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身份，同時也深深愛上了同學烏莎。真巧，做第一次大的寫作作業時，我倆被分為搭檔。於是一年級時我們有很長時間來相互瞭解。她美好得不可思議，集人能有的所有優點於一身：聰明、勤奮、高挑、美麗。我跟一個哥們兒開玩笑說，如果她性格很差的話，一定是艾茵·蘭德（aynrand）小說女主人公的不二人選，但她十分幽默風趣，說話也非常直截了當。其他人可能會弱弱地說：「嗯，也許這個可以改一下措辭？」或「你有沒有思考過另一個想法呢？」但烏莎乾脆利落地說：「我認為這句需要修改」或「這個論點糟透了。」一起在酒吧的時候，她抬頭看了看一個我們的共同朋友，直言「你的頭真小」，但完全沒有一點諷刺的意味。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樣的人。

我之前也談過幾個女朋友，有的嚴肅，有的活潑。但烏莎在我心目中是完全不同的。我時時思念她。一個朋友說我「相思成疾」，另一個說從沒見過我這樣。第一學年結束前，我得知烏莎還單身，於是立刻約她出去。曖昧了幾周並約會了一次後，我告訴她我愛上了她。這違反了我作為年輕人學到的任何一條關於現代約會的規則，但我毫不在意。

烏莎就像我在耶魯的精神嚮導。她本科也在耶魯，知道哪幾家咖啡店最好，哪幾家餐廳最棒。她的學識也非常淵博，僅憑直覺就能意識到那些我根本沒有發現的問題，她也經常鼓勵我尋找那些我尚未發現的機遇。「多去辦公室，」她告訴我，「這裡的教授喜歡與學生多交流。師生溝通是這裡的一種經歷。」我總感覺耶魯對我來說有點陌生，但只要有她在，我就非常安心。

我上耶魯是為了獲得法學學位，但在那的第一年教會我許多之前不知道的東西。每年8月，知名法律公司都會來紐黑文招聘，求賢若渴，希望找到高質量的下一代法律人才。學生稱這次招聘為fip，全稱是秋季面試計劃（fallinterviewprogram），屆時會舉辦長達一週的晚宴、雞尾酒會、在酒店舉行的宴會以及面試。我參加fip的第一天恰好在第二學年開學之前，當時我已經有了6個面試，其中包括我最心儀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律師事務所（gibson，dunn&crutcher，llp），公司的華盛頓分部招人。

和吉布森的面試進行得很順利，公司邀請我去紐黑文最貴的一家餐廳參加那場「惡名遠揚」的晚宴。流言稱那晚宴實際上是一場面試：候選人要風趣、有魅力、積極，不然就永遠不會被邀請到華盛頓或紐約的辦公室參加最後一輪面試。我到餐廳的時候想，最貴的一頓飯竟然要在如此高風險的環境下吃，真是煞風景。

晚餐之前，我們都被要求待在一個包廂裡，喝喝酒，聊聊天。比我大十多歲的女人端著酒，酒瓶用精美的亞麻布包裝。她們每隔幾分鐘就問我要不要新倒一杯或續上一杯。剛開始我緊張得喝不下去，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在侍者詢問我是否需要來點酒、要什麼酒時回答是：「我要白葡萄酒。」我想回答完以後她總該不問了吧，但她又說：「您要白蘇維翁（sauvignonblanc）還是霞多麗（chardonnay）？」

我覺得她是故意整我。不過還好我推理出那是白葡萄酒的兩個品種。所以我點了霞多麗，不是因為我不知道白蘇維翁是什麼（我確實不知道），而是因為霞多麗這幾個字說起來容易些。但我只是躲過了第一顆子彈，那夜還很漫長。

在那種場合下，你必須在害羞和張揚之間找到平衡。你不想讓同伴討厭，但也不希望他們連手都不跟你握一下就走。我試著做自己，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既合群又不咄咄逼人。但那天我對周圍的環境太過著迷了，只是一個人目瞪口呆地盯著餐廳的華麗裝飾，想著它們有多貴。

那些酒杯看上去纖塵不染。那哥們兒穿的西裝肯定不是bank正裝店買一送三大促銷的時候買的，因為看著就像絲綢做的。鋪在桌上的亞麻布看上去比我的床單還柔軟，我要裝作不經意的樣子摸摸它們，別讓別人覺得我很奇怪。

