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黃帝內經》與道教的誕生/h3在譭譽參半的武帝時代後，漢帝國的榮耀仍然維持了幾十年的時間，此後便是漫長的衰落。西元9年，帝國政權在動盪中被丞相王莽（西元前45—西元23年）所篡奪。然而王莽本人的政府在全國性的起義中被推翻。在西元25年，一名叫劉秀（西元前6年—西元57年）的皇室遠親恢復了漢帝國的名號，但實際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政權，被稱為後漢或東漢。劉秀被稱為光武帝。在後漢的治理下，原來的由江湖網路構成的全國性平民社會消失了，隨之興起的是地方豪族統治的莊園經濟。雖然商業網路仍然存在，但對於社會流動性只有微小的貢獻。

這並不意味著後漢是一個較少變化的僵死社會，事實上，兩種嶄新的社會元素——道教和佛教——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並極為深刻地影響了嗣後的中國歷史，武術世界的產生與之密不可分。我們將首先考察前者。

在光武帝和之後的幾個皇帝治下，後漢一度達到了令人矚目的繁榮與穩定。但自1世紀末以來，隨著一系列無異於傀儡的孩童皇帝上臺，帝國的政治中樞開始被皇后的家族和宦官群體兩種勢力所左右，在政局動盪中逐漸失去對地方的控制，這使得地方豪族的勢力在缺乏中央制約的條件下更為壯大。而隨著帝國政治的腐敗，被稱為「太平道」的原始道教浪潮開始在華北蔓延。

道教源自道家學派，當武帝宣佈皈依儒家後，這一學派成為官方的棄兒。但在官員和士大夫的生活中，這一學派找到了新的出路，在仕途上受挫的道家信徒們仿效勞西烏斯學派的另一位大師莊周，將道家的理念應用到內心世界，以尋求心靈的寧靜。這一內在化的轉向與陰陽家的學說逐漸融合在一起，成為新的人體科學誕生的溫床。

在前漢帝國滅亡前夕，著名的學者劉向（西元前77年—西元前6年）受政府的任命開始了一項浩大的宮廷藏書整理工程。他和他的同事們將所見到的圖書分為六個類別，加以記錄和說明，最後的成果是一本叫作《別錄》的圖書目錄學著作。這部著作中首次記錄了一部奇特而深邃的著作《黃帝內經》。這部作品據稱是西元前27世紀黃帝和他的大臣岐伯的對話錄，記載了關於人體的內在構造和醫學的基本原理。

事實上在劉向之前，沒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到過這部自稱來自遠古的對話錄。因此，《黃帝內經》可能僅僅成書於晚近的一兩個世紀，是當時迅速綜合的道家、陰陽家和醫學實踐的學術研究成果。其中體現出這樣的理念：人體是和天地相對應的小宇宙。在人體中正如和外在世界一樣，同樣有著江河流動，這就是被稱為「十二經脈」的系統。經脈分為陰陽兩種，分別傳遞陰氣和陽氣，陽氣上升而陰氣下降，作為生命運動所需的能量迴圈不息。48

這一劃時代的發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此後兩千年中的中國人體科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蘊含了這樣的理想：人體與自然界本身一樣具有不朽的可能性，只要充分調和氣息，發揮自己的潛能，就能夠成為「真人」，獲得永生。這些思想在此後幾個世紀中獲得了廣泛傳播，併成為道教的基礎。

西元2世紀中葉，一種新宗教開始為越來越多的民眾所知，其神學主張一種至高的真理或「道」在「氣」的作用下產生了天地和世界萬物，以及各種民間崇拜的鬼神。這一切據說來自一位叫于吉的神秘大師，于吉在2世紀上半葉編撰了一部道教經典《太平經》（thebibleofpeace），並影響了此後許多道教派別。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之一張角創立了「太平道」（pacifictao）並吸引了很多信徒。184年，太平道發動了「黃色頭巾」（yellowturban）起義，給了衰落的後漢帝國以致命的打擊——帝國此後數十年中崩潰瓦解，最終分裂為三個獨立王國。于吉本人在政治上並沒有張角那麼大膽，他遠離動亂的北方，逃到安定的長江下游，在那裡享受被民眾崇拜的晚年生活，直到西元200年被當地的軍閥孫策斬首為止。

