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越國女士的傳說/h3西元前485年，薛西斯大帝即位之年。9希臘古典文明仍在興起的前夜，而羅馬更是蠻荒之地的蕞爾小邦。在東亞，揚子江出海口以南有一個叫作「越」的小國，它在很長時間內被北部的強大鄰邦吳國奴役和掠奪。國王勾踐看上去一向順服於吳國的權威，但內心卻矢志反擊，然而他的軍隊的武器和訓練卻遠不如對方。國王為此憂心忡忡。在這一年，一位穿著綠衣服的年輕女士從南方的森林地帶來到越國的都城會稽，在宮廷中拜見勾踐。女士告訴國王，如果他希望獲得勝利，那麼必須獲得一樣東西，叫作劍術。

「什麼是劍術？」國王困惑地問。

「它的道理看上去微小而簡易。」女士說，「但它的意蘊卻很深遠。道有大門，也有‘陰’和‘陽’，當開門關門的時候，就會產生陰陽強弱上的變化。用手來搏擊的道理，在內部用精神來充實，在外部表現為確定的儀態。看上去像安靜的婦人，出擊時像兇猛的老虎。準備好形態，等待著氣息，和你的意志一同前往……」

對這種空洞的言論，國王不免感到懷疑。女士似乎早已料到，補充說：「我說的真理，可以讓一個人勝過一百個人，一百個人勝過一萬個人。請您試驗一下，就會看出它的威力。」

女士拔出寶劍，國王讓宮廷的武士們和她較量，卻都被這位女士用快捷巧妙的動作輕易擊敗。於是勾踐衷心地感到佩服，任命她為教練，讓她把劍術傳授給越國的軍隊。在三年後，學會劍術的越國軍隊突襲吳國，攻破了它的都城，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吳國在不久後被滅亡，而越國也得以建立持久的霸權。10

這是劍術，或者更一般地說，武學（martiallearning）在中國誕生的著名故事。這個故事中含有許多較晚時期的虛構，以至於已經很難還原出事件的原貌。但其中包括了不可忽視的真理：中國武術誕生於古代世界的軍事活動中。這些活動的歷史比越國的女士（theladyofyue）要古老得多。

在令人生畏的越國女士出場之前，獨特的中國文明已經發展了數千年以上。在新石器時代末葉，中國許多地方已經發展出了定居的農業文化，若干講原始漢藏語的族群從西部向東方遷徙，逐漸佔據了華北地區，他們是後來漢民族的祖先。大約在西元前17世紀，一個叫作「商」的權力中心在黃河流域興起，並不斷向四周擴張，成為了第一個歷史時期的王朝。11商王朝建立了壯觀的宮殿和城牆，並提供了中國最早的文字記錄：一種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祭祀文字。這些記錄告訴我們商是一個好戰的政權，頻繁地和周邊各民族交戰，並將大量的俘虜用於祭祀。

但中國史書上第一場有確切記載的戰爭是西元前11世紀的商周戰爭，這場戰爭中，在關中平原興起的周族在其領導人姬發的率領下向東方進攻，顛覆了已經存在了六個世紀的商王朝。決定性的會戰在商都城附近的「牧野」發生，這場會戰據估算發生在西元前1045年。據稱商王武裝了大批奴隸上戰場，但他們被姬發的仁慈所感動，反過來向自己的主人開戰，最後戰場上所流淌的鮮血能夠讓木棒都漂浮起來。12

商周戰爭是中國文明最為古老也最為深刻的秘密所在。主流的儒家學者們熱情歌頌它為得到「天命」的正義之師戰勝邪惡暴君的典範；而在民間傳奇中，這場戰爭卻成為妖魔和神祇對抗的舞臺，是血與火的角力，妖術和仙法的比拼。13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商周戰爭展現出中國文明的特質：強盛的王朝終將歸於滅亡，但中國文明本身在不斷的王朝更替中卻能夠展現自身的持續力量，甚至成為推動這種更替的動力。

在牧野之戰中，出現了關於「劍」的最早記載。周族的首領姬發使用一種稱為「輕呂」的武器擊刺敵人，這是劍的最初名稱。14這種雙面開刃的刀具在突厥語中稱為kingrak，可以追溯到西元前17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和黑海地區，經過數世紀的傳播經由中亞草原到達中國。周民族很可能是在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戰爭中學會了冶煉這種兵器。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劍是長度不到一英尺的青銅短劍，這一點已經被考古發掘所證實。15在馬車的衝撞中，短劍不如可以夠到較遠敵人的矛和戈有用，但在近身格鬥中卻擁有驚人的殺傷力。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劍的應用隨著戰爭的頻密和步兵作戰增加而變得日益普遍。

