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殺！」1707年11月18日，海參崴陸軍學院的操場上，一群學員們正頂著呼嘯的寒風進行訓練。
學院總共四百來人，其中一半來自遠東諸藩，有在各地陸軍小學、中學一路讀上來的科班出身的學員，有各師舉薦而來進修的青年軍官，另外還有在歷次戰鬥中建立過功勳的附庸部隊軍官，吉田正貴和松浦卓也二人就在其中。
此二人都是馬來亞管委會推薦而來的，之前都是敢死隊的軍官，在進攻馬尼拉和甲米地的戰鬥中立下過功勞。後來敢死隊全隊併入馬來亞陸軍暫編第二師，吉田、松浦本來要擔任軍官的，但由於二人出身日本野武士，缺乏現代軍事知識，暫編第二師考慮再三，本著對自家幹部負責的態度，向管委會舉薦入讀海參崴陸軍學院。管委會手頭有二十個入學名額，恰好此時還未用滿，於是便把二人名字添了進去。
五月份的時候，他們告別了親朋好友，離開了朝夕相處的戰友，與其他十八位受舉軍官一起，搭乘「南極狼」號風帆船——什麼，這艘船竟然還沒拆解退役——前往海參崴，開展為期兩年的軍事學習。學習期滿後，他們將返回暫編第二師，分別以陸軍預備役少校和上尉的軍銜，當上正牌子的東岸殖民軍團軍官。
海參崴陸軍學院內還有兩百名來自順、明、日、朝甚至是北美民主自由聯邦、拉傑普特共和國的外籍軍人在學習，尤以來自日、朝兩國的最多。吉田正貴、松浦卓也就認識一位來自仙台藩伊達本家的年輕人，叫做伊達智哉，和他們關係還不錯，通過這位公子哥，他們也從側面瞭解了一些日本如今的近況。
簡單來說，如今日本的社會改革正步入深水期，社會矛盾空前激烈，幕府甚至都感覺到了危險，對進行如此激烈的改革心生悔意。但事已至此，他們也不敢胡亂開倒車，畢竟當初決意改革，就是受了東岸、朝鮮等國的刺激，想要富國強兵。為此，各地方大名們做出了極大的犧牲，武士們大量失業，農民們慘遭剝削，大家都在忍耐，都在受苦，現在你告訴我不改革了，開玩笑呢？當我們的刀不利麼！
伊達家如今的日子還算是好過的。他們幾十年前就偷偷摸摸與東岸合作，從黑水地區進口武器、戰馬、皮革、假錢（我保證，比幕府鑄的真錢還真……），輸出日本工藝品、糧食、銅片、硫磺和金銀。這些生意規模很大，給伊達家帶來了鉅額利潤，使得其在各藩中本就十分突出的實力更上一層樓。
如今的伊達家，已經牢牢控制住在東北地區各藩，兵馬暗中擴充了50%，武器裝備也是最先進的，作戰思想因為不斷派遣家族子弟及核心大臣前往東岸學習，也在日本各藩中佔據領先地位。
吉田、松浦等人常在大阪廝混，訊息比較靈通，很多時候都聽別人講起東北地區日新月異的變化，心裡面下意識覺得仙台藩大概是日本維新第一藩了。現在和伊達智哉接觸幾個月，發現這個人視野開闊，學識不凡，伊達家果然不同凡響！
仙台藩發展得如此欣欣向榮，吉田、松浦二人都十分羨慕。他倆來自南九州，雖然薩摩藩近些年來與東岸日本公司的關係日漸密切，但到底時日尚短，經濟改革成效不顯，反倒弄得人們一肚子老火。
在鹿兒島，大商人們通過收買官吏、囤積貨物、操縱物價等方式，獲得了令人震驚的財富。而在他們的剝削下，城市貧民——很不巧，城市貧民原本不多，但改革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已經成了日本社會不可忽視的階層——的日子很難過，生活水平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下降，而他們的人口往往佔到了城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已經成了繼浪人武士之後日本社會又一不穩定階層，非常危險。
在他倆離開日本前，就聽從南九州過來的同鄉講，鹿兒島因為米價暴漲，而壟斷當地稻米經營的商人本多傳兵衛卻囤積居奇，高價出售，讓人十分憤怒。於是市民們聚集起來，向大名請願降低米價，不許。當夜，被飢餓折磨得不堪忍受的千餘城市貧民，在部分浪人、野武士的帶領下，高呼「拿米來」、「不許囤積」等口號，衝進本多傳兵衛家，搗毀財物、撕碎賬簿，然後又衝到隔壁的倉庫，將大量稻米搶掠一空。
