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西方人與中國武術世界的衝突/h3自馬可·波羅（marcopolo）以來的許多世紀中，訪問中華帝國的西方旅行家們，從商人到使節，從傳教士到軍人，在豐富多樣的各類中國旅行記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乎從未提及一個武術世界（worldofmartialarts）或者江湖空間（spaceofriversandlakes）的存在。這一點常令我們感到驚訝，但卻有充分的理由。因為他們在中國的保護者和朋友，即遠比他們更為熟悉中國社會的官員、地方紳士和平民，對此也僅有極其有限的瞭解。一般的居民對此的認識僅僅侷限於某位匿名的「騎士」忽然出現，殺死了某個本地的黑幫頭子，或者不知姓名的「採摘花朵的竊賊」（flower‐pickingthief）又蹂躪了某位富翁的美麗女兒這樣的市井流言；在文人的作品中，曾不時流露出對遊俠騎士和「劍仙（sword‐immortals）」的嚮往，但成為帝國官僚的吸引力對他們而言遠遠大於進入這一領域；在帝國朝廷的正式文告中從未承認這個秘密世界的存在，雖然它譴責其中的許多人是叛亂分子、邪教徒和窮兇極惡的盜匪；帝國的將軍們和情報系統的官員或許對此有深刻的瞭解，但是他們不會對一般居民透露這些不適宜的資訊，否則會引起皇帝陛下臣民們的嚴重不安：整個中華帝國，通過其自身意識形態的透鏡來看，是被「上天之子」和儒家哲學的權威所照耀的中央之土，這裡不允許存在不受皇權支配的黑暗領域。雖然事實上，這樣的領域一直存在著，如同中國道家哲學中的陰與陽，它和儒家意識形態的帝國結構形成對立和互補。但對此，並沒有形成一套相應的話語加以描述。對於遠離這一領域的人們來說，它是無可名狀的黑暗混沌。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西方人在19世紀中期之前從未了解中國社會中除了官員、士大夫和底層民眾之外的另一層面。但自從1840年的第一次英華貿易戰爭後，西方人的勢力越來越多地介入中國事務，不可避免地要和這一秘密世界發生衝撞，結果對於雙方來說都是悲劇性的。

西方人同中國武術世界的第一次正式接觸始於1853年，當時，剛剛成為通商口岸的上海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外來勞工，他們逐漸將民間的各種秘密社團引入到上海及其周邊地區。這些秘密社團的組織者們很快發現這個處於中國政府和西方殖民者之間的地帶是他們進行反政府活動的絕佳場所。三合會（天地會的一個分支）的首領劉麗川統一了當地的若干會黨，成立了上海小刀會。他們在1853年9月7日發動了起義，攻佔了上海及其周邊的若干縣城，並向此時在帝國南部發動叛亂的太平軍政權稱臣。對於這些手持小刀、揮舞拳腳的奇特叛軍，來自西方的冒險家們最初保持了謹慎的中立。但連年的叛亂嚴重影響了西方商人在上海的商業利益，並導致各強權的干預。在叛亂開始一年後，法蘭西的軍艦轟開了上海的城牆，兩百多名法軍隨即攻入上海城，結果他們在遭到慘敗後不得不退出上海。這一失敗令法國人印象深刻。他們沒有再度進攻，而是聯合英國和美國的軍隊圍困了上海。不久後，叛軍糧食短缺，不得不設法突圍，他們在夜間離開了上海，部分被清軍和西方國家的軍隊所殺，另一部分投奔了在南京的太平軍，這樣就結束了西方人和中國武術世界的第一次碰撞。1

第二次大規模的碰撞發生在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戰爭期間。天地會（heavenandearthsociety）的武術家劉永福於1866年在廣西組建了一支「黑旗軍」（blackflags），進行反政府活動。不久後，這支軍隊被迫撤退到越南，在那裡他們遭遇了正在入侵越南的法國軍隊，並不可避免地與後者發生了衝突，這間接導致了中法戰爭的爆發。戰爭開始後，劉永福的軍隊與清朝政府達成和解，並在1885年3月的鎮南關戰役中決定性地擊敗了法軍。但在幾天後的驅騾戰役中，即使精銳的黑旗軍也在法國人的優勢火力下遭到了重創，傷亡超過七千人。此時在巴黎，儒勒·費理（julesferry）內閣的倒臺及時阻止了戰爭形勢的逆轉，戰爭最後以對中國相對有利的和約結束。2