在牧野之戰中也出現了戰陣的應用。在姬發的戰前誓詞中，他要求戰士們按照一定的步法和動作出擊，在整個過程中必須保持一致。16周的軍團所使用的可能只是簡單的密集型方陣，戰術目的僅限於形成牢不可破的正面以擊垮敵軍，但這一戰士間密切配合、融為整體的精神將孕育出後世許多高度發達的複雜陣法。

在推翻了商王朝後，姬發和他的後裔們自稱為「天的兒子（thesonofheaven）」，將統治的合法性歸結於天帝的眷顧。他們建立了比商統治地域更加廣袤的西周王朝。接下去的幾個世紀見證了一種與氏族宗法關係結合的複雜禮儀制度和文化體系的迅猛發展，在許多重要意義上這一時代都為後來中國文明奠定了基礎，常常被後世認為是完美無缺的黃金時代。

西周的勢力範圍達到了大約一百萬平方英里，由於其技術水平的限制，周的統治者並沒有採用後來的官僚流動制度進行行政治理，而是將在其控制下的土地劃分為數百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封地，由周的王室成員、貴族以及當地首領統治，在相當程度上允許其自治，但要求其對周王進貢和提供軍隊，這類似於歐洲中古的封建采邑制度。對於專制王權的統治而言，這種封建主義顯然存在著潛在的弊端：隨著時代的變遷，籠罩在周王頭上的「天的兒子」的光環會逐漸暗淡，掌握了自治權的地方封臣會謀求更大限度的權力和威嚴，統治權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雖然經常被描述為牧歌式的黃金時代，但周王朝自建立後仍然一刻不停地進行著高強度的戰爭。根據青銅器上的銘文得知，週一方面在揚子江與淮河流域征討當地的野蠻民族，另一方面則為了守衛渭河流域而和西北的游牧民交戰。因此在近三個世紀中，中國的戰爭藝術仍在繼續演化，軍事訓練也成為貴族教育的一部分。

王室享有至高權威的西周時代結束於西元前771年的一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周王朝的首都鎬京被野蠻人夷為平地。古代歷史學家們將這一事件歸咎王上被邪惡的妃子所迷惑，將帝國的烽火預警體制當成取悅寵妃遊戲，從而導致了防禦體系的癱瘓。17但撇開周王宮廷中的問題不論，西周崩潰主要的原因仍在於被稱為「獫狁」或「犬戎」的西北游牧民族長期的壓力。18鎬京的淪陷是華夏國家的都城第一次被北方蠻族所摧毀，類似的事件還將在中國歷史上反覆發生。南方農業地區的定居民族和北方草原地區的游牧民族的鬥爭自此之後從未停止過，可以說，這是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古代歷史運動的主旋律，主宰王朝的興亡和文明的盛衰。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一斗爭也塑造了中國武術世界的基本特質。

在西元前770年，周王朝在東部的洛陽地區得到了重建，但再也沒有恢復昔日的榮光。黃金時代一去而不復返，一系列實力雄厚的諸侯國隨之而興起，試圖掌握王室衰落後的權力真空。此後數個世紀，在數百個諸侯國間發生了數不勝數的兼併戰爭，直到只剩下最大的幾個國家，越國與吳國的兼併戰爭正是其中之一。這一時期被詩意地稱為「春與秋（springandautumn）」，19它是軍事活動高速進化和轉型的時期。越國的女士就出現在這一時代的末期。她的出現意味著武術從其軍事的母體中分離出來，雛形的武術家登上了歷史舞臺。

