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風範，做起來還真不易。辛稼軒有兩句詞說：“須知忘世真容易，欲世相忘卻大難。”自己要將這個社會遺忘，還算容易，但要社會把你輕易地忘掉，那可不簡單。“人怕出名，豬怕肥”，尤其在社會上有了一點名氣的人，更難做到。到時你想遠離這個社會，歸隱山林，不再過問世事，這倒好辦，因為只要你真看得開，放得下便可。但是，你一躲到深山野地去，有許多人還是會千方百計找你出來，說你有道啊，要你幹這幹那，絕不放過你。這就是“欲世相忘卻大難”了。所以老子最後只好騎著那匹青牛，悄悄逃出函谷關去了。
《老子》這第二十章，實際上全部在闡述前面他所說“和其光，同其塵”的道理。我們研究古文典籍，大可不必另外從別處引經據典，大作文章，只要以原書各節內容互相對照詮釋，便可尋出其原本含意。老子亦是如此，他的每一個觀念，在本文中自有他的註解。
只是同流不下流
因此，老子又說：“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愚”，並非真笨，而是故意示現的。“沌沌”，不是糊塗，而是如水匯流，隨世而轉，但自己內心清清楚楚。有些人學道家學壞了，故意裝糊塗，卻走了樣，弄巧成拙，反而壞事。所以，這種外昏內明的功夫，不是隨便裝瘋賣傻便是有道的。一個修道有相當體悟的人，他可以不出差錯地做到：“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獵兮其若海，颶兮若無止。”“昭昭”，就是高明得很，什麼事都很靈光的樣子。一般俗人都想這麼高人一等。相對地，“我獨昏昏”，修道人不以為聰明才智高人一等，給人看起來，反是平凡庸陋，毫無出奇之處。“我獨昏昏”。同時也說明了修道人的行為雖是入世，但心境是出世的，不斤斤計較個人利益，因此給別人看成傻子。
並且，“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普通人對任何小事都很精明，事事一精一打細算，但是我倒是“悶悶”笨笨的，外表“和光同塵”，混混飩飩，而內心清明灑脫，遺世獨立。你們要聰明，就讓你們去聰明，你們到處吹毛求疵，斤斤計較，但我倒是無所謂，視而不見。
再者，一個修道人的胸襟也要“據兮其苦海”，像大海一樣，寬闊無際，容納一切細流，容納一切塵垢。儒道兩家都一樣，要人胸襟寬大，包容一切。這就得學習“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修養，然後自己的精神思想才能從種種拘限中超越出來。
“囗兮若無止”，這種境界，要自己住在高山上，方能有所體會。“囗”，不是颱風，而是高雅的清風，如空中大氣清遠徐吹。這很難用其他字眼來形容，“天風朗朗”，或者堪作相似的形容。尤其身處高山夜靜時分，一點風都沒有，但聽起來又有風的聲音，像金石之一聲；尤其在極其寧靜的心境中聽來，在那高遠的太空裡，好像有無比美妙的音樂，虛無飄渺，人間樂曲所不能及。此即莊子所講的“天籟”之音，沒有到達這個境界，是體會不出的。/p如此，俗人有俗人的生活目的，道人有道人的生命情調。“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一般人對人生都“有以”，都有目的，或求升官發財，或求長命百歲。而以道家來講，人生是沒有目的的，亦就是佛家所說“隨緣而遇”；以及儒家所說“隨遇而安”的看法。但是老子更進一步，隨緣而遇還不夠，還要“頑且鄙”。“頑”，是非常有個性，永遠堅持不變。“鄙”，就更難做到了，所有的言行舉止，非常給人看不起，糟糕透了。譬如，民間流傳已久的《濟公傳》，其中主角濟公和尚，他時常弄些狗肉吃吃，找點燒酒喝喝，瘋瘋癲癲，冥頑不靈，人們都瞧他不起。你說他是瘋於嗎？他又好像清楚得很，你說他十三點，有些事卻又正經八百。一下由這廟趲過來，一下被那廟趲過去，個個廟子都不歡迎他祝“鄙”到這等地步，他卻是最解脫、最不受限制的人。這一點，一般凡夫是難以理解的。
如此“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這種處世態度，雖然和眾人不同，卻不是標新立異，驚世駭俗。這乃因為自己“貴食母”，“母”字代表生我者，也就是後世禪宗說的“生從哪裡來，死向何處去”的生命本來。“貴食母”意即死守善道，而還我本來面目，永遠迴歸到生母的懷抱--道的境界中去。
本章老子所提出來的處世態度，我們假使拿來和《論語》的《鄉一黨一篇》比較研究，相當有趣。《鄉一黨一篇》是孔子的弟子們記載孔子生活的藝術，孔子在辦公室是個什麼態度，對朋友又是個什麼態度，穿衣如何穿法，吃飯如何吃法。孔子吃飯很講究衛生，並且一定要點蔥蒜擺在前面才吃。這些都是他的弟子形容孔子平常生活的習慣。老子形容修道人入世而又出世的處世態度，恰與孔子大有不同，剛才已作了相當的介紹。真要做到這樣，那是相當難的。
老子處世哲學的人證
老子所說的這種處世哲學，人生態度，除了我們傳統文化中真實篤通道家的神仙們，用之在一般社會的人群，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找出這種榜樣，當然，在歷代道家《神仙傳》裡，卻多得很。不過，都像是離經叛道，古里古怪，不足為法。其次，只有近似道家的隱士、高十們，介於出世入世之間的，卻可在《高士傳》裡找出典型。
現在我們只就一般所熟悉的，由亂離時期到治平時代的兩位中間人物，作為近似老子所說的修道者的風格。在西漢與東漢轉型期中，便有嚴光。在唐末五代末期到趙宋建國之間，便有陳摶。