長話短說，我需要一個新計劃。在我們坐下來吃晚餐的時候，我必須要集中精力完成手頭的任務——找到工作——然後離開這取笑窮人的地方。

我再忍耐了兩分鐘。我們坐下以後，女侍者問我要清水還是「閃閃發亮的水」。我翻了個白眼，雖然我覺得這餐廳是挺震撼的，但說「閃閃發亮的水」也太顯擺了吧，好像在說「閃閃發亮的」水晶或「閃閃發亮的」鑽石一樣。但我還是點了「閃閃發亮的水」，可能對身體更好吧，因為聽起來更乾淨。

我小啜了一口，但馬上吐了出來。這是我喝過的最難喝的東西。我記得有一次在地鐵站買一杯健怡可樂，但卻忘了飲料機做健怡可樂的時候是不會放糖漿的。這個高檔地方的「閃閃發亮的水」就是那樣的難喝。「這水有問題。」我提出抗議。侍者向我道歉，說她會給我再拿一杯聖培露氣泡水（pellegrino）。那時我才意識到那「閃閃發亮的水」就是「碳酸」水的意思。我尷尬極了，幸好只有一個人注意到發生了什麼，而且是個同學。我安全了。現在開始不許再犯錯。

接著，我低頭看了看餐具的擺放，發現數量有些奇怪。為什麼有9個器皿？為什麼要用3把叉子？為什麼有好幾把塗黃油用的餐刀？我想起電影裡的一個場景，明白了這是一種傳統習慣，餐具的數量和擺放都是有規定的。我謊稱去衛生間然後打電話給我的精神嚮導：「那麼多該死的叉子我怎麼辦？我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傻瓜。」烏莎解答道：「先用外圍的，再用裡面的，不要用同一個器皿盛不同類的菜，哦還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湯。」有了這個解答，我便信心滿滿地回到餐桌，準備驚豔我未來的老闆們。

接下來平安無事。我有禮貌地交談，謹遵琳賽的教誨閉著嘴嚼東西。我們那桌人談了法律、法學院、公司文化，甚至一點政治。和我們一起用餐的僱主非常友善，我那桌每個人都收到了錄用通知，連我這個吐掉「閃閃發亮的水」的傢伙也拿到了。

這場晚宴是磨人的5天面試中的第一天，正是在這頓飯上我才開始明白，我發現了我這類人中的大多數尚未發覺的一個道理。我們的就業指導處強調面試時要語音語調自然，要做面試官樂意與之共事的人。這當然很有道理，畢竟誰會想和一個混蛋一起共事？但在對於求職者來說最重要的場合強調這些東西似乎還是有些奇怪。我們被告知，面試不會太關注分數或簡歷，有了耶魯響噹噹的牌子，我們一隻腳已經踏進好工作的大門。所以面試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測試，測試我們能否很好地融入集體，如何在公司會議中保持主見，如何與未來潛在的客戶打交道。

而最難的測試卻是根本就沒讓我參加的那場：首先去找到自己的觀眾。整個星期我都驚歎自己竟能如此容易地接近全國最頂尖的律師。我所有的朋友都參加了至少十幾場面試，大多數面試也以錄用而告終。這周以前我還有16個面試通知，而最後由於我對自己的成功非常自喜，同時也由於我被接二連三的面試搞得精疲力竭，於是我拒絕了幾個面試邀請。但在兩年以前，我四處投簡歷，希望在大學畢業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卻四處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魯法學院讀了一年，我和同學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護過的頂尖律師提供的6位數高薪錄用邀請。

非常明顯，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運作，而我才剛剛開始發掘它。之前我一直以為找工作就是去網上看招聘帖子，投幾十份簡歷，盼望得到回覆。幸運的話，也許一個朋友會幫你把簡歷放在最上面。如果你能勝任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比如會計，那麼找工作可能會更容易些，但規則基本都是相同的。

問題是，幾乎每個墨守遊戲規則的人都失敗了。那一星期的面試讓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遊戲。他們不會去市場上海投，盼著某個僱主會賜予他們一個面試的機會。相反，他們搭建網路。他們給朋友的朋友發郵件，讓自己聲名遠揚。他們讓自己的叔叔打電話給老同學幫他們牽線搭橋。他們讓學校就業服務中心提前幾個月就專門為他們舉行面試。他們讓自己的父母教他們如何穿著得體、該說什麼、跟誰閒談。

