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天殺的蜘蛛。這些傢伙真大，像是狼蛛還是別的什麼。當時我站在一家破爛的路邊汽車旅館的窗前，裡面是個女人（她肯定不是學酒店管理的），我們倆之間隔了一扇厚厚的玻璃窗。她辦公室的燈光照亮了掛在臨時遮陽布和牆之間的幾張蛛網，看上去馬上要砸到我頭上了。每張網上至少有一隻巨型蜘蛛，我想如果不盯著它點，這可怕的東西就會跳上我的臉，吮吸我的血。我不怕蜘蛛，只是這些傢伙實在大得嚇人。

我不該來這裡的。過去我一直避免接觸這樣的地方。我想離開我的家鄉，「去外面的世界」，那就是要從這樣的地方逃離。現在已經過了午夜。路燈照映下，可以看到一個男人半坐在卡車座位上的剪影，車門開著，兩腿晃悠著，一根皮下注射針正扎進胳膊，畫面十分清晰。我應該大吃一驚的，但畢竟這裡是米德爾敦。幾周前，警察發現一個女人昏倒在當地的洗車行，車上座位上有一袋海洛因和一把勺子，她胳膊上仍扎著針頭。

這家旅館的女主人是當晚最可憐的人。她可能才40歲，但她全身——花白油膩的長髮，牙齒都掉光了的嘴，磨盤一樣粗糙的緊皺的眉頭——都叫囂著她的衰老。這個女人過著苦日子。她的聲音聽起來像小孩甚至是嬰兒的，弱不可聞又非常悲傷。

我給她一張信用卡，她顯然不知道怎麼辦了。「客人通常付現金。」她說。我告訴她：「我知道，但我在電話裡說過了，我要用信用卡支付。如果你不方便的話我可以去atm機上取錢。」「哦，抱歉我忘了。不過沒關係，我們這兒有那個機子。」於是她找出了一臺古老的刷卡機，就是那種把卡的資訊印在黃色小紙條上的。我把卡遞給她時，發現她的眼神有種懇求的意味，好像她活在自己的牢籠中一樣。「住得愉快。」她說。這很奇怪，因為我一小時前在電話裡告訴她，不是我自己要住，而是我那無家可歸的母親要住。「好，」我說，「謝謝。」

我剛從耶魯法學院畢業，之前當過著名的《耶魯法學雜誌》的編輯，也是律師協會成員。僅僅兩個月前，烏莎和我在東肯塔基結婚了。那一天風和日麗，我全家都出席了，我們倆都把姓改成了萬斯，這意味著我終於換上了我的家姓。我工作體面，住房無憂，愛情甜蜜，幸福地生活在我熱愛的城市辛辛那提。烏莎和我在我從法學院畢業後回到那座俄亥俄州的城市，在那做了一年助理，我們有了一個溫馨的小家，養了兩隻狗。我成功實現了向上流動，實現了夢想。

至少外人看來是這樣。但上坡路永遠不會平坦，我身後的那個世界總能有辦法拉我回去。我不知道到底為什麼會走進那家旅店，但我知道我真正在乎什麼。母親又開始吸毒了。她從她第五任丈夫那偷傳家寶去買毒品（我猜是處方鴉片類藥物），而他則把她逐出家門。他倆在鬧離婚，她也無處可去。

我曾對自己發誓再也不管母親了，但我這個發誓的人自己卻變了。我仍在探尋那幾年前已經丟棄了的基督信仰，雖然很艱難。我第一次認識到，母親童年的精神創傷有多嚴重。我也意識到那些創傷永遠沒有真正癒合過，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所以當我得知母親活得很糟時，我沒有悄聲辱罵然後結束通話電話，而是主動要求幫助她。

我試著給米德爾敦一家旅館打電話，報了我的信用卡資訊。那裡住一週要花150美元，我覺得一週時間夠我們想出辦法了。但是店家說必須得親自過來用信用卡支付，於是我就在一個星期二的晚上十一點開車從辛辛那提來到了米德爾敦（單程約一小時），好讓母親有地方住。

我的計劃看起來非常簡單。我會給母親足夠的錢讓她能夠獨立生活，她會找個地方住下，存一筆錢領回她的護士執照，然後重新開始。同時，我會管著她的開銷，確保她走上正軌，用錢辦正事。這讓我想起了阿嬤和阿公以前經常制定的「計劃」，但是我確信這次會有所不同。

我想告訴自己幫助母親不是一件難事，告訴自己我已經學會正視過去，能夠解決自小學以來就困擾我的問題了，告訴自己既然我對母親的童年充滿同情和理解，我就能耐心地幫助母親戒除毒癮。但是，首先那間骯髒破爛的汽車旅館就讓我頭疼，其次幫她理財的計劃也需要傾注更多的耐心和時間。