嚴光，字子陵。他在少年時代，與漢光武劉秀是同學。別的學問不說，單從文學詞章的角度來講，嚴子陵高到什麼程度，已無可靠的資料可尋。但是，看劉秀--漢光武的少數文章詞藻，的確很不錯。在劉秀做了皇帝以後，唯獨懷念這位同學，到處查訪，希望他來一見，就可想見嚴光的深度，並不簡單。也許他也是一個在當時局勢中，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劉秀不簡單，這個位置已屬於劉秀的，他就悠遊方外，再也不想鑽進圈套了。因此他就反披羊裘，垂釣在浙一江一桐廬的富春一江一上。這種作風，大有近似老子所說的：“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囗囗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後來，他雖然也和當皇帝的老同學劉秀見了面，而且還在皇宮裡如少年時代一樣，同榻而眠，過了一夜，還故意裝出睡相不好，把腳擱在劉秀的肚子上睡覺，似乎又目無天子。總算劉秀確有大度，沒有強迫他作官，終於放他還山，仍然讓他過著悠遊自在，樂於一江一上垂釣的生涯。
因此相傳後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路過嚴子陵的釣臺，便題一首詩說：“君為名利隱，我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夜半過釣臺。”這真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的對比寫照。但是相反的，後人有對他作極其求全的批評說：“一著羊裘不蔽身，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這又是何等嚴格的要求，好像專為老子的哲學作人事考核似的。他是說，嚴子陵反披羊裘去釣魚，分明是故意沽名釣譽，要等漢光武來找他，用此為求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當時只著一般漁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釣魚，誰又知道富春一江一上多了一位漁人便是嚴子陵呢！那麼，當皇帝的同學劉秀，豈不是永遠也無法找到你嗎？因此他批評嚴光是有意弄噱頭，求虛名，而非真隱的誠意人物。
如照這種嚴格的要求隱士、高士、處士的標準來講，凡是被歷史文獻所記載，為人世所知的人物，乃至神仙傳記或佛門中的高僧，也都是一無是處的。宋代的大詩人陸放翁便說過：“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自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平庸一生，名不見於鄉里，終與草木同腐的，或者庶乎近焉！
陳摶，道號希夷。當然，他早已被道家推為神仙的祖師。一般民間通稱，都叫他陳摶老祖。他生當唐末五代的末世，一生高臥華山，似乎一點也不關心世事。等到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起皇帝來了，他正好下山，騎驢代步，一聽到這個訊息，高興得從驢背跌下來說，從此天下可以太平！因為他對趙宋的創業立國，有這樣的好感，所以趙氏兄弟都很尊重他。當弟弟趙匡義繼哥哥之後，當上皇帝--宋太宗，還特別召見過他。在《神仙傳》上的記載，宋太宗還特別派人送去幾位宮女侍候他。結果他作了一首詩，把宮女全數退回。“冰肌為骨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這個故事和詩也記在唐末處士詩人魏野的帳上，唐一人詩中也收入魏野的著作。也許道家仍然好名，又把他栽在陳摶身上，未免有錦上添花、畫蛇添足的嫌疑。
其實，希夷先生，生當亂離的時代，在他的少年或壯年時期，何嘗無用世之心。只是看得透徹，觀察周到，終於高隱華山，以待其時，以待其人而已。我們且看他的一首名詩，便知究竟了。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緩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
愁看劍載扶危主，悶聽笠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從這首七言律詩中，很明顯地表露希夷先生當年的感慨和觀感，都在“愁看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兩句之中。這兩句，也是全詩的畫龍點睛之處。因為他生在唐末到五代的亂世中，幾十年間，這一個稱王，那一個稱帝，都是亂七八糟，一無是處。但也都是曇花一現，每個都忙忙亂亂，擾亂蒼生幾年或十多年就完了，都不能成為器局，所以他才有“愁看劍戟扶危主”的看法。同時又感慨一般生存在亂世中的社會人士，不知憂患，不知死活，只管醉生夢死，歌舞昇平，過著假象的太平生活，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代。因此便有“悶聽笙歌聒醉人”的嘆息。因此，他必須有自處之道，“攜取舊書歸舊隱”，高臥華山去了。
這也正如唐末另一位道士的詩說：“為買丹砂下白雲，鹿裘又惹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愁煞人。”他們所遭遇的境況和心情，都是一樣的痛苦，為世道而憂悲。但在無可奈何中，只有如老子一樣，走那“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苦海，囗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看來雖然高不可攀，其實，正是悲天憫人，在無可奈何中，故作曠達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