更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1899年—1900年的拳民之亂（boxerrebellion）。似乎在一夜之間，數以萬計的半吊子武術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三個月前還是樸實的鄉民——彷彿從地底下鑽了出來，揮舞著「消滅洋人」的旗幟，勇敢地向他們所能見到的一切西方人和他們的中國朋友發動了歇斯底里的攻擊。這些拳民相信他們的內功和拳術能夠保護他們免受西方槍炮的打擊，這種狂妄的自信瀰漫在中國朝野間，甚至感染了清政府的最高決策者孝欽皇太后。在西方人的武力威脅下她狂妄地向所有的西方國家宣戰。不出意外地，這次戰爭在極短的時間內以八國聯軍的全面勝利而告結束。3

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所發生的一系列衝突中，傳統的中國武術世界第一次遭遇到了中華帝國政府之外的另一個敵人——工業革命後現代化的西方世界。並發現後者的強大遠遠超過自己之前所遭遇到的一切強敵。在上述的三次衝突中，中國的武術家們儘管也取得過區域性的勝利，卻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的血肉之軀無法與西方人的槍炮相抗衡。這個悲劇性的遭遇最終導致了中國武術世界的解體，而它的敵人甚至並未注意到其存在。

一位反對者或許可以舉出孫祿堂、楊露蟬、霍元甲等帝國晚期著名的武術家來論證中國武術界的延續性，但是少數精英的出類拔萃難以掩蓋整個體系的衰敗。正如在當代中國，仍然有少數精通儒學的學者存在，但是無可否認儒學作為主流思想已經走向沒落。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中國武術上，一旦原本試圖學習武術的青年發現，他們花費二十年時間所學到的高深格鬥技巧往往敵不過一個孩童手上的一把手槍時，中國武術的沒落就無可避免了。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之一，就是武術和江湖的分道揚鑣。武術不再成為江湖空間中的主導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火藥和子彈。事實上，在拳民之亂後僅僅幾年，天地會等秘密社團就已經拜服在熱兵器的威力之下，並用之來暗殺清政府的各級官員。商雅森博士（dr.sunyat‐sen）就是靠這些用熱兵器武裝和重組的幫會勢力建立了同盟會，在1911年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的統治，建立了共和政權。

中國武術系統的衰落和瑪雅人的天文學失傳，或者古希臘的數學在中世紀被遺忘一樣，是世界文明史上無可估量的損失。毋庸置疑，中國人在三千多年的漫長曆史中，通過其特殊的文化實踐和意識形態，掌握了對於人類身體運動的精確把握之技巧，並最大限度地開發了其潛能。但是這些成就的絕大部分，已經被現當代的中國人民所遺忘。西方人直到最近的時代——首先應該感謝李小龍先生和查良鏞博士——才對此有所認識。

在美國，1973年，馬薩諸塞州首次承認了針灸的合法地位，此後在五十一個州都陸續得到了合法化，今天，有一萬多美國人在學習這一古老的東方人體技術，而接受過其治療的美國人民多達數千萬人。但是點穴的技術已經失傳，也許在此後幾個世紀裡都不會復興。阻礙這一技術復興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科學中根深蒂固的主客體分離的物件化傾向，通過其表面上的技術之勝利，使得主要通過內省和自我調節的方式探索人體的東方智慧被深刻地壓抑了。自笛卡爾（renédescartes）以來，靈魂和身體被當成本質上不同的實體，一切可被經驗的事物，都被當成外在物件那樣被觀察、計算和控制，而通向內心的原始體驗之途徑則被堵塞了。筆者認為，西方思想最大的誤區之一是，這些體驗並非僅僅是心靈的（psychic），而同時也是身體性的（bodily）。只有通過這些基本體驗本身，才可能對人的身體性存在有本真的（authentic）把握，也才能讓心靈成為身體真正的主人，從而產生出讓我們今天的生理學無法理解的諸多現象，例如元嬰（originalembryon）和真氣（authenticair）。