在於吉和張角在東部活動的同時，另一名道教締造者張陵和他的家族則在西部的漢中地區秘密締造他的宗教王國。與很快覆滅的太平道不同，張陵以一種天才的方式使得他的教派成為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教勢力之一：他要求入教者捐獻大約四十千克的大米作為費用。用這種方式他迅速屯積了大量的糧食，並以此救濟了很多貧民，從而令自己聲名遠揚。張陵的家族靠囤積的大量糧食輕易控制了帝國西南部一個省份的經濟命脈，他的孫子張魯（？—216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國。張魯在215年向控制華北的曹操（155年—220年）投降並受到禮遇，此後他的宗教傳播到帝國的各個省份，並以「天師道（heavenlymastertao）」之名為人所知。張陵的後代世襲了「天師」的職位，在每一代都得到政府的冊封。

天師道因其對符咒的重視而聞名，他們宣稱能夠通過在黃紙上書寫類似文字的符號召喚鬼神和避免災禍，為此他們編造了繁複龐雜的神靈系統以服務於他們的召喚。由於對外在神祇的依賴超過了對身體修煉的要求，這一最古老的道教派別並未在武俠史上留下深刻痕跡。但道教的精神已經被這些早期流派傳播到帝國的各個角落，在3世紀初出現了許多奇特的道教法師：如左慈、甘始、郄儉、費長房和華佗，他們據說長生不老，擁有神奇的力量，能施行各種幻術並能預見未來。49這些人中大多數是道教的修行者，深諳《黃帝內經》，通過艱深繁複的修煉過程開發出自身的各種潛能，在民間傳說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這些道教法師採用了多種有趣的修煉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為後來的武術家所沿襲。譬如靜坐以及用特殊的方式呼吸，食用用水銀和鉛製成的液劑和藥丸，或者在性行為時用意念控制射精，保持陽具的長久勃起（中國人稱為「房間中的藝術（arts‐in‐the‐chamber）」）。更為重要的是，華佗發明了一種模仿五種動物動作特點的健身體操，被認為對後來的武術有重大的啟迪作用。

這些修煉方法的效果究竟如何？由於史實已經湮沒在許多明顯荒誕的傳說中，對此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下一些描述：他們具有超常的移動能力，即使騎馬也難以追趕；他們刀槍不入，不為任何打擊所傷害；他們能夠施行多種魔法，譬如點石成金和分身萬千；他們駐顏有術，甚至能夠死而復活。無論在這些傳說中有多少誇張和誤解的成分，我們都可以看出這些道教法師和幾個世紀後武術大師的相似性。後者往往也是通過同樣的方式開發出超人的內力、輕功和感官的敏銳，以及某種控制心靈的幻術。

但在這一時期，這些新發展出來的人體科學仍然尚未和古老的武術技巧相結合。3世紀最著名的武術家幾乎都是軍人，譬如號稱「與萬人相匹敵」的關羽和張飛，他們擁有衝入一支軍隊殺死其主帥，而自身毫髮無傷的能力。但他們既不理解修仙的神話，也未曾夢想過利用道教的修煉方法增加自己的戰鬥力。道教法師們則與之相反，醉心於飛向天國的美夢而對單純的格鬥能力不屑一顧。譬如，對人體科學有深入瞭解的華佗毫無武術根基，只是一位有神秘色彩的醫生，並且最終被曹操殺死了。在許多世紀之後，我們所追蹤的這兩條線索才會合二為一，令宏偉而瑰麗的武術世界得以出現。h3佛教的傳入；及其對武學理論的重要性/h3如果與從西方傳來的另一種福音相比，甚至打垮了漢帝國的道教也不免相形見絀，此即來自印度次大陸的佛教。這一信仰建立於西元前6世紀，並在此後許多世紀中不斷向外擴張。在西元初年中國人通過中亞接觸到了這一宗教。當地國家在長安的使節們或許開始勸說他們的中國保護人接受釋迦牟尼的真理。西元64年，光武帝之子、漢明帝劉莊（57年—75年在位）夢見了金色的神在他的宮廷裡飛翔，一些可能已經知曉佛教的大臣竭力將其歸為佛陀的顯靈。於是皇帝派遣兩名使者到西方去探求這一陌生信仰的真諦，他們帶回了一些佛教僧人，並在洛陽建立了一座寺院。這就是佛教征服中國的開始。50

在3世紀之前佛教的傳教事業並未取得明顯成功。佛教寺院主要服務於從中亞來的外國人，除了作為貴族和一些知識分子的新奇玩物外，這一異國風情的信仰對於民眾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但從2世紀末期開始，戰亂和饑荒顯著地增加了中國人的宗教需求。

