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人體自我控制能力提升的實體化解釋事實上不無可疑。我們認為，所謂內力，事實上是人體內部自我協調的關係範疇。當然，一些史料指出內力有可能在不同主體間相互傳遞，如果這一現象存在，無疑佐證了內力的實體性質。但毋寧說，這種神秘的實體是人實現自我控制的一種介質，或許是一種生物激素。它或許能夠作用於人體的運動終板，形成強有力的生物電訊號，使得內力家能夠遠比常人更有效地支配自身的骨骼和肌肉。對這些方面的科學研究目前剛剛展開。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獲得這方面更為豐富的知識。

現在讓我們轉向武學的技藝方面。關於這些技巧，在格鬥武學中，常常依照使用武器與否和武器的種類進行分類。赤手空拳的搏鬥術依照主要運用的身體部位，可以分為使用手和使用腿兩大類。腿法相對比較簡單，主要是通過腳的踢或踹的動作來傷害敵人，雙腿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所謂的連環腿，就是通過雙腳的連續踢出而疊加其殺傷力；但使用手的武學卻非常繁複：依其運用方式，可以分為拳法、掌法、爪法和指法。一般說來，掌法是用手掌的邊緣去進行砍削。但具有內功的格鬥家常常用掌心進行拍打，這種對普通人而言較為低效的格鬥方式因為能夠得到內力方面的支援而為一些武術家所青睞。同樣，另一種特殊的武學是指法，即通過手指戳或捏的方式傳遞內力。這種武學如果沒有內力的配合，就很難收到什麼效果。在當代中國，一些優秀的武術家可以用一隻或兩隻手指的支撐讓身體倒立，而在歷史上，某些指法甚至可以利用內力造成空氣中的衝擊波，在數英尺內進行超距攻擊，堪比手中握有一把無形的長劍。

使用武器的格鬥術，一般按武器的種類進行分類，總體上可以分為手執武器和投射武器兩類。前者是指通過手的執握可以進行長時間使用的武器，譬如刀和劍，後者是指一次性的投擲或發射出去的武器，譬如飛鏢或其他暗器。大型的或機械性的遠射武器，譬如石炮和連弩一般不在武學的研究之類。事實上使用這些武器也不需要對身體動作有特殊要求。按照使用武器的不同，存在著刀法、劍法以及使用各種投射武器的特殊技巧等。一般說來，有多少種武器，就有多少種與之配合的格鬥技術。其中刀法和劍法是最為重要的。刀法較為易學而實用，具有可觀的殺傷力；劍法則較難掌握，但可塑性和運用的空間更大，能夠和武術家的內在精神契合得更圓滿，被普遍認為是最高等的武術。

這些格鬥術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們被嚴格區分成各種招式（manoeuvers）。所謂的「招式」既不僅僅是一個姿勢，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動作，而是固定的一連串的動作，對其中每一個動作的標準都有細緻而嚴格的要求，類似於現代體操中的動作環節。這一點曾經令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在變化無窮的實戰中完全搬用這些固定的動作似乎是愚蠢的做法。更好的方式似乎僅僅確定一些實用的基本原則，而將具體的攻擊動作留給學習者進行自由發揮。從西方人的視角來看，中國人的武學理論是他們文化傳統的翻版：生搬硬套，墨守陳規，拘泥傳統，而壓制一切個人自由和創造的可能性。

但是這些看似合理的指責很難得到實證方面的辯護。悖論的是，正是這種以固定招式（也被稱為「套路（fixedways）」）為主體的武術體系造就了中國人傑出的武學成就。這一點並不難理解：中國武術體系中幾乎為每一種對敵的狀況（包括敵人的遠近，使用武器的種類，擺出的姿勢等）都準備了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招式。這些招式往往是在長期的實戰中所凝固而成的最佳策略，或者是過去的著名武術家精心設計，並在格鬥實踐中得到驗證的產物。很顯然，在沒有時間仔細思考的對敵情境下，記憶力比臨時發揮的思考能力更重要。運用一個現成的招式，不需要任何思考就可以發揮極大的威力，這顯然比臨時決定的攻擊方式更為高效。唯一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在之前的許多年中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記憶和練習，直到學習者達到可以近乎本能地使出的程度。就此而言，中國人的武學思想表現了突出的實踐智慧。實際上，西方世界在一些軍事操練上也採用了類似的原則，譬如馬其頓方陣和羅馬的龜甲陣，每一個步伐和動作都是固定的。但是從未在個人層面上像中國人那樣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但是，這種由各種招式所組成的格鬥方式也並非無懈可擊。最明顯的問題是，對於任何固定化的招式都可以仔細研究其具體的攻防原理，從而發展出破解的方法。當然，破解招式的也仍然是招式。這一點顯著地推動了中國武學的發展：一方面，原有的招式不斷被破解；另一方面，為了防止被破解，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招式「補丁」和新版招式。這種發展並非完全是良性的，有時候變成了經院哲學之間的辯論：破解招式的招式與破解破解招式的招式的招式之間打得火熱，但是對於不理會這些招式的一般人，卻反而喪失了效力。在13到14世紀之間，一些傑出的武學家提出了「沒有招式就勝過一切招式」的思想，從根本上杜絕了被破解的可能性。根據這一思想所進行的武學實踐，在武術大師之間的較量上卓有成效。這部分是因為大師們對武術招式的精通已經使他們不必拘泥於任何具體的招式，但這一點難以用於武術界的中下層，也並未動搖以招式為主體的中國武學的基本結構。

