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爾的事蹟在我成長過程中時常有所迴響。年少的時候聽到這些故事，覺得他們太慘了，有時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而有時候不是。他們四處碰壁，許多人不得不屈從：壞則淪為罪犯或早早死去，好則家庭不和或只能依賴社會救濟。但也有一些人挺過來了，比如簡·雷克斯，捱過阿嬤去世之痛成長起來的琳賽，離開家暴丈夫重新站起來的莉姨。他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從痛苦經歷中受益。他們都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家人，然後他們從朋友、親戚或職業導師身上學到事在人為的道理。

我開始思考如何幫助美國工人階級獲得成功後不久，拉吉·切迪等經濟學家發表了一項關於美國的機遇的開創性研究。不出意料，他們發現窮孩子憑藉自己的才能高升的機率比我們想象的要低。他們計算得出，許多歐洲國家人民實現夢想要比美國人更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機會在全美國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猶他、俄克拉荷馬、馬薩諸塞等地，實現夢想的機率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或更高。只是在南部，鐵鏽地帶、阿巴拉契亞，那裡的窮孩子真的在苦苦掙扎。他們的發現震驚了許多人，但我沒有，因為凡是在那些地方待過的人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切迪及合作者在一篇論文中通過分析資料點明瞭機會地理分佈不均的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單親家庭多，二是收入隔離現象普遍。要是成長過程中身邊都是單親母親、單親父親，大多數鄰居都是窮人，機會肯定減少。這意味著除非有阿嬤和阿公那樣的人幫助你堅持到底，否則可能真的挺不過去；意味著沒人給你示範努力讀書的結果是什麼；意味著那些幫助我獲得幸福的人，琳賽、蓋爾、簡·雷克斯、莉姨可能都不會存在。所以我並不驚訝猶他州摩門教徒（mormonutah）由於信仰堅定、社群團結、家庭完整，所以在實現夢想方面完勝「鐵鏽地帶」的俄亥俄人。

我認為這些是從我生活中吸取的政策教訓，我們可以因此做出改變。我們可以調整社會服務體系對待像我家那樣的家庭的方式。還記得12歲的時候我看著母親被一輛警車拖走。我之前就看過她被抓，但我知道這次不一樣。我們當時就處在這樣的體制中，必須面對來訪的社工，必須進行家庭諮詢。出庭日期像斷頭臺上的刀一樣懸在我的頭上。

表面上看，那些社工是來保護我的，然而我很早就看出來他們其實是在幫倒忙。我說我和外祖父母一起住了很久，希望繼續和他們住下去，但那些社工回答說法庭不會批准這樣的安排。法律眼裡，我的阿嬤是未經培訓、沒有執照的看護人。如果法院判決母親不再當我的監護人，我很有可能被寄養在別人家裡，從此沒法得到阿嬤的照顧。一想到要和我愛的人、我喜歡的東西分開，我就非常害怕。所以我告訴那些社工一切都很好，希望法院聽證不會讓我失去家人。

我如願以償——母親沒進監獄，我也能和阿嬤待在一起了。法院的安排比較隨意：我願意的話可以和母親住，不願意的話也隨時能去阿嬤家。執行起來也完全不拘禮節：阿嬤會殺了任何想要把我從她身邊帶走的人。對我們來說這樣行得通，因為阿嬤激動起來全家都怕她。

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我這樣有一個瘋狂的鄉下人做後盾。對許多孩子來說，托兒服務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要是連這也不行，那他們的生活基本沒有什麼保障了。

問題的一部分在於法律是如何定義家庭的。像我家那樣的，以及像黑人和拉丁裔人的家庭那樣的，外祖父母、表親、堂親、叔叔阿姨發揮著巨大作用，但是托兒服務卻忽略了這些人，我的案例就是明證。一些州要求有看護職業資格證書的人（就像護士、醫生那樣）才能收養兒童，就算祖母或其他親密的家人要收養，也得有這種執照。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的社會服務體系不是為鄉下人的家庭設立的，所以通常這會讓情況雪上加霜。

我希望我可以說這是個小問題，但事實相反。在一給定年份中，64萬名兒童——大多數是窮人——至少會被收養一段時間。再加上不計其數的孩子受到虐待或忽視，但是沒被領養，這樣算來，這個問題就像流行病一樣可怕，而當前的政策又使之加劇惡化。

我們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我這樣的兒童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從而制定相應的政策。我人生的最重要的教訓不是社會沒能給我提供機會，我上了小學、中學已經足夠了，我的老師也都盡他們所能幫助我。我的高中在俄亥俄所有學校裡面排名墊底，但主要是因為生源質量差，而不是師資力量弱。讀大學的時候幸虧有佩爾助學金（pellgrants）和政府補貼的低息學生貸款才付得起學費，讀耶魯法學院的時候也是靠著助學金，我從沒吃不上飯，這也多虧了阿嬤把她的養老金分給我。儘管政府的這些福利專案遠非盡善盡美，但讓我差點瀕臨崩潰的原因卻差不多完全不是政府能夠控制的。

