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這時她住在美國），薩賓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國參議員，用他的大轎車帶她出去兜風。他的四個孩子在車後座跳上蹦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體育館前面，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後，美美地看著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裡，「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他的話裡面，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裡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臺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臺上，對下面帶著同樣笑容的遊行公民發出的笑。
參議員怎麼知道孩子就意昧著幸福？他能看透他們的靈魂？如果此刻他們都不見了，其中三個向第四個撲過去並狠狠揍他，那又意味著什麼？
參議員只有一條理由對他有利：他的感情。心靈和大腦經常意見不合牴觸齟齬。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裡，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媚俗引起兩種前後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種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沒有比政客更懂得這一點了。無論何時，一個照相機即將開拍，他們會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舉到空中，親吻他的臉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容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里，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銷或限制，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見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觀自己置身於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
我說到極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裡，任何偏離集體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種懷疑（任何以懷疑區域性始的人，都將以懷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裡，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勝過愛女性的男人。於是，「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神聖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古拉格當作媚俗作態極極統治用來處理垃圾的化糞池。
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時期。當時特麗莎的父親由於鬼混而被捕，十歲的特麗莎被逐出家門。這也是二十歲的薩賓娜在美術學院學習的時候。在那裡，她的馬列教授向她解釋社會主義藝術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如此飛躍進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與壞的矛盾，而是好與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糞（那是無論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邊（比如說，在美國）」，象一些異己的東西（比如說特務），只有從那裡，從外部，才能打入這個「好與更好」的世界。
事實上，在那最嚴酷的時代，蘇聯電影在所有「好與更好」的國家氾濫。電影中充滿了不可信的純潔和高雅。兩個蘇聯人之間可以出現的最大沖突，無非是情人的誤會：他以為她不再愛他；她以為他不再愛她。但在最後一幕，兩人都投入對方的懷抱，幸福的熱淚在臉上流淌。
對這些電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釋就是：電影表現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現實當然比理想要差一些。
薩賓娜總是反感這些解釋。只要一想到蘇式媚俗的世界行將成為現實，就感到背上一陣發麻。她毫不猶豫地願意選擇當局統治下那種受迫害和受宰割的現實生活，這種現實生活還是能過下去的。如果在那種理想式的現實世界裡，那些白痴們咧嘴傻笑的世界裡，她將無話可說，一個星期之內就會被嚇死。
蘇式媚俗給薩賓娜的感覺，非常象特麗莎夢中所經歷的恐怖一樣震動了我。特麗莎與一群裸體女人繞著游泳池行進，被迫高興地唱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著一具具屍體。特麗莎不能對任何女人提一個問題，說一個宇，唯一能夠做出的反應，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對她們任何人偷偷眨眼，她們會立即向那個游泳池上籃子裡的男人指出她來，他將把她槍斃。特麗莎的夢揭示了媚俗的真實作用：媚俗是一道為掩蓋死亡而關起來的螢幕。
在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裡，所有答案都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有效。因此，媚俗極權統治的真正死敵就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象一把刀，會劃破舞臺上的景幕，讓我們看到藏在後面的東西。事實上，這就是薩賓娜向特麗莎解釋的自己畫作的準確意義：表面上是明白無誤的謊言，底下卻透出神秘莫測的真理。
但是，反對我們稱為媚俗作態極權統治的這種東西的人們，感到質問和懷疑無補於事，他們也需要確定而簡單的真理，讓大眾理解，激發群體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