人們有時候會想知道，如果西方的科學和東方的古老智慧能夠結合在一起，將會產生出怎樣的奇蹟呢？歷史並非沒有提供這樣的機遇，但是結果卻如同吉卜林（josephrudyardkipling）的詩中所哀嘆的那樣：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

東方與西方，永遠碰不上。h3武術世界在中國出現的條件/h3已故的薩繆爾·約翰生（samueljohnson）教授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武學或武術科學（thescienceofmartialarts）出現在中國而非西方？這個問題可以被視為李約瑟問題（thequestionofneedham）——為什麼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而出現在西方——的反題。寫作本書的初衷之一，就是試圖回答這一問題的嘗試。在這篇導論中，我們將對此做一番先行考察。

在任何文化中，都有格鬥技巧或廣義的武術的存在，但只有在中國文明中，武術的發展才不只是停留在單純技藝的範疇，而深入到理論反思的層面，因此，成為了一門基於對人體之深入瞭解的學術。無疑，這一點是武術在中國文明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的直接原因。但是，為什麼這一點僅僅在中國文明，而非在其他文明中也得到同樣的發展呢？為什麼似乎同樣出色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西方文明中沒有發展出類似的高等學術呢？

在此我們還不能就中國文明本身的特質考察其具體機制，但是仍然可以從一般方面勾勒出武學在中國產生所需要滿足的若干條件。首先無可置疑的是，任何可能發展出武學的民族，必須是一個具備文明的民族。亦即這一民族具有能夠記載和傳承其武術成就的文字系統。諸如黑非洲的黑人、俾格米人和布須曼人，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人，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土著，愛斯基摩人，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無論其表現得有多麼驍勇善戰。他們那裡不存在城市、文字和禮儀建築，也就不存在武學。

不僅如此，這種可能誕生武學的文明應當具有高於城市、農業、金屬冶煉和文字等一般文明條件的更高階內涵，即對人體及其活動能力的自我認識。這一點必須藉助哲學和科學的概念或範疇進行內在反思。在這一反思的基礎上，對於武術的學術推進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武學的基礎在於更為廣泛的一般人文學科，特別是醫學和哲學的建立。這一點就排除了許多相當古老的文明，如埃及、巴比倫、赫梯、古波斯和印加的候選者資格，而將可能誕生武學的文明限定在經歷過文明飛躍的「軸心時代」的諸民族及其繼承人身上。

令武學成為可能的第二個基本條件，是文明的壽命。武學基於主體體驗的性質就排除了現代科學型的技術爆炸的可能性。這一學科的發展，並非在一個公認的基礎上通過推理和演繹的方式向前推進，也並非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去統計和區別經驗，而是通過習武者自身的內在體驗而積累對自己身體的操縱技巧。每一個習武者都必須從頭逐一獲得這些特殊體驗，而沒有科學中現成的公式可以背誦。武學發展的緩慢，必然要求長時期的穩定文明發展。而這一點上很少有現存的文明能夠和中國文明相比，這一文明至少具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悠久歷史。在五個亞歐大陸的古代文明中，巴比倫和埃及的古文明早已經滅絕；與之同時誕生的以色列和希臘文明雖然以某種形式延續到了今天，但是都經歷過數世紀以上的斷裂時期。在猶太人那裡，首先是毀滅性的巴比倫之囚，其次是135年失敗的巴克巴起義（barkokhbarevolt）之後長達兩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自此以後，寄居各地的猶太人雖然仍以某種形式儲存其文化典籍和信仰，但卻不可避免地受到當地其他文明的嚴重影響，而無法保持獨立的文化自治。

而在希臘和羅馬文明那裡，首先是西元前1200年之後多利安人入侵所造成的數世紀的希臘黑暗時代，其次是自西羅馬帝國覆滅到加羅林文藝復興之間的又一黑暗時期，如果不考慮到諸如羅馬人對希臘的佔領或維京海盜的劫掠所造成的文明損失的話。另外一些年輕的次生文明，譬如帕提亞文明、伊斯蘭文明、吐蕃文明和高棉文明，其發展時間之相對短促更毋庸論矣。似乎只有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具有發展出武學的這一必備條件。