這並不意味著你的簡歷或面試時的表現不重要。那些當然重要。但經濟學家所稱為社會資產的東西蘊藏著巨大價值。這是個專業術語，但意思其實很簡單：我們周圍的人脈和機構組成的網路有著巨大的經濟價值。通過它們，我們可以找到合適的人，確保我們有機會，並能夠傳遞重要資訊。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是單槍匹馬作戰。

我是參加漫長的fip周最後幾場面試的其中一場時認識到這一點的。當時表現得不咋樣。他們問我的興趣，最喜歡的課程，期望從事的法律專長等。然後問我有什麼問題。經過多次實踐，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已經完美，我提出的問題十分老練，顯得我對法律公司十分熟悉。但事實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也不知道想要從事法律的哪個領域。我甚至不知道我問的「公司文化」和「工作生活之間的平衡」是什麼意思。整場面試就像是在作秀，但我並沒有表現得像個混蛋一樣，所以也一直順風順水。

然後我碰壁了。最後一位面試官的問題讓我猝不及防：我為什麼想在法律公司工作？這本該很好回答，但我已經太習慣於談論我對反托拉斯訴訟萌發的興趣，因此可笑地被這問題抓了個措手不及。我本該說想要像優秀人才學習或從事於富有挑戰性的訴訟領域之類的話，但說什麼也不能說當時從我嘴裡出來的話：「我也不知道，不過工資挺高啊，哈哈！」面試官詫異地看著我，好像我長了三隻眼睛一樣，當然氣氛最終也沒有緩解。

我確定我完了。我犯了面試大忌。不過幕後，我的一位推薦人已經在給公司打電話。她告訴人力說我聰明、優秀，會成為一名很棒的律師。「她對你大加讚賞。」這是我後來聽說的。所以公司打電話通知我入圍了下一輪面試。最終我還是得到了這份工作，雖然在我認為是招聘環節中最重要的一環栽了個大跟頭。古語云，幹得好不如運氣好，但顯然良好的關係網路比勤奮和運氣都更重要。

在耶魯，關係網路的力量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卻容易被忽略。第一學年快結束時，我們大多數人都為了參加《耶魯法學雜誌》（itheyalelawjournal/i）的寫作競賽而努力學習。《耶魯法學雜誌》刊登法學分析的長篇文章，主要面向學術界人士。那些文章讀起來就像電器說明書一樣，枯燥、程式化、夾雜著外文。（舉個例子：「雖然評級制度前景廣闊，但我們指出，制度設計、貫徹和實施層面仍有重大缺陷：各轄區在推諉而不是推進。」）玩笑歸玩笑，加入雜誌社可是正兒八經的事。這是法律界僱主唯一看重的重要課外活動，有些僱主甚至只招參與過雜誌編輯的學生。

有的學生來法學院就是為了當《耶魯法學雜誌》的編輯。寫作競賽於4月舉辦。3月的時候，有些人已經準備了好幾周了。聽了剛畢業的學生（也是我們的好朋友）的建議，我一個好朋友去年聖誕之前就開始準備了。頂尖諮詢公司的校友聚在一起互相盤問編輯技巧。一個二年級的學生幫助他以前在哈佛的室友（是個一年級學生）設計了一份競賽前最後一個月的學習策略。每個角落，人們都在通過朋友圈和校友群瞭解這場第一學年最重要的測試。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沒有俄亥俄州校友群，我來這兒的時候，是整個法學院唯一的兩個俄亥俄州畢業生之一。我猜《耶魯法學雜誌》非常重要，因為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sotomayor）曾經是那個雜誌社的一員。整個過程就像一個緊鎖的黑匣子，我認識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鑰匙在哪。

官方渠道也釋出訊息，卻自相矛盾。耶魯為自己是一所壓力小、競爭小的法學院而自豪。但不幸的是，這一理念有時候卻與實際傳達的資訊矛盾。似乎沒有人知道這張雜誌社工作證明究竟有多大含金量。學校跟我們說雜誌對找工作大有裨益但也不是那麼重要，說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但這是獲得某些工作的先決條件。有一點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對許多職業選擇和興趣來說，在雜誌社工作純屬浪費時間。但我不知道我要選擇哪條職業道路，也不清楚如何找到我的興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