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堅拿出來歷史上所有的稅務改革。
孟子說過，粟米之徵，布縷之徵，力役之徵，用其一，緩其二。意思是實行其中兩徵，百姓就可能餓肚子。那麼三徵，就更不用說了。可是後世的統治者基本都是這三徵，就是宣佈廢了一樣，也是轉移到另一項。但不管怎麼變，朝廷需要開支，就得徵稅。只是收入好了，讓百姓感覺上稅務少了。如果收入不好，感覺稅務就重了。還有一個變化，就是徵收物件的輕重不同。
其實統治者本人，也許希望輕徭薄稅，可是下邊的官員卻不一定會執行。也許朝堂之上政策是好的，但底下官員可以找出其中的漏洞，照舊搜刮。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最忽視的地方。
石堅沒有敢動，他只是將歷史上各種稅務改革放在這張奏摺上，讓大家看。
首先是春秋時魯國的「作丘甲」（按照耕地面積9頃為井，4井為邑，4邑為丘來徵集甲冑），楚國的量入修賦（照調查得到的私人財力來確立繳納軍用品的數額），還有鄭國子產的作丘賦。但石堅沒有作品論，太遠古了，也落後了，不值得論討。
然後就是漢朝的三十稅一，這也是一個很仁義的稅率，遠低於春秋時的什一稅，當然還有其他的人頭稅之類。石堅堅在後面寫了一行大字，官富勾結，少報田產，難估產。就是這種稅制，雖然低，可有錢有勢的人與官員勾連起來，富人少報田產，那麼國家為了收入，必然將其他稅務加重。就是沒有這些現象，想估出每畝田的產量，也不可能辦到。
東漢便出現了度田。確定土地等級，分為「三品」來徵稅，不是以收穫量為徵稅的基準，田稅是按照土地面積來徵收了。石堅寫道，豪門不倒，度田勿行。事實上因為豪門的牴觸，這一制度也不了了之。
於是到了東漢曹操執政時，出現了租調變。按照田畝面積來計算稅務，同時每戶繳納一定數量的絹。石堅回想起這段稅務改革歷史，他甚至想過以前老百姓不願意分家，是不是因為這個按戶繳稅得來的。
這是通過降低田稅，通過戶口稅，向豪門低頭。百姓還是負擔沉重的一群。至於到了晉朝更奇怪——「九品相通」，把全縣的人戶按照資產排列成9等，以人戶總數乘以那個理論上的標準後，再按照不同的等級進行分攤。這似乎又大大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徵稅成本。也許是對於豪強多徵收一點人頭稅的權宜之計。
最有意義的是在北朝時期，兵役正在減輕。少數民族皇朝先是採用本民族的部族兵，以後在北周開始推行「府兵制」，兵役不再是所有成年男子必須負擔的「血稅」。隋朝又把傳統的成年男子每年要為朝廷服勞役一個月，縮短到了二十天，還允許在朝廷不需要勞力的時候「輸庸停防」，以繳納絹帛來頂替勞役。
然後是唐朝，出現了一種成熟的制度，租庸制。成年男子理論上都能夠按照「均田制」獲得同等的耕地，因此按照人身來負擔「田租」：每年繳納兩石粟。「有家則有調」，成年男子每人每年繳納絹帛兩匹，綿三兩（木棉，不是棉花）。「有身則有庸」，理論上成年男子要為朝廷服役二十天，但一般情況下都折換為「庸」，以繳納三尺絹抵服役一天，二十天就是一匹半。這三項都是「以人丁為本」，從制度上講，兵役與勞役到此都算是廢除了，這個「善政」實在是了不得，很具有先進性。前提是老百姓都要乖乖的報戶口，不自動遷徙；政府也總是有一定量的土地發放。如果這個前提發生變化，那麼這個制度要維持就有問題了。
但石堅在這裡寫得很祥細。因為從理論上來說，這一制度算是比較好的。
然後就是楊炎的兩稅法。石堅寫了幾個大字，了不起！惜實之不宜，遲一千載或行。
兩稅制，還在戶與地上轉。廢除原來的租庸調變度以及所有的雜稅雜役。無論原籍，一律按現居地申報戶口，由官府核估資產排列九等戶等，分等繳納戶稅。無論社會等級，一律自行申報所佔有的耕地，按照面積繳納「地稅」，每年夏秋分兩次繳納實物。將朝廷及本地一年所需要的勞動力做出預算，摺合為僱工所需要的錢財，按照戶等分攤到各戶，作為兩稅的附加稅一起徵收。
