從意志的控制中超越出來。讓心靈和身體抒發自身。而佛教和道教的反意志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這一關鍵條件。當修習者投入到「清靜」的境界中，即連意志也沉寂的時候，莊周所描述的天籟之音就能夠被聽到，修習者可以感受到「元氣」在人體的十二經脈內永恆不息的迴圈運動，令人心醉神迷。

除了在哲學和人體科學上突飛猛進的佛教和道教外，西元8世紀中國的宗教舞臺上還有一些較為次要，卻絕不能忽視的其他成員。譬如基督宗教的聶思脫利派在李世民的時代滲透到了遠東，並進入了中國本部和蒙古高原，最後到達朝鮮半島。一些史學家甚至提出他們可能到達過日本。他們在中國被稱為景教，即「光明之宗教」。武曌曾熱心地扶植這一宗教，儘管她本人可能從來沒分清楚景教和佛教的區別。無論如何，到了8世紀初，已經有大批基督宗教的教堂和修道院矗立在中華帝國的核心地帶，並吸引了許多從貴族到平民的信徒。著名的郭子儀將軍據說就是一個景教徒。

另一方面，自從穆罕默德的時代以來，伊斯蘭的信仰一直以令人驚詫的速度在擴張中。這一信仰首先以阿拉伯帝國的軍事活動，其次以阿拉伯商人的商業交通，迅速與中華帝國發生了接觸。帕米爾高原成為中國和阿拉伯帝國爭奪的前線，與此同時，許多阿拉伯海商通過馬六甲海峽，來到屬於中國的東京灣，和中國人進行貿易。但是在史料中鮮見伊斯蘭教的傳教記錄。在唐時代，伊斯蘭教基本上只限於穆斯林僑民中，而不能進入中國人的信仰市場。這或許是因為伊斯蘭教以軍事征服為主體的傳教方式在鼎盛的中華帝國面前並沒有用武之地。

不過，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另一個姊妹宗教取得了比它們大得多的成就。這就是波斯人摩尼（mani，216—276）在中東建立的摩尼教，這一信仰宣稱光明與黑暗在永恆的鬥爭中，而靈魂所墮入的世俗世界已經陷入黑暗，必須通過純潔的信仰才能得到救贖，使靈魂返回光明世界。694年摩尼教進入了中國，並加入到對武曌的造神大合唱中。為此它主動改造了自己的信仰，將拯救世界的明尊和彌勒佛等同起來。在二十年的時間內，摩尼教的傳教運動迅速展開了。但這一切並不是沒有代價的，當玄宗在位時，他表現出對於摩尼教的厭惡，斷定這一信仰完全是偽裝成佛教的異端邪說，並在732年下令禁止。62摩尼教和帝國政府的第一個蜜月期結束了，然而這僅僅是這一奇特的信仰在中國詭譎莫測的命運的開始。h3唐代詩人與武術/h38世紀，當唐帝國進入鼎盛時期，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就是遊俠文化的全面復興。商業的發達和科舉制度的推廣顯著地鼓勵了青年人走出家鄉，到廣闊的世界去闖蕩。一個不甘心農民命運的青年，可以加入軍隊，在鹹海之濱和從所未見的外族搏殺，用血汗博取軍功，也可以登上載著絲綢和香料的商船，到東南亞去和美麗的馬來少女調情。當然，最具有吸引力的還是前往帝國的中心長安，通過典雅工整的詩句博得丞相和皇帝的歡心，成為受人尊敬的帝國官員。即使是在考場上失敗的考生，只要有足夠的錢，也可以浪蕩在揚州或廣州的酒館裡，結識各色各樣朋友：詩人、妓女、道士、和尚以及俠客。在帝國境內和境外，社會交往的網路再次活躍起來。在宗教運動中誕生的武學之火種源源不斷地向四面八方傳播。

李白（701年—762年），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詩人。他代表著中國的詩歌傳統，表現出對於遊俠和武術家的高度敬仰。他是帝國皇室的遠親，出生在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在幼年時代遷到四川居住，在那裡他不僅學習了傳統的儒家經典和文學著作，也接觸了占卜、道法及劍術等非主流的知識。在他的少年時代，曾經失蹤過一年多，後來人們才知道，他是跟隨一位叫作趙蕤的俠客學習。不久，他又和另一位道士一同在山林中隱居。當他成人後，就帶著道經和匕首，開始了在帝國境內的大旅行（grandtour）。他曾經殺過人，並以此自豪。「我願意將身體託付在銀色的刀尖上。」李白曾寫道，「在紅色的塵埃中奪走人的生命。」63

詩人李白本人或許只有相當有限的武學成就。但他對於道教武學和俠客精神的推崇使他成為武術世界在精英文化中的代言人。他的一首名作「遊俠之歌」一直被武學家們視為對自身的最高讚譽，這首詩在武俠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全文翻譯如下：

趙國的騎士，匈奴的頭盔，

吳國的彎刀，冰雪般明亮，

銀色的鞍轡，雪白的駿馬，

少年啦飛馳，如同流星。

每走十步就謀殺一個人，

就這樣走上一千英里。

當一切結束後，洗去衣服上的血跡

再也沒有人知道我在哪裡。

閒暇，與信陵大人對坐，

脫下寶劍，橫在膝前，

用烤肉招待朱亥，

也勸侯贏痛飲美酒。

說出的承諾，在三杯酒後

讓五嶽的山脈也顯得輕浮。

眼睛中有花朵，耳中感到熱量。

磅礴元氣，化為一道白色的長虹。

揮動黃金之錘，拯救國家，

讓整個都城為之震驚。

一千年來，兩位雄壯的遊俠。

給大梁城以榮耀。

即使死去，遊俠的骨骼仍然散發香氣。

無愧於世間的英豪。

可是有誰呵，能夠在書齋中，

研究玄妙的經典，直到滿頭白髮？

這首詩有若干有趣的矛盾之處，一方面顯然是在歌頌遊俠的自由奔放，以及對正義的維護。另一方面，似乎作者也意識到，要在武術學上取得過人的成就，成為傑出的遊俠，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對道教形而上學加以精深掌握。這是將8世紀的意識投射到千年前的結果，當時的遊俠已經被武學所嚴格地武裝起來。正是在武學上永無止境的追求，成為遊俠們的最高內在價值。

這首名詩並非只有象徵性的意義，在幾個世紀後的武術學巔峰時期，一位武學大師在東海的一個島嶼上刻下李白的這首作品，併為每一句詩句發明了一套武術。這一中國歷史上最神秘的武學體系直到明代後期才重現人世，並且給武術世界帶來了毀滅性的衝擊，這就是武俠史中奇特的謎團「16世紀大滅絕」（詳見第十二章）。

在詩人們熱衷模仿遊俠的時代，武學的影響也深深地滲透到社會文化的其他角落。譬如，一位叫作公孫大娘的舞蹈家，因為擅長舞劍而受到從宮廷到民眾各階層的廣泛歡迎，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她是真正意義上的武學家，但她的成功無疑受益於興盛的武學文化。李白的朋友杜甫（712年—770年）寫了一首讚美她的詩：

在過去，有一位美人公孫小姐。

舞動寶劍，驚動了遙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