後漢帝國在「黃色頭巾」起義後，陷入了近四十年的內戰，並於220年分裂為三個部分，這一過程中其人口已經從超過6000萬下降到不到1000萬，人口損失是驚人的。在西元280年的短暫統一後，從4世紀初開始，北方游牧民族大規模湧入中國內地，漢族政權再次向南方退卻，歷史進入了約三個世紀的南北分裂時期。這幾個世紀見證了華北地區被戰爭和動盪所蹂躪，社會各階層都無法享有安全感。佛教由於宣稱要將一切人從痛苦中解救出來，比道教更出色地適合了民眾的需要。因而，在基督教征服羅馬的同一時期，佛教征服中國的偉大曆程開始了。

在佛教日益進入中國的同時，它也迅速被捲入中華帝國風雲變幻的政治生活中。由於大批中國民眾和精英的皈依，佛教攫取了驚人數量的社會資源，當佛教僧團大張旗鼓擴張時，不免與帝國相沖突。5世紀的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和6世紀的周武帝（561年—578年在位）都曾經進行過聲勢浩大的反佛教運動——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皇帝都是虔誠的道教徒。這些運動並未摧毀佛教在民間的根基，但卻有效地遏制了佛教試圖獨立或凌駕於帝國權威的任何努力。

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佛教最終通過融入和攫取江湖網路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脫離了帝國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對於統治者的平等意識（他們曾宣佈對於帝王不需要禮拜），對於世俗生活的唾棄以及寺院經濟的獨立組織形式使得他們在一切帝國臣民之中最不依賴帝國政府的管理。在帝國的政治版圖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紙上一個個不透明的黑點，雖然單獨而言全都處於帝國的陰影下，但一旦江湖網路被建立起來，就成為其中重要的節點，為其提供穩定性的支援；另一方面，江湖的流動性也使得寺院能夠彼此聯絡並相互庇護和應援，從而提供了對抗帝國的可能基礎。事實上寺院不僅僅是僧侶的庇護所，也在慈善的名義下，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詩人和知識分子提供暫時性落腳和居住的場所，這無疑有利於它汲取儘可能多的社會資源。

更重要的是，佛教也在武學的產生和發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佛教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促進了真正意義上的武學在西元6到7世紀的誕生。這聽起來有些奇怪，因為佛教一向以對虛無的追求和非暴力主義而聞名，這似乎與武學的宗旨——在格鬥中戰勝對方——格格不入。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在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最初幾個世紀中，並未和武術的發展有明顯的聯絡（與上述近似武術家的道教法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要理解佛教與武學的內在聯絡，我們必須深入到佛學理論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去。

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將宇宙視為因果聯絡的網路，任何事物都產生於因果聯絡中，並在因果聯絡中消滅。顯然，人類的痛苦都產生於與自然、社會和他人的因果聯絡中，在其中也形成了虛構的自我概念。因此從這種聯絡中解脫出來成為佛教主要關心的內容。現代人認為人的自我死亡就是這樣的解脫。但是佛教徒卻被「靈魂轉世（reincarnation）」的學說所困擾。他們認為靈魂自身中有一種力量，能夠在人死後保持自身的存在並將自身帶入一個新的身體。因此，真正的解脫必須脫離轉世輪迴（saṃsāra），這就要求在人生前就通過對宇宙與自身真諦的認識消除靈魂中固執自身存在的力量。

在佛陀死後的最初幾個世紀，佛教徒所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解放或者涅槃（nirvana）。但在西元后興起的「大乘佛教」卻嘲笑這種幼稚的思想，稱之為「小乘」：亦即沒有辦法帶其他人上路的單座車。真正的涅槃，他們認為，並非刻意去追求涅槃本身，因為任何去刻意追求到的東西都並非真正的涅槃。涅槃必須要擺脫執著於涅槃的狀態本身。因此「菩提薩埵（bodhisattva）」或者「菩薩」就代替了佛陀成為新的目標：重要的不是自身脫離輪迴，而是救助他人脫離苦難和不幸。為此，人們必須積極地參與到世間生活以及輪迴中去，在其中體驗萬物的空洞性本身。