作戰方式的變化是武術開始湧現的催化劑。在「春與秋」時代的大部分時期，主要作戰方式仍然是以馬拉戰車的衝擊為主。但在其後期步兵的重要性顯著上升了，特別在揚子江流域，亦即吳國和越國所在的地區，由於眾多的丘陵、河流與溼地存在，車兵的運用大受限制，較靈活的步兵更受青睞。步兵作戰更為強調個人獨立的格鬥能力，成為孕育武術家的溫床。為了提高士兵的作戰能力，此時的佩劍進一步普及並且逐漸加長。出現了歐冶子等著名鑄劍工匠，吳國和越國也製造了當時工藝最精良的青銅劍，但要訓練士兵熟練掌握這種新兵器並不容易，其中的許多動作技巧具有相當的複雜性，難以讓士兵自己摸索。學會了運用劍並發展出新技巧的武術家對常人佔有決定性的優勢，當這些技巧在軍隊中被普及後，甚至可以左右戰爭的結果，正如我們在越國女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比越國的女士更早一些出現的是被稱為「刺客（assassins）」的職業殺手。第一位有記載的「刺客」，亦即第一個脫離軍事的武術家，叫作曹沫。他是一個善於格鬥計程車兵，生活在西元前7世紀的魯國，其格鬥才能被魯國大公所讚賞，從而被拔擢成為將軍。在與齊國的戰爭中，魯國被迫投降並割讓大片土地。在簽訂和約的會議現場，曹用一把匕首在各國首腦面前劫持了齊國的統治者桓公（西元前685年—西元前643年在位），迫使他放棄對魯國領土的要求。當桓公被迫在口頭答應他的要求後，他平靜地扔掉匕首並走下臺階。憤怒的桓公想要立刻撕毀口頭承諾，但他的丞相管仲卻看出曹沫具有再度衝破衛士的保護圈且殺死桓公本人的實力，最終勸說他正式同魯國簽訂了條件溫和的協議。20

如果說曹沫並未真正刺殺桓公，那麼在他之後出現的一系列刺客則真正符合了這個名稱。刺客專諸在西元前515年用藏在魚肚中的一把匕首刺殺了吳國的國王僚。幾年後，一個獨臂劍士要離刺殺了僚的兒子慶忌——後者本人也是一個令人生畏的格鬥家。大多數刺殺都發生在偷襲的情況下，刺客設法接近目標，在必要的情況下取得其信任，然後將其狙殺而死。但也有例外：在西元前397年，一名持劍男子公然闖入戒備森嚴的韓國宰相俠累的官邸，在衝破層層關卡後殺死了俠累本人，又擊斃了幾十名衛士後自殺身亡。幾天以後，這名刺客被人認出是著名的勇士聶政。即使從最嚴苛的標準來看，這位聶政都是一名令人生畏的武術家。21

刺客的出現意味著武術已經脫離群體的軍事行動而具有了獨立的形式。這首先依賴於格鬥技術的發展，使得格鬥能力遠高於一般士兵的職業武術家出現，在這種條件下，刺殺國君或大臣才是可能的。不僅如此，刺客的出現又刺激了武術的進一步發展：為了防止被刺殺，國君和重要官員必須要配備更訓練有素的貼身衛士，後者本身可能也是專業的武術家。而這也對刺客提出了更高的職業要求。在這種進攻‐防禦的遊戲中，武術也在飛速進化。但在這一時期，武術家顯然還談不上擁有獨立活動空間，刺殺仍然是軍事行動的一種特殊型別，而武術仍然是世俗權力的附庸。

但越國女士的故事卻是一個例外，她並非將武術用於格鬥本身，而是當成一種技藝傳授給他人。誠然，她的劍術是傳授給越國的軍隊，並用於之後的吳越戰爭。但故事裡的年輕女士並非出身軍旅，而是來自南方森林的居民，據說她豢養了一頭猩猩作為寵物，並從後者的敏捷動作中學到了劍術。顯然這不再是被動的經驗積累，而是主動的創造過程；最後，雖然曾經教授越國的軍隊，但越國女士並非越王的臣屬或將領，而擁有自由身份和獨立的人格。在教會越國的軍隊學會劍術之後不久，她就離開了越國的宮廷而不知去向。