最近，我和我母校米德爾敦高中的一些老師一起聊了聊。他們都表達了同樣的擔憂，儘管說法不同。那就是社會投入過多資源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好像我們的政客都認為在大學提供資助是幫助窮人的唯一途徑，」一位老師跟我說，「對很多人來說，這很好。但是我們許多窮孩子根本無法拿到大學學位。」另一位老師說：「暴力、打鬥，這些是孩子們很小的時候就見慣了的。我一個學生的寶寶丟了，但她就像丟了車鑰匙一樣不長心，竟然完全不知道孩子去哪了。兩週後，孩子出現在紐約，和她的毒販父親還有幾個親戚在一起。」如果沒有奇蹟發生，我們都知道這可憐的孩子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在這個階段，干預服務可能會起作用，然而到目前為止社會對這孩子的幫助卻微乎其微。

所以我認為任何政策專案想要成功，就得承認我高中老師熟知的問題：這麼多窮孩子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家庭環境。比如發放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券的時候，要注意不能讓窮人光和窮人住一起。另一位高中老師布賴恩·坎貝爾（briancampbell）告訴我：「一個居住區裡有大量靠著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租房的家庭，而為這些補貼買單的卻是較少的中產納稅人，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倒三角。由於整個社群都是低收入的人，那裡的精神和物質資源就會非常匱乏。所以不能把窮人和窮人堆一塊兒，否則就相當於使他們的絕望和無助加倍。」另一方面，他又說：「讓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其他階層的家庭接觸，這些孩子就會開始進步。」然而當米德爾敦最近嘗試限制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券在某些社群的發放數量時，聯邦政府卻沒有通過。看來政府是想讓窮人和窮人住在一起。

政府政策可能無力解決我們社群面臨的其他問題。小時候，我覺得成績好是一種女性化的特質，而男子漢氣概代表力量、勇氣、樂意打架，以及後來贏得女孩子芳心。所以成績好的男孩被叫作「娘娘腔」或「同性戀」。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當然不是阿嬤教我的，雖然她要求我成績要好，也不是阿公教的。但這種感覺確實存在，如今的研究顯示像我一樣的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學習更差，因為他們認為做功課太「娘」了。你說立新法或出臺新專案能改變這一點嗎？很可能不行。有些問題不是靠經驗之談就能解決的。

我已經認識到，那些幫助我順利度過童年的習慣恰恰在我長大後限制了我的成功。一看到發生衝突，我就會逃跑或準備打架。而這對於我處理目前的關係中並沒有多大用處，但如果我小時候不這麼做，肯定會陷入家庭爭端的泥淖。小時候我還學會了把自己的錢分藏在好幾個地方，免得母親或其他人發現瞭然後「借走」，有些藏在墊子下面，有些藏在內衣抽屜裡，有些在阿嬤家裡。但後來，烏莎和我整理存款的時候，她驚訝地發現我有好幾個銀行賬戶，信用卡上還有幾小筆延期支付的款項。烏莎現在有時候仍然提醒我，不是每次受到輕慢，如摩托車橫衝直撞地經過，或鄰居苛責我的狗的時候，都要跟人家幹仗。儘管我會衝動，但我每次都承認也許她是對的。

幾年以前在辛辛那提，我開著車和烏莎一起，一個人搶了我的車道。我按響喇叭，那傢伙衝我豎起了中指。我們一塊兒在紅燈路口停下的時候（他在我前面），我解開安全帶，開啟車門。我想要他向我道歉（有必要的話和他幹一仗），但我的理智佔了上風，於是我沒有下車而是關上了車門。

烏莎非常高興看到我改變了想法，於是沒有朝我大喊讓我別像個瘋子似的（以前發生過），她告訴我她為我抵制住原始衝動而感到自豪。那個司機錯在侮辱了我的自尊，而我童年時所有的幸福感幾乎都是基於這種自尊的，自尊讓我遠離了校園惡霸的騷擾，讓我在母親被某個男人或他的孩子侮辱時給予她支援（雖然我也同意他們罵得對），自尊還給了我一些慰藉，無論多小都讓我感覺能夠掌控命運了。

在我人生的頭18年左右，中途退縮會讓我被冠以「孬種」「弱雞」或「娘炮」的名號。但我生命的大部分教會我做出理智、正確的決定，雖然這對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來說可能不屑一顧。於是那件事之後的幾個小時，我默默責備了自己。但這也是一種進步，不是嗎？總比用拳頭教訓那個混蛋如何文明駕駛而進了監獄好吧。

指美國家庭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區域隔離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