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元1650年高一功從李錦手裡接過這個帝國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懷疑這個政權把自己的統治範圍擴充套件到全國的能力。順已經控制了整個長江中下游、陝西和華北平原相當大的一部分。北方曾經強勁的滿族政權在連續遭受幾次嚴重的軍事失敗後，由於他有限的人力資源，已經陷入了危機。實際上，在1651年，清此前實際的領導者多爾袞病逝以後，滿洲貴族集團認為他們已經為攝政王個人的軍事冒險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趁現在還有一些力量，回到祖先的土地上並利用距離的優勢進行防禦或許是更好的選擇。於是開始逐步的向關外收縮力量。而高一功也很樂於把他的軍隊轉向他的另一個對手，依然控制著雲貴和兩廣地區的明朝殘餘勢力。在高一功巧妙的分化手段和巨大軍事壓力下，10年以內，南方有組織的抵抗即告瓦解，唯一還保留著一定軍事實力的鄭成功也滿足於保住臺灣這個基地（1662年，利用鄭成功去世後臺灣的內亂，施琅收復臺灣），1661年，再度揮師北上的順軍擊破留守清軍半心半意的抵抗，1644年以來第二次進入北京，並在長城一線建立起了對游牧民的防禦。至此，高一功已經完成了明的遺產繼承。同年，按照大臣的意見，他把國號由繼承自李氏的「順」改為「華」，以表示他驅逐北方入侵者的功績。
這時候擺在高一功（後來被稱作世祖）面前的是如何把這個軍事征服的帝國迅速的穩定下來。事實證明，他在這方面的成功比他在軍事上的成就更為影響深遠。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與處境大致相同的德川家康相比，同樣懷著對前一代制度的強烈不滿，但由於高一功在構建一個新制度的想象力方面大為遜色，往往採取追溯明以前歷史和簡單反動朱元璋政策的方法，結果反而建立起了一個較為靈活的社會結構。
例如，當大臣把「閹禍」作為首要的教訓上呈給要求總結明代經驗的世祖時，皇帝幾乎不加思索的做出了本朝廢止宦官制度的決定，驚訝的大臣立刻指出這在實際操作中將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內外相隔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皇帝的回答是要求文學侍從查閱歷史上宮廷的編成情況，發現後唐明宗的內宮宮女為100人，大臣勉強同意，這個規模的宮廷是不必宦官也可以保持正常運轉的，因此世祖就命令把這個數字上限作為給子孫的訓誡記載下來。
新朝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是其對明代經濟政策的全面反動，減免明代苛重的賦稅、不設立皇莊、通過免稅鼓勵墾荒等等都是在建國之前就確定的，但這些政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政府財政拮据，尤其是在為了減少貪汙大幅度提高官員薪俸以後。象往常一樣，皇帝求助於史籍和實際經驗（儒家建議的自上而下的節儉示範在世祖看來似乎毫無用處，因為他已經把他本人的開銷降到創下歷史紀錄的程度——即使《周禮》描述的古代典範帝王，好像也比他更懂得享受），決定執行以獲取貴金屬為核心的商業政策。
這種經濟政策的變化引起了部分士大夫的抗議，而最終引起了一場意識形態的風暴。在從清軍手中奪取曲阜的時候，皇帝就對孔氏在清佔領下順從剃髮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並因此決定削除其世襲的封爵。當財政問題引起的本末之爭逐漸上升到義利之辨的時候，感到厭煩的皇帝要求支援他的大臣設法徹底壓倒狂熱而不負責任的諫官們。最終，來自江西的某位大臣突然意識到他一向服膺的陸王之學面臨一個很好的機會，於是他上本指出，楊時實際是阿諛蔡京的奸黨，對北宋的滅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朱熹實際是按照自己意圖，隨意篡改經典的儒學罪人，理學的崇高地位實際是元代異族入侵者確立的，由於這種並非完全符合事實的攻擊非常滿足皇帝的胃口和需要，新王朝立刻認可了這些論點，並把《學》《庸》剔出考試必讀書目。但陸九淵的崇拜者也沒有獲得完全的勝利，因為皇帝最後發現，葉適陳亮的學說似乎更為符合他的實際需要，於是開始調停心學和浙東學派。實際上，新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就是這兩者的奇怪混合物。（這場意識形態之爭的另一個結果是孔子回到了他貞觀二年以前的處境：先聖的地位還給了周公，而他取代顏回成為先師。）
與對內的大膽變革相比，新王朝的對外政策是相對保守的，與滿清的戰爭在繼續，但採取了穩健的戰略，裝備大量火器的軍隊則緩慢的沿著錦西走廊逐漸建立據點，同時努力分化收買內蒙古草原依附滿洲的蒙古部落，渡海鼓勵朝鮮的反叛。世祖以及繼承他的孝宗滿意於這樣緩慢然而不可逆轉的消耗滿清的實力，1/4個世紀以後，王朝軍隊的交通線末端終於延伸到了遼河流域，從而造成了清的經濟崩潰。
正是在接收滿清的產業的時候，中國與西方發生了第一次軍事接觸，新設立的滿洲都護（管理遼河流域以北的廣大領土）的巡邏部隊在黑龍江上遭遇了俄國的早期殖民者，在幾次小規模衝突之後，1689年8月27日，中國與俄國在尼布楚簽訂了邊境條約，這也是中國與歐洲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規定了雙方外興安嶺—雅布羅夫山脈一線的邊界，作為回報，給與了俄國商人以貿易特權。俄國商人成為了古老中國與西方的又一條交流渠道。
《尼布楚條約》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外交方面，對中國更大的影響是充當兩國翻譯的耶穌會修士在中國獲得了相當的尊敬和特權，到18世紀，信仰天主教的中國人已達到300萬，其中包括地位相當高的官員和王室成員。
在南方，中國持續的擴大著他在明代即已擁有的在南洋的經濟優勢，1712年，當時的皇帝宣宗釋出敕令，鼓勵中國商人出海。1717年，另一道敕令宣佈已經移居南洋的華商可以不受限口通商的限制，在沿海任何允許國內貿易的港口自由進出。
在東方，雖然受到德川鎖國的影響，但是通過弟子麻小島這個針眼，中國商人依然塞進了一隻駱駝，他們成功得排擠了荷蘭商人，逐漸獲得在日本的優勢地位。
在宣宗、哲宗、武宗時期，中國捲入了與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準噶爾部的長達70年的戰爭。就象稍早時候的俄羅斯一樣，游牧民族的騎射優勢迫使耕種民族把自己改造為一個火藥帝國，根據戰爭的經驗，以往以火器加強冷兵器的軍事結構轉變為歐洲三十年戰爭時期水平的冷兵器掩護火器的結構，也逐步發展出中國自己的營方陣和隊屬火炮。並以這種新式軍隊最終擊敗了游牧民。
草原戰爭的另一個後果是持續戰爭產生兵器工業的巨大需求，官營的手工工場急速膨脹，如果僅從規模上講，遵化的鐵礦可以與同期任何西方鐵礦相比。由於地理位置的優勢，天津成為北方軍事工業的中心。
1793年，來到中國試探開闢官方的外交和貿易條件的英國使臣發現，與在非洲或者印度不同，他們接觸的帝國即使說依然落後於西方，但較之土耳其或者伊朗，在技術文明角度並無多少遜色。而在組織方面，甚至更為「西方」一些。
附：華朝的制度（部分）
職官
正一品：平章政事，三公（為加銜）
從一品：參知政事，都督內外軍事，三孤（為加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