有少量罕見的格鬥方式是不需要或很少需要使用招式的，譬如次聲波攻擊（常被稱為「獅子的怒吼」）和心理催眠（有時被稱為「移走靈魂的法術」），但通常都需要建立在充實內力的基礎上。還有一些野史所記載的格鬥方式顯然是過分神話了的，如利用意念操縱飛行的劍進行自動攻擊，在此可以忽略。另外，利用各種毒素進行攻擊是武術世界中經常發生的情況。也有一些流派擅長此道，譬如四川的唐氏家族和雲南的一些秘密宗教。毒藥的煉製和使用並不屬於武術科學的範疇，而屬於醫學或生物學，但是其恐怖的殺傷力與武術相似，這也足以令毒藥專家們彌補他們在武術造詣上的不足，和一流的武術家們相提並論。

最後我們要指出的是：在格鬥術之外，還有一些次生的武學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輕功（artsoflightness），這種武學可以說是田徑運動中的許多專案的總和：跳高、跳遠、短跑和長跑等等。簡言之，輕功主要是穿越各種複雜的地形，在不同方向上儘可能快速移動的能力，可以用於逃走和追擊敵人。另一項次要的非格鬥武學是水功（waterarts），即在水下進行各種活動的能力。不用說，這些次要分支仍然間接服務於格鬥的目的。

這些粗略的敘述如果尚不能使讀者對於中國武術的本質和構成有直觀瞭解的話，那麼如下的概括或許不無裨益：中國武術的根本特徵，即是通過特殊的學習和訓練，掌握遠遠超出常人的身體能力和技術。也就是說，並不需要特殊的天賦或血統，人就可以通過學習，超越自身的極限。或許正是由於學習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中國人稱之為「武學」。這一點的重大意義將在正文中得到進一步闡明。h3文獻回顧；查良鏞博士的研究/h3古代的歷史學家司馬遷（西元前145年—西元前86年）曾經慨嘆，在秦代之前的武術家事蹟，由於不被歷史編撰者重視和記載，大部分都已經湮沒了。6我們今天仍然面臨著本質上相同的問題。在一般的歷史文獻中，僅僅當武術家的活動影響到重大的歷史事件時，才會加以有限的記載，很多時候（譬如在明教史中）由於當局的形象和利益，這些記載也是建立在篡改和扭曲的基礎上的。在野史和筆記中可以找到略微豐富些的資料，但也不容樂觀。在傳奇、小說和戲劇中固然有較多的描繪，但又往往過於誇張，不能隨意採用。在很多時候我們必須梳理和對比多種史料，才能辨認出其中真實的武術家事蹟，並且很大程度上仍然帶有猜測的性質。故而，許多學者曾經斷言，要撰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武術世界史，是不可能的。

這一情況在香港歷史學家查良鏞的卓越研究之後，或多或少改變了。查良鏞出生於1924年，在二戰期間曾擔任重慶的圖書館管理員，後來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多家大學任職。他於1955年在劍橋大學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書本與劍的檔案：乾隆帝與中國秘密社會》（thefileofthebookandthesword:thech’ien‐lungemperorandchinesesecretsocieties）。本書的重點是清高宗弘曆與紅花會（redflowersociety）在1758年的一項秘約及其破滅。查良鏞綜合了清宮秘檔、地方誌、紅花會的幾種會簿、維吾爾人的口頭史以及當時的許多筆記、詩文和私人信函，詳實可信地梳理出事件的程式。這一著作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爭議，許多傳統史學家斥之為小說家言。不過隨著論戰的進行，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贊同查良鏞的觀點，其中爭議最大的一項，即清高宗的真正血統問題在近年由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實驗室的dna測序研究得出了結論：高宗男性直系後裔的y染色體和其他旁支的清代皇室的後裔毫不相同，相反，卻和海寧的陳世倌家族完全吻合。7這標誌著查良鏞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論戰中的勝利。