薩摩藩大名島津綱貴受此一驚，竟然鬱鬱而終。不過在臨死前，他下令取消稻米的壟斷經營，允許自由買賣，也算是做了件好事了，但其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薩摩藩的難題，經濟依然困難，社會仍然動盪，人民焦躁不安，不知道路在何方。
除了薩摩藩之外，其他各地也是亂象叢生。比如但馬藩生野銀礦的礦工們，因為官吏和姦商勾結，導致收入減少，因此憤而起義。隨後，該藩的農民也在數日後響應起義，武裝攻佔了町城。幕府聞訊後，大為驚慌，匆忙調集了附近十二個藩的軍隊前往鎮壓，這才堪堪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像城市「租房戶」（下層市民）、金銀礦工、破產農民之類的起義會越來越頻繁，整個日本都會處於一種非常動盪的態勢之中。如何處理這種棘手的局面，盡全力維持秩序，是非常考驗幕府及各藩大名能力的一件事情。領主、地主、高利貸商人，是加在日本底層身上的三道枷鎖，共同衝擊著日本的幕藩體制，使日本的封建社會有走向崩潰的趨勢。
其實這也是社會的必然。新舊社會轉換，舊秩序逐漸走向崩潰，舊的生產關係束縛著新的生產力，這怎麼看都是完蛋的節奏。這個時候唯一能夠緩和社會矛盾，令日本得以相對平緩渡過危機的手段，可能就只有外來勢力的干涉了，而這也是東岸日本公司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作為一家專營日本貿易的殖民企業，他們的根本目的還是賺錢，因此分外不希望看到日本社會陷入大亂之中。為此，他們大量借鑑了東岸朝鮮公司的經驗，試圖複製他們在朝鮮施行的諸多政策，但看起來效果不是很好。
朝鮮是幸運的。他們較早攀上了東岸發展的快車，第一時間融入了東岸人主導的遠東經濟圈，創造了大量的工業崗位，因此可以吸納破產農民，緩和社會矛盾。更別提他們在明朝後期被日本蹂躪得很慘，國記憶體在著大量拋荒的土地可供人耕種，這無疑充當了社會減壓閥的作用。因此，朝鮮王國可以在跌跌撞撞地改革中咬牙撐過來，不至於社會打亂，發展成果毀於一旦。
到了現在，他們已經渡過了最困難的那段時光。國內矛盾雖然依舊尖銳，農民生活困苦（糧食大量出口遠東諸藩）、工人收入微薄、知識分子迷茫苦悶，但已經是可以處理的了。偶有一些群體性事件甚至是武裝起義，轉眼就能撲滅，影響不了社會大局。
與朝鮮相比，日本沒這個條件，那就只能自己硬扛，內部消化矛盾了，這自然是非常痛苦的。東岸人幫他們領走了大量的浪人野武士，已經是幫了不少忙了，客觀上減緩了矛盾，但更多的，實在無法做到。總不能幫你把城市貧民也領走吧？先不說符不符合東岸政策，就你自己而言，也不是什麼好事吧？沒了城市貧民，工業如何發展起來？而工業發展不起來，這改革進行得有什麼意義？
吉田、松浦不懂這麼深奧的社會知識，他們只是為日本的未來而擔心。但這又能如何呢？大家已經不是日本人了，過去的一切雖然難忘，但終究要割捨掉。以他倆淺薄的認知，日本對東岸還是有用處的，無論是當打手還是當狗，總有其價值存在。因此，日本未來的下限應該是可以保障的，雖然過程依然痛苦，但總不至於全體落個玉碎陸沉的下場。
南洋戰略、滿蒙戰略，日本人都可以積極地參與進來。不就是打仗麼？死，從來都不是最可怕的事情，看不到希望才是。日本或許可以通過表示臣服的方式來獲得關鍵的資金、技術和人才，通過幫東岸人征戰的方式獲得信任。朝鮮那種稀爛國家都能過上高於日本的生活，憑什麼他們不行？
只不過，吉田、松浦二人也不確定，國內的幕府、藩閥、鉅商們會不會同意這種略顯屈辱的換取發展的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尊嚴會受到損害，利益也會在一段時間內嚴重受損，恐怕如果沒被逼到牆角里的話，輕易不會同意吧？
改革，怎麼就這麼痛苦、這麼困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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