在各種意義上，這一傳奇的女士都與被豢養的刺客迥異，而符合此後幾百年中「遊俠」的標準。或者她本人就是最早的遊俠，或者她是早期遊俠所信奉的一位女神。無論如何，對於之後的武術家們，越國的女士一直是一個不可磨滅的象徵，其所代表的理念是：武術家的價值在於幫助國家和君主實現正義的事業，但卻不受政治權力的擺佈。h3江河與湖泊：諸國混戰時代的社會流動者/h3如果曾在西元前485年到訪越國宮廷的女劍術家確實存在，那麼她無疑認識勾踐最重要的參謀范蠡。據說正是後者向勾踐引薦了這位神秘的女士。查良鏞博士指出她是被英俊的范蠡吸引才來到會稽。但因為吳國的美麗王妃，也是越國的女間諜施夷光佔據了范蠡的心，而令她傷心地離開了。22但據說在西元前473年吳國的都城姑蘇被越國攻陷時，越國女士曾經再度出現在范蠡身邊並見到了施夷光。此後，吞併了吳國的勾踐開始為范蠡的過大權力以及與女劍術家的可能聯絡而感到不安。為了預防來自國王方面的加害，范蠡很快也離開了越國。越國女士此時是否陪同在他身邊則不得而知。根據司馬遷的記載，范蠡「乘著小舟，在江河與湖泊上漂浮著」，23順利地脫離勾踐的掌握，前往北方。

「江河與湖泊（riversandlakes）」或「江湖（rivakes）」，並非某種偶然的指稱，而是形象地指出了在這一時代逐漸形成的、覆蓋中國本部的水道網路。在依賴人力和畜力進行交通時代，水以其流動性和浮力對於人群的交通和貨物的運輸有可觀的優勢。在勾踐與越國女士見面的同時，吳國正在開鑿一條溝通揚子江和淮河的運河，以便吳國運輸軍隊到達北方。吳國被消滅前夕，這條運河已經建成，被稱為邗溝。范蠡可能就是通過太湖、揚子江和邗溝到達北方的齊國。不久後他就在齊國成為一位著名的商人，其貿易範圍遠達南部的楚國。24

覆蓋全國的商業貿易的興起更加依賴於江河與湖泊，產生於西元前3世紀的《禹貢》中不厭其煩地勾勒出全國的水道體系及各地貨物的運輸方式。25在長年的旅行中，商人及船員成為了農業社會中第一批脫離土地的人群。對於他們來說，「江河與湖泊」不只是到達目的地的工具，而本身就成為了生活居所與生存方式。在一兩個世紀之內，更多的人群開始沿著江河與湖泊的網路在各個方向流動，一個廣袤的社會空間開始形成。

吳越戰爭結束之後，政治和社會的鉅變仍然在繼續。通過「春與秋」時代的兼併浪潮，在西元前5世紀末葉，西方的秦國，東方的齊國、北方的燕國，南方的楚國以及中部的韓國、趙國和魏國等七個強國主宰了中國的文明地域（但勾踐的越國不在其列，它在西元前306年被楚國所滅亡了），國家間的吞併暫時中止，而代之以兩個多世紀間七個強國之間不厭其煩的邊境戰爭和反覆無常的外交，直到西元前221年秦國的統一為止。這一時期被稱為「諸國混戰時代（warring‐statesperiod）」。

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戰爭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全面化，過去幾千人的貴族戰爭遊戲已經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動輒幾十萬人的、動員全國各個階層的全面戰爭。其間的差距可以比擬為從普瓦提埃（poitiers）到凡爾登（verdun‐sur‐meuse）之間的距離。26

這一時代的中國彷彿是一場綿延兩個世紀的血腥戰場，但另一方面，有許多商業和文化興盛的跡象向我們表明其和平與繁榮的一面。正如17和18世紀頻繁的歐洲戰爭不能掩蓋商業貿易的增長和隨著封建制度被君主專制取代，各主要國家內部和平的實現，同樣，在西元前4世紀和3世紀的中國，七個主要強國的競爭在擴大戰爭規模的同時，也減少了戰爭的數量；另一方面，貴族的封建采邑制度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也使得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平民社會的雛形。牢固的上下等級秩序融化在增強的社會流動性裡，工商業在迅速發展中；戰爭和商業的共同需要建立起龐大的國際交通網路，令人民、商人和知識分子能夠相對愜意地在各國間往來。在「江河與湖泊」中暢遊的人士日益增多。