上帝保佑，我再也不躲避母親了。但是我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在我對母親自作自受落得如此下場感到氣憤的時候，也會對她默默承受悲慘童年而深表同情。當我物質上比較寬裕，情感上心有餘力的時候，我會幫助她，滿足她的需要。但我也意識到自己能力有限，而且把錢給了母親或花時間陪了母親，我自己可能就沒錢付自己的賬單了，對那些我最重要的人也不那麼有耐心了，因此我更願意與母親分道揚鑣。我就在這樣的妥協下進退兩難，現在仍是如此。

人們有時會問我，我們能做什麼「解決」我們這群人的問題。我知道他們想聽到這樣的答案：一項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個創新的政府計劃。但是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問題不像魔方那樣可以拼好，我也不認為會存在一般意義上的解決方案。我一個在白宮工作過的好朋友十分關心工人階級的困境，他有一次告訴我：「看待這個問題最好的方式也許是承認你可能無法解決這些難題。這些問題總會存在。但是也許你可以從點滴做起，幫助邊緣人群。」

我受過很多滴水之恩。回顧過去，躍入眼簾的是諸多變數如何恰到好處地一環扣一環，為我創造機遇。其中有外祖父母一直以來的關愛，即使在母親和繼父為了離開他們而搬得遠遠的時候。雖然「父親們」像走馬燈似的來了又走，我周圍一直不缺善良、富有愛心的人。母親雖然有錯，但她教我終生保持對教育和學習的熱愛。我姐姐一直在保護我，即使後來我長得比她高。丹叔和莉姨在我怯於啟齒的時候歡迎我進他們家。很久以前，他們對我來說是幸福快樂婚姻的第一個鮮活的典範，他們是我的老師，我的遠親，我的朋友。

如果少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很可能就完了。跟那些克服了人生逆境的人一樣，我也對幫助過我的人不勝感激。簡·雷克斯（janerex）在阿巴拉契亞州立大學轉校生辦公室工作。跟我一樣，她成長在工人階級家庭，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她也結婚近40年了，養出了3個好孩子。要是問她是什麼影響了她的人生，她會說是穩定的家庭給她力量，教她掌握自己的命運。然後她會告訴你，見足夠的世面可以讓人胸懷大志，「我認為你周圍必須有好榜樣。我一個很好的朋友的父親是銀行行長，通過和他們的接觸，我看到了不同的東西。我認識到另一種生活，這讓我形成了遠大的理想。」

我一直非常喜歡蓋爾表姐，她是布蘭頓家的外孫輩。蓋爾的生活代表了美國夢的實現：一座美麗的寓所，3個很棒的孩子，一段幸福的婚姻，一身高尚謙恭的風度。除了布蘭頓阿嬤在我們小輩眼裡是宛如神一樣的存在之外，我還沒聽說有誰被稱為「世界上最好的人」。而蓋爾名副其實。

蓋爾現在過著童話般美好的生活，我曾認為這是因為她的家庭非常美好。怎麼會有人那麼好呢，我想，尤其是那些遭受過真正的逆境的人。但蓋爾是布蘭頓家的，骨子裡是個鄉下人，我早該明白沒有一個鄉下人的成長過程中不會遭遇幾次重大挫折。她的家庭生活的確給她帶來一些負擔。她11歲的時候父親離家出走，17歲的時候高中畢業準備上邁阿密大學，但是遇到了難題：「母親說我不能上大學，除非我和男朋友分手。於是在高中畢業那天我搬了出去，到了8月，我就懷孕了。」

她的生活幾乎立刻天翻地覆。她宣佈她的黑人小孩要加入這個家族的時候，家人種族歧視的情緒爆發了。他們爭吵不斷，有一天蓋爾發現自己沒有家了。「我和親人失去了聯絡，」蓋爾告訴我，「母親說她再也不想聽到我的名字。」

她當時那麼小，又沒有家人的支援，所以不出意外她的婚姻很快終結了。但蓋爾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複雜：她不只是失去了家人，還擔負了照顧小女兒的重任。「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我的身份變成了母親。我可能會變成嬉皮士，但我有自己的原則——不吸毒，不酗酒，不會讓福利機構因為我的墮落而把孩子帶走。」

所以當時蓋爾是這樣的：未成年單親母親，無家可歸，無依無靠。很多人在那種情況下都會崩潰，但堅忍的鄉下人會挺過去。「父親不在身邊，」蓋爾回憶道，「很多年都不在，我也不跟母親說話。但我記得他們教給我的一個道理——有志者事竟成。我想要我的孩子，我想要重新開始。最後我真的做到了。」她在當地一家電話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路向上，甚至回去讀了大學。她再婚之時已經如日中天了。她和第二任丈夫阿倫（allan）那童話般美滿的婚姻只不過是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