發展出武學的第三個條件，是戰爭的普遍和頻密。中國武學的繁榮，與其歷史上戰爭的頻繁有著顯而易見的關係。在同樣好戰的一些文明中，如中世紀的西歐和武家政權下的日本，也發展出了高明的武術技巧，如果不是它們的歷史遠比中國為之短暫的話，我們可以想象，在這些文明中也將發展出高階的武學。但對於印度人來說卻並非如此，這個現象耐人尋味。誠然，在印度也可以列出一長串的戰爭。但印度的長期分裂並沒有像中國在西元前5世紀到西元前3世紀的「諸國混戰」時代一樣，催生出對於統一的迫切需求。這或許是因為熱帶的地理環境並不像中國的大河農業區一樣需要中央集權政府的統一管理。相對而言，酷暑的煎熬令印度人成為了更為虔誠的宗教民族。他們在內心世界追求和梵天合一的最高境界。在印度，高度發展的自我反思的心靈哲學確實催生了武學的某些基本形態，如瑜伽術。但是非世俗化的宗教文化和和平主義的盛行阻礙了其進一步發展。在3世紀以後，佛教將這些武學的基本元素帶到了中國，譬如特別是菩提達摩（bodhidharma）在中國北方的傳教，印度的內省哲學和中國本土的武術元素相結合，就帶來了中國武學的重大突破。我們將在本書第二章中討論這一問題。

一個有趣的悖論是，發展武學所需要的第二條件「文明的長壽命」和條件三「軍事衝突的普遍和頻繁」某種意義上是相互矛盾的。曠日持久的戰爭——特別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間的戰爭——往往會對文明本身造成毀滅性的影響。西方人熟知642年阿拉伯人焚燬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的事件，並常常對後者進行尖刻的指責。但是同一時期的西歐文明毀滅的情形更加慘不忍睹，在5世紀蠻族入侵的浪潮過後，整個西歐已經沒有人懂得希臘文，也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正確使用拉丁文。只有通過阿拉伯譯本的中介，西方人才在幾個世紀後再次尋回了部分古典世界的知識成就。

類似的情況也常常發生在中國文明中。在西元前3世紀末的中國內戰中，項羽將軍在推翻秦帝國後，焚燒了存放大量手抄書籍的阿房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斷裂。甚至若干最為重要的經典也一度或永久失傳；554年，在中國南北分裂的時代，戰敗的南方皇帝蕭繹（508‐554）在被俘前燒燬了他所收集的十四萬冊書籍，導致後一個王朝的國家藏書僅存三萬冊。

更具威脅性的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侵略。譬如，在東晉到南北朝（316年—589年）時期，中國北方的文化水平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人口最少時僅有數百萬，許多北方地區的漢語都絕跡了。而就對武術傳承的破壞性影響而言，長達半個世紀的宋元戰爭（1234年—1279年）是最為顯著的。大批優秀的武術家——包括當時最負盛名的「北方遊俠」郭靖——死於慘烈的戰爭，許多古老的流派被滅絕，珍貴的武學典籍亡佚，導致13世紀下半葉的武術世界出現了明顯的斷代。在元帝國建立後，蒙古政府進一步禁止漢人習練武術，儘管蒙古人的統治維持了不到一個世紀，但是悲劇性的後果已經造成：此後的武學水平，像其他許多文化領域一樣，再也沒有恢復到宋代時的高峰。

但是，如果比起西羅馬帝國的覆滅以及一千年後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人所攻陷後的遭遇，或者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對印度長達近九個世紀的統治而言，中國文明在蒙古帝國統治下所遭到的損失仍然是可以忍受的。以宗教的名義，中國的武學仍然繼續傳承著，並且進入了門派政治時期，最終，蒙古人的統治被武術家所領導的革命推翻。4總體而言，中國文明歷史的戰爭之頻繁不遜於其他任何文明，而其傳承之悠久和連續卻超過大多數現存文明。可以說這一特徵就是武學得以在中國，而且僅僅是在中國產生和發展的基礎性的條件。h3中國武學的基本特質和類別/h3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們需要花一些篇幅對中國武學的基本特質和分類進行概述。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書並非關於武術科學本身的研究，而是考察在其影響之下的中國社會和歷史。但是西方讀者應當對中國武學本身的特質有基礎性的認識，否則在本書中所敘述的歷史可能在很多方面都顯得無法索解。