這次改革實質是建立以資產稅、貨幣稅為主體的賦稅體系。而且「量出為入」，實行預算管理。因此石堅說要一千年後才能實行。石堅在下面寫了幾行小字，也註明了缺點，這種資產現在根本沒有辦法核算。二貨幣量不足。三無法對這種預算監督，特別更容易方便貪官汙吏混水摸魚。
這已經是石堅數次指出官員在中間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其實經過石堅商會後，連老好人張士遜都沒有辦法對官員相信。但你得要用官員。沒有法子。各自憑良心吧。不要說石堅，將諸葛亮、張良、劉基加上石堅四人開一個座談會，都解決不了。
於是兩稅法的概念逐漸被偷換為地稅的一年兩徵，成為單純的土地稅。
然後就到了宋朝。看到這裡，趙禎小臉兒有些紅起來。他偷偷地看了一下，其他的大臣。
宋太祖留下三條遺訓，就是不殺柴氏子孫，不殺士大夫，還有一條就是永不增農田之賦。想想連石堅在大理修一條道路，幾個書樞大臣都緊張萬分，況且這三條祖訓。田賦是沒有增加。但人頭稅重開了，還有一些其他的名目，這都是石堅從下邊蒐集上來的，有憑有據，比如「農器錢」、「牛皮牛筋稅」、「頭子錢」（運輸損耗費用）等等。
其實趙禎對這些都知道，連這些大臣都知道，可現在百姓收入增加，國家開支增加，不得不用這些名目代替。還有兩稅法消滅了力役制度，但宋朝又巧立了職役與差役。也就是農村和城市居民都按照家庭資財情況編制為九等，上四等承擔職役，比如為政府管理倉庫和物資轉運的「衙前」，為政府徵收賦稅清查戶口的「里正」、「書手」，維持治安的「弓手」；下五等負責差役，為政府提供種種勤雜服務。不過職官戶、坊郭戶、女戶、單丁等可以免役。也就是這一部份人導致了王安石的僱役法流產，這項法律的本意是政府向人戶徵收一筆專門的免役錢。這樣一來，那些免役的人不樂意了，特別是前一種人，可是最有權勢的一個群體。司馬光的品價是免役斂錢，養浮浪子弟。
除了王安石的變法外，石堅全寫了出來。所以趙禎小臉兒紅紅的。這是臊的，或者叫婊子立牌坊。
但他們看到下邊還有呢。
後面石堅還寫了兩條稅制，第一條就是一條鞭法。原來繳納實物的田賦一律改徵銀兩，原來的職役中的里甲等等以及差役中的種種「銀差」也摺合為銀兩，攤派到本地的耕地總數上作為田賦的附加稅一起徵收。由於實現了貨幣化，沒有里甲催繳、徵集、運輸的問題，全部由納稅人自行到縣衙門「投銀」直接繳納。
看到這個稅法，所有人眼裡一亮。這樣省得遮遮掩掩得變項收各種稅務。而且也解決了人口流動收稅的難度。
石堅也下邊寫了小字，農民將獲得更多自由，為了獲得貨幣交稅，必然將產品投入市場，加速商業經濟的發展。但他也註明了不利的地方。還是官員！
一旦施行，有可能會出現有的地方官府仍逼使農民從事各種徭役；有的額外加賦，條鞭之外更立小條鞭，火耗之外復加秤頭；更嚴重的是藉一條鞭法實行加賦。
事實上也是如此，明朝後期不斷加鞭，朝廷加一分，地方加十分，於是大家一起開城門迎闖王。
其實這是一條很先進的稅法，特別是一些徵收稅務的里正欺負百姓的無知，加重百姓負擔。這一條稅法，將這一漏洞彌補。連著名清官海瑞也對這種稅法不遺餘力推廣，並且涉及到的利益並不是很大。最少不象王安石那樣搞得天怨人怒。而且也可能因為貨幣不足的問題，進一步將交子走進舞臺。只是如何杜絕官員從中伸出手來。
因此幾個人看了良久，才往下看去。
好東西，總要品味一下，不過都用好奇地眼光看著下邊，也許下邊的東西更好。
下邊確實更好一點。可對清朝的統治更好，但不利於宋朝現在的發展。這就是攤丁入畝。將丁銀攤入田賦徵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所以無地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擺脫了千百年來的丁役負擔；地主的賦稅負擔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緩和了土地兼併；而少地農民的負擔則相對減輕。
同時，政府也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有利於調動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的進步。