佛教的大乘運動，使得它能夠以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參與和改變俗世生活。與此同時，從小乘時期發展而來的佛教心理學——這種心理學以經院哲學的方式將意識劃分成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和意念等諸多層次——被大乘佛教轉化為對無意識或潛意識的研究。在對人類心靈的深層認識中，最為著名的是無著和世親創立的瑜伽行派，這一派別提出，在意念之下有一個更基本的層次，被稱為「末那識」，亦即自我意識最基本的層面。這一概念對西方思想來說並不陌生，我們的哲學家稱之為「統覺（apperception）」。然而在末那識的背後，是更為本源的「阿賴耶識（aṣṭavijñāna）」，這是一種甚至比自我意識更深層的結構，它蘊含著無數意識流的「種子」，被視為人類意識之執著的最終起因。這十分接近於弗洛伊德和榮格所提出的無意識（unconciousness），但西方思想對這一點的認識遲了一千五百年之久。

我們認為，正是佛教哲學對阿賴耶識等心理深層現象的認識開啟了武學發展的新空間。正如導論中已經指出的，武學發展的源泉在於人類對自我身體的控制及對其潛能的開發，這必然依賴於對於心靈現象及其與身體之關聯的深刻研究。關鍵在於設想出一種基本的活動模式使得人能夠以一種最為有效的方式調動身體的每一塊肌肉和骨骼。然而在西方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論卻成為產生這一有效模式的最大阻礙。由於心靈和身體被簡單地一分為二，唯一可能的身體運動模式只能是人的思維和意志對身體的控制模式。亦即由心靈單方面去操縱身體的活動。不斷強化的意志控制事實上塑造出一個粗暴的心靈和一個被動的身體，而更為微妙和豐富的可能性就此被扼殺了。

在佛教和道教那裡，心靈從未具有如此基本的地位。道教徒將心靈和身體統一歸為「氣」的運動，並且在修煉過程中不斷抑制心靈的指揮慾望，讓「氣」自然地在人體內不斷執行。而佛教更是不遺餘力地要消除自我的痕跡，通過阿賴耶識的概念，佛教徒認識到一個深於自我意識的基本結構。因此，靜坐和內省對雙方來說都是最為重要的修行方式，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可能讓躁動的心靈安靜下來，聆聽身體內在的呼喚。在此，一個心靈和身體之間的第三項呼之欲出。二者必然通過某種更基本的結構結合在一起，如果掌握了這一結構，就得到了生命的真正源泉。毫無疑問，佛教和道教對於心靈和身體的結合結構並沒有任何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研究，但是卻通過主觀的意識體驗接觸並馴服了這一層面，這也成為他們可能對身體運用自如並調動人體最大潛能的關鍵所在。51

佛教對於潛意識的精神結構和道教對於經脈的身體結構的概念之間的融合正是中國武學誕生的奧秘所在。這一融合自從佛教和道教接觸以來一直在發生著，但是西元5世紀與6世紀之交可能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偉大的佛教武學大師菩提達摩（bodhidharma，？—535）和他締造的少林學派。h3達摩與慧可；少林武學的形成/h3菩提達摩，常常被簡稱為達摩，是從印度來華的佛教僧侶，他於5世紀末在廣州登陸，首先在南中國活動，並曾經在南方梁朝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和皇帝蕭衍（502年—549年在位）討論佛教教義。達摩是瑜伽行派的傳教士，他依據一部叫作《楞伽經》的著作主張通過「禪定（dhyāna）」的方法達到對阿賴耶識的體驗，「禪定」是一種通過長時間靜坐集中精神的方式，經過長期的練習可以產生出奇異的身體體驗。為了達到最佳效果，達摩強調靜坐必須對著空洞的牆壁，以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擾。

達摩試圖教導蕭衍履行這種有效的修行方式。蕭衍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他卻是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表達自己對佛教的熱愛：首先宣誓成為僧侶，再由大臣們從國庫撥鉅款，從佛寺中將他贖回，以此途徑對佛教寺院提供慷慨的經濟支援。這位甘於奉獻自己的皇帝對達摩所提倡的坐牢式修行術卻毫無興趣。達摩受到了冷遇，不得不失望地離開浮華的南方帝國，到北方的魏國去傳播他的新教義。據說他是站在一根蘆葦上漂過揚子江的。

當達摩來到北方的中心洛陽後，失望地發現等待他的局面並不比南方更好。當地的佛教市場已經被各種誇誇其談的宗派所佔領，而後者並聯合起來攻擊他是異端。達摩在洛陽也無法棲身，於是在527年躲避到不遠的嵩山中，這座神聖的山被中國人視為大地的中心，被稱為「中央之山」，具有特殊的神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