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一個政治組織曾為薩賓娜舉辦過一次畫展。她開啟目錄，第一張圖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畫了一些鐵絲網。她在照片旁邊，還發現了一份讀上去象某位聖女或某位烈士的小傳；她遭受過極大的痛苦，為反對非義而鬥爭，被迫放棄了正在流血的家園，卻繼續在鬥爭著。「她的畫作是爭取幸福的鬥爭」，文章以這句話而告結束。

她抗議，但他們不能理解她。

你是說共產主義不迫害現代藝術嗎？

「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她憤怒地回答。

那以後，她開始在自己的小傳中故弄玄虛，到美國後，甚至設法隱瞞自己是個捷克人的事實。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顧一切地試圖逃離人們要強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她站在畫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後椅子上的老人，仔細觀察著她的每一筆觸。

「該回家了。」他終於看了看錶。

她放下調色盤，去衛生間洗手。老人也使自己從椅子裡站起來，去拿斜靠在泉邊的柺杖。畫室的門通向外邊的草地。天已漸漸落黑了，五十英尺開外，是一棟白色的隔板房，一樓的視窗亮著燈光。薩賓娜被這兩個光輝投照著暮色的視窗感動了。

她一生都宣稱媚俗是死敵，但實際上她難道就不曾有過媚俗嗎？她的媚俗是關於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麼安寧，那麼靜談，那麼和諧，由一位可愛的攝親和一位聰慧的父親掌管。這種幻覺是雙親死後她腦子裡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夢，她就越是對這夢境的魔力表現出敏感。當她看到傷感影片中忘思負義的女兒終於擁抱無人關心的蒼蒼老父，每當她看到幸福家庭的視窗向迷濛暮色投照出光輝，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淚水。

她是在紐約遇見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愛畫，身邊只有上了年紀的老伴，住在一棟鄉間房舍裡。正對著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間舊馬廄。他為薩賓娜把馬廄改建成畫室，而且每天都目隨薩賓娜的畫筆執行，直到黃昏。

現在他們三人一起吃晚飯。老太太把薩賓娜喚作「我的女兒」，但一切跡象都會使人匯出相反的結論，就是說，薩賓娜倒是母親，而她的這兩個孩子喜歡她，崇拜她，願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這個也即將進入老年的人，象一個小女孩那樣找回了曾被奪走的父母嗎？她終於找回了她自己從未有過的孩子嗎？

她清楚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幻覺。她與這老兩口過的日子只是一個短暫的間歇。老頭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將去加拿大跟兒子一塊兒過。那麼，薩賓娜的背叛之途又將在別的什麼地方繼續。一曲關於兩個閃光視窗及其窗後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時從她生命的深處飄出，匯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她被這首歌打動，但並不對這種感情過於認真。她太知道了，這首歌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媚俗一旦被識破為謊言，它就進入了非媚俗的環境牽制之中，就將失去它獨裁的威權，變得如同人類其它弱點一樣動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

媚俗起源於無條件地認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麼？上帝？人類？鬥爭？愛情？男人？女人？

由於意見不一，也有各種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

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被認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據各自聲稱的理論原則給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義都完全不可能。這不足為奇：政治運動並不怎麼依賴於理性態度，倒更依賴於奇想、印象、言詞以及模式，依賴於它們總合而成的這種或那種政治媚俗。

弗蘭茨如此陶醉於偉大的進軍，這種幻想就是把各個時代內各種傾向的激進派糾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偉大的進軍是通向博愛、平等、正義、幸福的光輝進軍，儘管障礙重重，仍然一往無前。進軍既然是偉大的進軍，障礙當然在所難免。

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民主主義專政？是反對消費社會還是要求擴大生產？是斷頭臺還是廢除死刑？這一切都離題甚遠。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之為偉大進軍的媚俗中去。

弗蘭茨顯然不是媚俗的信徒。偉大進軍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點象薩賓娜生活中那關於兩個閃亮視窗的哀婉之歌。弗蘭茨投哪個政黨的票？恐怕他什麼票也不會投，感興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裡去度過選舉日，當然，這並不意昧著他不會被偉大的進軍所打動。夢想著我們是跨越世世代代進軍中歡樂的一群，總是美好的，弗蘭茨從未完全忘記過這種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