自「春與秋」時期以來，社會地位下降的底層貴族和提升的上層庶民，逐漸融為一個新的階層，亦即「士」。這一階層缺乏世襲的政治權力，在經濟上也並非富有，但通常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可以擔任一些事務性的公共職位，或者充任君主和上層貴族的顧問，他們是後來帝國時期的學者‐官僚（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的雛形。但與統一帝國時的學者‐官僚不同，他們並沒有效忠某個特定政權的義務，而能夠在不同國家間流動，選擇自己所喜愛的君主侍奉。士的主要成分是知識分子或文士（menofletters），但武士（warriors）也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在這一時期，大量的武術家也以士的身份出現，他們雖然往往充任宮廷的高階武士或貴族的近身僕從，但是已經越來越多地脫離了軍事領域。

在這一時期，各國的國君和高階貴族也熱衷於招攬武士，觀看他們的武技，甚至和他們比賽。齊國以招攬「技擊之士」為其效力而聞名，被諷刺為不實用的作法。27而秦國的國王嬴蕩（西元前310年—西元前307年在位）本人就是狂熱的武術愛好者，他招募了任鄙、烏獲、孟說等一流的武術家來到他的宮廷中，並賜給他們顯要的官職，這是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御用武術家團體。武術家們也恭維他的武術天賦，讓他也以武術家自居。西元前306年，他進行了一次武術表演，在舉起一隻青銅的大鍋後，因為體力不支而倒下，隨後死去了。他在死後被尊稱為「悼武王」，意思是「悲劇的功夫之王」（thetragicmartialking）。

比嬴蕩稍晚的趙國國王趙何也是一名劍術愛好者。根據哲學家莊周的記載，在他的宮廷中一度有三千名劍術師，每天都進行劍術的較量，每年至少有上百人死傷。28在西元前3世紀，劍的長度已經和後世相似，最長的可以達到四英尺左右。這一時期的劍術必然也成為此後兩千年中中國武術世界劍術體系的濫觴。趙國成為當時劍術發展的中心之一，司馬遷告訴我們，他的直系祖先司馬凱就是趙國的一位著名劍術家，著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武術著作《劍論》。29

很自然地，在劍術家和其他武師之間廣泛存在著好鬥的風尚，正如中世紀盛期的歐洲騎士一樣。莊周說，他們一言不合，就相互怒視，然後拔劍將對方的脖子砍斷，或者不幸地被對方刺穿肚腹。30在武術家之間並沒有自治關係，武術雖然已經與其他領域區別開來，但仍然在相當程度上附屬於政治和軍事。武術家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恩主，但只向主人效忠，而對其他武術家毫無認同感，無論今天的人們對此怎麼評價，這是他們獲取個人尊嚴的方式。

但這一歷史程式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在當時的「江河與湖泊」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初級的關係和組織。

莊周有過一個著名的比喻：「與其讓兩條魚在陸地上用唾液來溼潤彼此，不如讓它們在江河與湖泊中相互忘卻。」31無論作為事實的敘述還是作為哲學隱喻，「江河與湖泊」都意味著自由空間，其特性來自於水的流動性。這一流動性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作為水的運動，使人們擺脫了地域性的血緣宗族社會的限制；第二，作為液體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權力的束縛，因此意味著一個既不被血緣家族關係所限定，也不被各級政府所約束的特殊領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這一流動性的特徵就將這個在各國各地間不斷往來的商人、知識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領域和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區分開來。雖然大多數人只是臨時性地進入這個領域，不久就復歸故鄉或是安身在君主的宮廷之中，但是也無可避免地形成一些臨時性的關係，其中一些逐漸凝固為固定持續的互動模式。

進而在這一新的社會領域，人與人之間按照不同的立場和利益關係聯合起來並進行互助，這就形成了不同的團體和派系。中國歷史上人所熟知的「一百個學派之爭論」，也應當放在這一視角下進行詮釋。「一百個學派」並非只是單純的思想學派，也並非只是政治派別，而是處於各國之間的江湖空間中相互鬥爭的力量。這一社會領域並非由武術家統治，但和後來的武術世界仍然不無相似。

在這一原始的江湖空間中，最為重要的或許是儒家，他們是偉大的貢福修斯（confucius，西元前551年—西元前479年）的傳人，在古代的經典詮釋和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壟斷地位。儘管一般說來，各國的統治者對他們的理想主義並不感興趣，但仍然尊重他們的文化權威，而各級官員也有很多是他們的學生。這一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門修斯（mencius），儘管幾乎未得到任何國家的政府職位，卻有充足的資金能夠在各國間進行舒適的旅行，並受到國君和貴族的禮遇。32而門修斯僅僅屬於儒家的八個支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