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聖誕節前不久，我站在華盛頓的一家沃爾瑪的兒童區，手裡拿著購物清單，看著那些玩具，一個一個地勸自己不要買。那一年，我自願「收養」一個窮孩子，於是當地一家救世軍（salvationarmy）就給了我一份清單，讓我帶回一袋尚未包裝的聖誕禮物。
這聽起來很簡單，但我幾乎對每個建議的禮物都不滿意。睡衣？窮人根本不穿睡衣。我們穿著內衣或牛仔褲就能睡覺。時至今日，我發現穿睡衣是精英人士對自己的溺愛，完全沒有必要，就像魚子醬或電子冰塊製造機一樣。有一把我認為看起來既有趣又有意義的玩具吉他，但我想起有一年外祖父母送了我一架電子琴，但母親的一個男朋友刻薄地命令我「關掉那該死的東西」。學具我也否定了，因為怕孩子們覺得自己被小看。最終我選定了一些衣服、一部玩具手機和幾輛玩具消防車。
在我成長過程中，周遭每個人都在擔心沒錢買聖誕禮物。而如今，在我生活中，有錢有權的人有無數機會向社群裡的窮人播撒愛心。許多赫赫有名的法律公司都贊助了一個叫「天使計劃」的專案，讓每個律師都負責一個孩子，並列出一份禮物願望清單。烏莎之前任職的法院鼓勵每個僱員在假期收養一個孩子——都是父母在法院受審過的孩子。計劃協調員希望孩子的父母會因為別人給自己孩子買了禮物而少去通過犯罪來換得禮物。「給孩子們的玩具」（toysfortots）慈善計劃一直在進行。過去幾個聖誕節，我總是在大型百貨公司為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孩子買玩具。
我邊買東西邊想，無論我童年時身處美國社會經濟階梯的哪一級，總有人站得比我更低：那些外祖父母也沒錢買聖誕禮物的孩子；那些窮困到只能靠偷搶而不是發薪日貸款才能換來熱門玩具放在聖誕樹下的父母。為窮孩子買東西是非常有意義的：我自己已經擺脫了匱乏，過上了富庶的生活，但為窮人消費能讓我意識到自己簡直無比幸運。
然而，為低收入的孩子購物會讓我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以及聖誕禮物是如何被當作埋藏在家庭生活中的危險「地雷」的。每年，附近的家長都會陷入一種習慣性的狀態，與我如今在物質充裕的慰藉下所熟悉的那種狀態截然不同：他們憂慮萬分，不知道怎麼給孩子過一個「美好的聖誕節」，而美好通常意味著聖誕樹下滿滿的都是禮物。如果你的朋友在節前一個星期過來，看到樹下空空如也，你就不得不解釋。「母親只是還沒有去購物」或「父親等著年底發一大筆錢，然後他就會買好多好多東西」。這些藉口掩蓋了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我們都是窮人，買再多的忍者神龜玩具也改變不了這一點。
無論多窮，家裡總能設法在節假日預支消費。我們辦不了信用卡，但還有很多方法來花明天的錢。比如你可以在支票上寫上今後的一個日期（這種做法叫「填遲日期」），那麼收款人只能等到你銀行賬戶裡有錢才能去提現；或者你可以向發薪日貸款商申請短期貸款。如果這些都行不通，你還可以從外祖父母那借錢。確實，我想起來冬天的時候，母親多次向阿嬤和阿公請求借錢，這樣他們的外孫就能過一個美好的聖誕節。雖然他們每次都不贊同母親對「美好」聖誕節的理解，但他們還是會慷慨解囊。因此在聖誕節前一天，我們的聖誕樹下高高地堆滿了最時髦的禮物，而我們那點可憐的積蓄在一點點花光，最終我們不僅一文不名，甚至還欠了錢。
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母親和琳賽瘋狂地搜尋一款叫泰迪熊華斯比（teddyruxpin）的玩偶，這種玩具在當時非常火爆，鎮上所有商店都斷貨了。這種玩偶非常貴，而且因為我才兩歲，所以根本沒必要買給我。琳賽仍記得那天一整天都耗費在找泰迪熊玩偶上。不知怎麼的，母親得到訊息說一個陌生人肯用高價出售自己的一個泰迪熊玩具。於是母親和琳賽去他家買下了這個小玩意兒，有了它，一個還在蹣跚學步的孩子就可以實現自己的聖誕夢。關於那古老的泰迪熊，我唯一記得的是幾年後在一個盒子裡發現了他，他身上的毛衣破破爛爛，臉上滿是風乾變硬的鼻涕。