當然，查良鏞的這部早期著作仍有不少缺陷，譬如他武斷地認為紅花會是於萬亭所建立的一個新社團，而沒有注意到紅花會只是天地會一個主要分支為了掩護自身存在的一種別稱，來自於天地會著名的紅花亭。於萬亭是天地會的復興者而非另一個秘密社團的首創者。天地會的這種別稱還有很多，譬如添弟會、仁義會、平頭會、雙刀會和三合會等，是天地會的特有現象。8他因此也未能將紅花會放在天地會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考察。後來的研究者們對此有所駁正。

查良鏞的第二部專著是出版於翌年的《綠色血液之劍：袁承志與明清政治》（aswordofgreenblood:yuanch’eng‐chiandpoliticsbetweenthemingandch’ingdynasties）。這部著作是對17世紀中葉一個小軍閥袁承志的主題研究。此人史學界本來只有有限的瞭解，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部將，在1645年曾經盤踞山東，與清軍交戰，後來逃離大陸。查良鏞指出這位袁承志是袁崇煥之子，受到武術世界的支援，廣泛參與了明末的許多事件並在深層次上改寫了歷史，這部作品受到學界讚譽，但相對關注較少。

1957年出版的第三部專著《射鵰的英雄：一部傳記》（thecondor—shootingheroes:abiography）是一部更為成功的作品，此書研究了13世紀的南宋武術家郭靖的事蹟並全面地分析了當時武術世界的「五絕」體系。查良鏞在其中提出了集團分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後了武俠史學的研究範式。在1959年出版了其續作《神聖的雕之羅曼史》（romanceofthedivinecondor），通過闡述南宋後期的武術世界演進，將這一模式進一步完善和推進。

在致力於宋代武俠史的同時，查良鏞仍然繼續著對清代中期武俠史的探索，並推出了兩卷本的《飛翔狐狸：一位18世紀遊俠的個案研究》（flyingfox：studiesintoaninpidualkinght‐errantinthe18thcentury），上部《狐狸，飛過雪山》（foxfliesoversnowymontains）出版於1959年，下部《飛翔狐狸的青年時代》（theflyingfox’syouth）出版於1960年。其中對於1769年的全國掌門人會議和1780年的玉筆峰戰役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在1961年他出版了《天之劍與龍之刀：元代武術世界與地下宗教》（theheavenlyswordandthedragonsaber：thekungfuworldandundergroundcultsintheyuandynasty）。這部著作不僅是對元朝時期摩尼教的研究，也詳細討論了當時武術世界的權力關係和結構演替及其對元末政治軍事衝突的影響。自發表後，就成為該領域不可代替的基礎書目。

同年他在《中國武俠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滿大人鴨子刀的傳說與歷史》（「themandarinducksabers：legendandhistory」），從一起武術家叛亂活動的個案出發，對清世宗時期的武術特務和反清運動進行了論述，不過這篇論文只是依據清宮檔案和民間傳說對相關史實的簡略描繪，因此並不很受重視。

同年發表的另一篇長文《哭泣的白馬，隨風而去》（cryingwhitehorse,gonewiththewind）是對清代中國武術家與哈薩克人族群衝突與融合的散文化描述。1963年的《秘密如同城市》（secretislikeacity）則講述了在清代的尋寶熱潮時期，一個西藏武術派系和中國武術世界的衝撞。這些作品由於主要基於口述史的整理，故而難以精確地確定年份，之後的史學家為了考察其所發生的具體時代耗費了巨大的精力。但迄今仍然沒有統一的答案。

同樣出版於1963年的《天神與龍的戰爭史：北宋後期的武術世界》（historyofwarsbetweenheavenlygodsanddragons：kungfuworldinlatenorthernsong）是一部學界期待已久的鉅著。本書將武俠史研究向前推進到了11世紀，並詳盡重構了當時武術世界的基本構成和主要事件。其中最為顯著的成就，是通過對若干契丹文文獻的破譯，證明了十一世紀末遼國的南院大王蕭峰和宋朝野史中記載的丐幫首領喬峰是同一個人，並運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對於蕭峰在1094年遼國南侵中的作用做了細緻研究。

1965年出版了《遊俠之歌：或一個武術烏托邦的覆滅》（songofkinghts‐errant：orthefallofakungfuutopia）。此書討論了在明代中後期的一次組建跨門派武術科學研究機構的偉大嘗試，這一嘗試因研究者們濫用武力對武術世界進行殺戮和統治而以失敗告終，從而導致武術世界在16世紀下半葉的陡然衰落。