中國人對於武學有著非常具體精細的分類，我們不擬在此詳細討論。一般說來，武學就是用於身體格鬥的知識和技巧。它本身可能建立在非常深邃玄妙的哲學和神學理論上，但是無論其意蘊涉及到人類生活的何種層面，用於格鬥始終是其根本目的。太極拳這樣的普及性拳術，被人僅僅視為鍛鍊身體的某種柔和的體操，但歷史上有很多記載，證明這種拳術足以在幾秒鐘內折斷敵人四肢的骨骼，或者讓敵人在幾個小時的時間內，逐漸耗盡體力而倒斃。

但是，並非所有的武學都直接用於格鬥。大體而言，武學可以分為「能力培養」和「格鬥技巧」兩類。二者的關係類似於軍隊的技術裝備水平和採用的具體戰術。缺少騎兵的軍隊，勢必難以採取蒙古騎兵的騷擾作戰，正如沒有飛行器的軍隊無法進行空襲。同樣，如果掌握了威力驚人的武器，之前的精巧戰術也就成為多餘：當代美軍在轟炸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時候，自然無須漢尼拔的「坎尼（cannae）」戰術。5武術家的基本能力，主要是力量、速度和準確度三個方面。對各個方面，不僅可以在實戰性的訓練中得到增強，還有許多專門的培養方式。依照培養方式的不同，就產生了外家（theexternalschool）和內家（theinternalschool）兩個主要學派。

外家學派的基本思想相當簡單，即各種能力可以通過相關的訓練而得到培養：如果你想要自己有力量，就去練習舉重，如果想要速度快，就去練習跑步，如果想要準確性高，可以練習擲飛鏢或打靶。簡而言之，我們每天在健身房和運動場所實踐的就是外家學派的思想，無論在東方和西方都卓有成效。在中國有個著名的故事可以突顯這一點：少林寺的青年僧侶們被要求每天從一棵大約三英尺高的小樹苗上跳過去，最初這顯得輕而易舉，然而小樹不斷地長高，而學生們也在不知不覺中每天都跳得更高一些。到了兩三年後，一個優秀的僧人就可以輕易地從七八英尺高的樹上躍過，或許超過今天的世界紀錄。

內家學派則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並不排斥外在的訓練，但是更注重於靜坐、默思和呼吸吐納等似乎完全與格鬥能力無關的行為和體驗。其基本原理是通過內向反思實現對身體和意志的精確控制。

為了正確理解這一點，讀者可以嘗試著自己盤膝靜坐一個小時，讓自己的心靈沉靜下來，結果往往是很快就感到心煩意亂無法忍受。我們會有一種想要擺脫靜坐，讓身體動起來的衝動，必須活動自己的肢體才會感覺舒適。這一點觀察表明，在我們身上，身體服從心靈的命令的表現只是一種膚淺的假象，心靈不僅對於身體的控制能力極為薄弱，而且常常被後者的各種微妙需要所左右。內家學派的訓練就是為了實現心靈對身體的絕對精確控制，或者，擺脫這種二元論的表述，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天與人的融合」：心靈和身體的完全融合和協調。

以拳擊為例，一般人在打架的時候習慣性地揮動手臂，實際上並沒有多少殺傷力。一本初級的拳擊教程都會首先告訴學生：應當利用腰和肩轉動的力量而非手臂本身。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自己的身體是如何缺乏瞭解和把握，人們的動作往往笨拙而無效率。外家學派對於個別身體功能的訓練，當然有助於實現對身體的把握，但是對於內家學派來說，這還遠遠不能令人滿意。內家學派的基本理論，是一種斯賓諾莎主義（spinozism）的東方翻版：意識和身體是同一個「實體」在不同屬性上的體現，對於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或方面都有與之對應的意識。因此，可以通過對意識本身的體驗和把握而深入到身體性存在的基本方面。

我們在此不擬涉及有關具體的經脈與穴位理論——其真偽和具體機制仍然有待現代醫學去證實。在此只需要提及，在內家學派理論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內力（innerpower）」的學說，該種學說認為，通過內向投射的方式，可以認識到並且積聚一種奇特的人體能量，這種能量被認為是一切力量增強，速度變快，耐力提高等表面效應背後的原因，如同汽車油箱裡的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