正是節假日教會我如何退稅，我猜這是在新年給窮人免費提供的錢，以免他們像去年那樣因為金錢而鋌而走險。所得稅退稅終歸能給予我們支援。「我們當然買得起這個，用退稅支票付就行了」，這是聖誕節購物的準則。但政府很不靠譜。沒有什麼能比母親一月初從報稅員那回來的那一刻更讓人焦慮了。有時候退款比想象得多，但有時候母親的「信用額度」也沒有她想象得高，因此政府還是不能報銷她在聖誕期間的鉅額開支，那整個月都完蛋了。俄亥俄州的一月簡直糟糕透頂。
我猜富人慶祝聖誕的方式應該跟我們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可能不用怎麼擔心錢不夠，還能買更時髦的禮物。然而我注意到，我表妹邦妮出生後，莉姨家的聖誕明顯不一樣了。他們給孩子們的更多是比我想象得要樸實的禮物，於是他們不再擔心湊不到兩三百美元的禮物，不再擔心給孩子買不到最新的電子產品而苦惱。烏莎也是，她在聖誕節經常收到書。邦妮表妹在十一歲時讓她母親把她的聖誕禮物捐贈給米德爾敦的窮人。令人震驚的是，她父母同意了：他們不是以女兒積攢的聖誕禮物的金錢價值來衡量聖誕節的意義的。
然而，人們卻想定義這兩個群體及他們各自的給予方式，這兩個群體是富人和窮人，知識分子和文盲，上流社會和工人階級，這兩個群體越來越分化。我是從一個群體來到另一個群體的文化移民，深知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有時候，我會用一種嘲諷的眼光看待精英人士，比如最近，一個熟人在句子中用了「晤談」一詞，我只想大叫說這是什麼意思。但我不得不服：他們的孩子更加快樂健康，離婚率更低，禮拜率更高，壽命更長。和這些人相比，我們輸得一敗塗地。
我得以逃離我的鄉下人背景給我帶來的最糟糕的東西。雖然對新生活感到不安，但我卻無從抱怨，因為我現在過的生活是我童年時夢寐以求的。實現這個夢想要靠許多人。在我生命的每個階段、每個環境中，我都能看到我的家人、導師和一生的朋友在支援我、幫助我。
但我會經常思考，如果沒有他們，我會怎麼樣？我想起自己幾乎要留級的那個高一，想起母親走進阿嬤房間要取一杯尿樣的那個早晨。想起多年前，我還是一個有兩個父親卻不常見到他們的孤獨小孩，於是阿公決定盡己所能擔任起父親的角色直到生命盡頭。想起在我和琳賽待過的那幾個月，我們的母親去了治療中心，於是她一個小小少女擔起了母親的責任。還有不記得什麼時候，阿公在我的玩具盒底部裝了一根秘密的電話線，這樣要是日子實在太難過，琳賽就可以給阿嬤和阿公打電話。現在一想自己當時差點就墮入了深淵就讓我不寒而慄。好在我這人的運氣真好啊。
不久前，我和布蘭（brian）共進午餐，這個年輕人讓我想起了15歲的自己。他的母親和我母親一樣都染上了毒癮，而且他像我一樣和自己的父親關係複雜。他為人和善，心胸寬廣，性格文靜。他從小到大幾乎都待在阿巴拉契亞肯塔基。我們去了當地一家快餐店用餐，因為在這個世界的小角落裡沒有太多可吃的。我們聊天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一些別人不會有的小怪癖。他不願分享自己的奶昔，這有點不像一個每句話結尾都加上「請」「謝謝」這樣的禮貌用語的孩子。他很快吃完自己的東西，然後就緊張兮兮地一個人一個人看過去。我看出來他有話要說，於是我伸出手搭上他的肩，問他有什麼需要的。「是……是的。」他開口了，卻不敢看我。然後他幾乎耳語般說道：「我在想我能不能再來點薯條？」他很餓。已經2014年了，在這個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一個孩子連想多吃點東西都害怕開口。主就是這樣保佑我們的。
我們上次見面幾個月後，布蘭的母親突然去世了。布蘭好幾年都沒和母親一起住了，所以外人可能覺得母親的死亡對他來說容易承受些。但他們錯了。像布蘭和我這樣的人不跟父母聯絡，不是因為我們對他們漠不關心，而是為了生存。我們對父母的愛從未停止過，也一直相信他們會做出改變。然而，因為輿論或法律的要求，我們不得不選擇自保。
布蘭怎麼樣了？他沒有阿公或阿嬤，至少這點不像我。雖然他足夠幸運能有個家庭願意收養他、照顧他，但他對能過上「正常生活」的信心即使有也早已消失殆盡。見到他的時候，他的母親已經失去了永久監護權。他雖然年輕，卻已經歷了許多童年噩夢，並且再過幾年，他就要開始做出關於教育和職業的種種決定了，而這些事情是連有錢有權人家的孩子也難以駕馭的挑戰。