查良鏞用了之後的兩年精心撰寫了《江河與湖泊上微笑而驕傲的漫遊者：明代中期武術門派與教派的戰爭》（thesmiling,proudwandereronriversandlakes：warsbetweenmartialschoolsandcultsinthemid‐mingperiod），此書出版於1967年，正值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部史學作品討論了明代所謂正教與邪教的交戰期間，主要門派和秘密宗教之間的衝突及各自的內部權力鬥爭。查良鏞反對將地下宗教視為正義的農民起義、將主流門派視為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階級鬥爭史學範式，被認為是醜化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任我行。查良鏞也因此受到香港左翼人士的攻擊和人身威脅，一度暫時離開香港，並中止了武俠史研究。

在1970年，查良鏞開始了一項充滿野心的研究計劃，他打算從最早期開始，寫作一部全面的中國武俠史。其第一章「越國女士的劍（swordoftheladyoftheyuekingdom）」順利完成。這一章節研究了武俠史上最早的人物「越國女士」，指出她與范蠡之間的隱匿聯絡。不過，之後的研究由於涉及上古和中古歷史，材料匱乏的問題就比較明顯了，查良鏞最後放棄了這個宏大計劃。只將「越國女士的劍」作為一篇論文發表。作為替代，他出版了一部普及的小書《三十三位武術家》（thirty‐threemartialartists），對公眾簡單介紹了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武術家。

查良鏞的最後一部武俠史著作返回了他所熟諳的清代研究。此即講述清代早期武術和政治傳奇人物韋小寶的傳記《鹿鼎公爵傳》（alifeofdukeludingius），這本書寫了三年之久，出版於1972年。在這部鉅著中，他對於清代初期的歷史和秘密社團活動進行了詳細深入的刻畫。該書也往往被認為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代表作。

此後查良鏞脫離了武俠史學術領域，投身於報業，創辦了《明報》。他在1975年仍然出版了一部歷史著作《袁崇煥傳》，但並不屬於武俠史的範疇。在1978年他修訂了自己的早期研究，並在2000年後對自己的著作再度修訂，在其中他根據史學研究的進展更正了自己的許多早期觀點，不過並非所有武俠史研究者都能同意這些修改。

查良鏞的著作（以及其同時代的學者陳文統）奠定了當代中國武俠史研究的基礎。在他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後，由於倪聰、陳平原、孔慶東、嚴家炎、陳墨、約翰·史密斯（johnsmith）、薩繆爾·約翰生（samueljohnson）、格拉漢姆·恩斯肖（grahamearnshaw）、約翰·明福德（johnminford）、岡崎由美、鈴木清一等中國、西方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我們已經能夠在更為廣泛而全面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因而一部系統性的中國武俠史也呼之欲出了。

然而在查良鏞著作中仍然有相當多的歷史時段空白，從幾十年到上百年不等。這些時期由於資料的匱乏而無法得出史學上可確證的成果。這些查良鏞所止步的地方今天仍然令我們感到困難。金童、全庸和金庸新的一些作品可以填補這些空白，但與查良鏞體系的矛盾之處卻無法忽視，因而被認為並非是嚴謹的學術研究。對於這些空白時段的武術世界歷史，我們可以通過正史和野史著作以及民間口述史加以探究，雖無法得出一個全面的圖景，卻可以看到基本的發展脈絡。

迄今為止，尚無一部真正全面系統的中國武術世界史問世，本書作為一部「簡明」的介紹，在綜合查良鏞和其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梳理了武術世界在漫長的中華帝國曆史中的起源、發展和衰亡的主要脈絡，並對其中的若干關鍵事件加以深入探究。由於上述的困難，本書中的許多論述仍然只是嘗試性的，旨在初步建立一個基本的史學框架，以滿足學界的需求。我們殷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豐富而詳實的研究出現，將我們對中國武俠史這一引人入勝領域的認識推進到一個全新的層面。

讓-皮埃爾·希安（jean-pierresean）

新垣平

1《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對此有簡略的回溯（第260‐261頁），詳細程式請參閱《上海小刀會起義史》。/aside2《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294‐297頁。/aside3同上書，第140‐153頁。/aside4對此的專題研究，請參見《劍橋倚天屠龍史》。/aside5指漢尼拔在坎尼會戰（西元前216年）中使用的中軍後退，讓側翼的軍隊內卷，對敵軍形成包圍的著名戰術。——譯者注。/aside6《史記·遊俠列傳》。/aside7李輝、嚴實、王傳超：「分子生物學視角下的清高宗身世問題」，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通訊》2010年第5卷。/aside8周育民、邵雍《中國幫會史》，第64頁。/a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