石堅在這下面寫的東西更多。首先就是人口，一旦將人頭稅免去，那麼人口將大量繁衍，利於現在大宋。到處缺人，而且佔領的地方也需要宋朝百姓遷去，不然不能老用奴隸吧。況且宋朝周邊就那麼多國家，能架住石堅幾年整？
二就是有利於貧困百姓，減少社會壓力和矛盾激化，利於社會穩定。
但石堅也註明了，一不利於土地吞併，因為稅務以田地數量來徵稅的，加重了田地的成本。不利於宋朝現在這種需要百姓的大遷移。下邊一句石堅還沒有注出來，更不利於大工業時代的到來。
第二條就是各州府丁地不一，如在大洋島，因為丁少自然無所謂，但在田地緊張的州府，田地擁有者壓力就會增加。
第三條，看似將百姓解決出來，但也就在自己州府裡晃悠，其他州府不歡迎。怎麼說，因為外來人口的增加，必然會使自己這一州府的田地稅收增加。這也是清朝實施這一制度後，凡天下之人「出注所往，入注所來」，「稽察盜賊、逃人、奸究、竊發事例。」
這些人雖然才幹各不相同，可都是整大宋的人物尖子，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利弊。這種方法，可不是簡單地攤去人頭稅。這人頭稅不但包括狹義的人頭稅，還包括各種以人頭計算的徭役。對於人口的迅速繁衍是有巨大的好處的。不是養不出小孩，是養不起小孩。無論朝廷怎麼鼓勵都不行。第二還是石堅所說的穩定，不但在農村，就是在城市也出現了吞併土地，炒作地價房價的雛形。這一政策出臺，將會對土地擁有都增加成本，那麼吞併土地的風波將會減弱。
可這也是它的缺點。如果宋朝還是那個宋朝，這政策的出臺，將對所有大臣是一良音。可現在宋朝不是缺少土地，而是如果改變百姓居住在家鄉不肯離開這一觀念。
而且這一政策的出臺，以後還會指望商人踴躍地來賣下土地？還有打擊的也是宋朝最有錢的一批人。將會掀起譁然風波。
不看到石堅在下面用大字寫著，改革之法，與時俱進，然切記不可憂民，不可譁然軒波。
為什麼石堅改革會成功，就是把握的盡寸好。象前幾個月那次改革，不是拿商人的利潤，而是對某些行為好的商人，國家放出利潤來，減少稅務。無可爭執。不能你們平時不做好事，或者某些行為還很惡劣，國家還會對你們鼓勵？對於第五等，那是追究責任起來，都可能全部抄沒家產，石堅還故意地踢去了一些比較難啃的商戶，將他們列到第四等。因此也無可非議。
因此他並沒有無理地觸犯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一點很重要。王安石一進他家時，石堅就將他以後很可能出現的各種變法，全部寫出來。第一就是均輸法，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藉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本意很好，但主要是實行的人。奸吏從徒貴就踐變成了徒踐就貴，徇私舞弊，從中謀利。巨賈與官吏勾結，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最應當扶持的小商人全部破產。本來錢少，可小王叫六路百姓一半米稅換成錢來交納，於是錢更貴，物更踐，民怨沸騰。官府壟斷，經濟得不到正常的發展。最後還有借掌握各種訊息，派出探子打探各個商人官吏情況，使人人自危。
第二就是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穀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併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這也很好，不象某些百姓活活被利滾利剝削得家破人亡。雖然利率還很重。但就因為這還很重壞了事，這將會為國家帶來大量收入。於是強行攤派，有許多百姓根本就不需要這筆貸款。還有下邊的官吏，巧立名目，這樣算那樣算，把利率提到一部以上。國家富了，或者暫時收入多了，小老百姓全部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