他能獲得的機會取決於他周圍的人——他的家人、我、我的親戚，我們這樣的人，以及整個鄉下人群體。要贏得好機遇，我們這些鄉下人必須得覺醒。布蘭母親的死只是運氣糟透的手抽出的一張爛牌，但還有許多其他的牌要抽：他所處的集體是讓他感到自己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還是縱容他沉浸在怨恨中無法自拔；能否有個教堂能向他傳授關於他基督之愛、家庭和人生目標的學問；那些給予布蘭積極影響的人能不能獲得鄰里的情感和精神支援。
我相信我們鄉下人是世界上最牛的人。有人侮辱了我們的母親，我們就抄起電鋸要他好看；浪蕩子想要猥褻我們的妹妹，我們就會教訓他一頓。但我們能牛到幫助布蘭這樣的孩子嗎？我們能牛到建立一所教堂讓我這樣的孩子融入世界而不是自我封閉嗎？我們能牛到捫心自省，承認我們的行為傷害了自己的孩子嗎？
公共政策會起作用，但沒有一個政府能幫助我們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
想想看，我表哥邁克賣掉了他母親那所我們家族住了一個多世紀的房子，因為無法信任自己的鄰居不會入室搶劫；阿嬤不願給她的外孫輩買腳踏車，因為放在門廊上的腳踏車即使上了鎖也總是被偷走；還有她一直害怕去應門，因為隔壁那個四肢健全的女人經常上門向她討錢，我們後來知道那個人需要錢去吸毒。這些問題無法歸咎於政府、企業或其他人。我們自己才是罪魁禍首，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決。
我們不必活得像加州、紐約或華盛頓的精英那樣。我們不必每週在法律公司或投行加班加點。我們也不必在雞尾酒會上社交。但我們需要創造條件讓當時的我和布蘭這樣的年輕人獲得良好的機遇。我不知道具體應該怎麼做，但我知道，我們首先應該停止抨擊歐巴馬、布什政府或那些不要臉的企業，而是捫心自問如何改善境遇。
我想問布蘭他是不是像我一樣會做噩夢。有近20年的時間，我常常受到噩夢的困擾。第一次做噩夢是七歲的時候，當時正在布蘭頓阿嬤的床上熟睡。夢裡，我被困在一所大型樹屋裡的一間大會議室裡，彷彿奇寶餅乾小精靈（keeblerelves）剛剛結束了一場盛大的野餐，它們的樹屋裡仍然佈置了幾十套桌椅。我和琳賽還有母親待在那，突然母親在屋子裡衝來衝去，邊走邊扔桌子椅子。她尖叫著，但她的聲音機械而扭曲，好像透過靜電噪音一樣。阿嬤和琳賽奔向地板上的一個洞，那下面可能是通往離開樹屋的梯子。我落後了，當我到達出口的時候，母親正站在我身後。這時我意識到自己不僅要被魔鬼抓住，還被阿嬤和琳賽拋棄了，在母親要抓到我的一剎那，我驚醒了。
不同噩夢裡的大反派也不同，其中有海軍陸戰隊教官、狂吠的狗、電影裡的壞蛋、刻薄的老師。阿嬤和琳賽每次都出現，也每次先我一步到達出口。
噩夢讓我懼怕萬分。第一次做噩夢，醒來後嚇得我衝向晚睡看電視的阿嬤。我對她說了這個夢，求她永遠別離開我。她答應我不會，撫摸著我的頭髮直到我再次入睡。
有幾年裡我的潛意識都沒有作祟。但不知怎麼回事，我從法學院畢業後的幾周內再次做了這個噩夢。這次有一點關鍵的不同，魔鬼的獵物不是我而是我的狗卡斯波（casper），當晚早些時候我對它發過火。這次沒有琳賽也沒有阿嬤，而我自己成了魔鬼。
我追著那可憐的小狗滿屋子跑，想要抓住它，扼死它。但是我感覺到了卡斯波的恐懼，也為自己發脾氣而感到羞愧。我最終追上了它，但是我沒驚醒。卡斯波轉過頭來看著我，瞪著那雙只有狗狗才有的悲傷的、看了令人十分心疼的眼睛。因此我沒有掐它的喉嚨，而是給了它一個擁抱。醒來之前我最後的感覺是因控制住脾氣而如釋重負。
我起來喝了杯冷水，回來後發現卡斯波在盯著我看，它很好奇這個人怎麼會在這個點兒醒來。那時是深夜兩點，也許20多年前我正是在這個時間第一次被噩夢嚇醒。這回沒有阿嬤來安慰我，但地上有兩隻狗陪我，床上有我的摯愛伴我入眠。明天我會去上班，去公園遛狗，和烏莎一起買東西，做一頓可口的晚餐，這是我曾經夢想的一切。所以最後我拍了拍卡斯波的頭，回去睡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