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開始申請法學院的時候沒打算申請耶魯、哈佛、斯坦福這神話般的「三巨頭」。我根本就沒想過會有機會進那些地方。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去不去名校根本不重要，因為我想所有的律師都能找到好工作。我只要隨便去一所法學院，然後從此一帆風順：得到高薪，擁有體面工作，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接著我最好的朋友達雷爾（darrell）在華盛頓一家很火的餐廳撞見他在法律學校的一個同學正在收拾餐桌，因為這是她唯一能找得到的工作。因此，在下一輪申請的時候，我試了試耶魯法學院和哈佛。

我沒申請斯坦福這所全國頂尖學府，你要想知道為什麼，就必須瞭解我小時候學到的經驗有時候能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申請斯坦福法學院，不像常規的那樣提交大學成績單、法學院入學考試分數和申請短文就行了，而是需要提交一份由大學校長填寫並簽名的表，證明你在大學裡不是一事無成。

我並不認識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校長。學校太大了，我確信校長女士一定非常和藹，而且填這個表肯定也就是走個過場而已，但我就是問不出口。我從沒見過此人，從沒上過她的課，最重要的是，我不信任她。無論她有什麼美德，理論上講她對我都是一個外人。我挑選出來幫我寫推薦信的教授都是我能信任的人。我幾乎每天都聽他們講的課，還參加他們的考試，寫他們佈置的論文。雖然我因為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收穫了無上教育和生活體驗而深愛這個地方及這裡的人們，但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由一個我根本不認識的人。我嘗試說服自己，甚至都列印出了表格並帶到了學校，但最終我還是把它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斯坦福法學院裡是不會有我j.d.了。

我決定了最想去的學校是耶魯。耶魯自有其吸引人之處——小班教學和獨特的評分系統，校方宣傳說可以讓學生輕輕鬆鬆步入法律事業。但其中很多學生都來自精英私立大學，而不是和我一樣來自大型州立學校，所以我猜我肯定沒希望了。不過我還是在網上申請了，因為流程相對簡單。那是2010年早春的一天下午，我的電話響了，來電顯示一個以203區號開頭的陌生號碼，我接了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告訴我他是耶魯法學院招生辦主任，說我已經被錄取為2013級學生了。我一陣狂喜，整個3分鐘的對話裡一直跳來跳去。他說再見的時候，我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所以接著我打電話給莉姨報告這個喜訊時，她還以為我剛出車禍了呢。

我下定決心要去耶魯法學院，也願意接受隨之而來的約20萬美金的學費債務，不過耶魯法學院提供的資助比我想象的多多了。第一年幾乎給我全額資助，並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而是因為我是全校最窮的學生之一，耶魯給我好幾萬助學金。窮到如此地步還能得到這麼大好處，這真是頭一次。選擇耶魯不僅因為它是我夢想的學校，還因為價效比最高。

《紐約時報》最近報道說，最貴的學校對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來說反而最便宜。比如，一個學生的父母年薪3萬美元，雖然不是很多但也過了貧困線。這個學生在威斯康星大學一個較不受歡迎的分校要付一萬學費，但在該校最好的麥迪遜校區只花6000美元，而在哈佛大學，雖然學費高達4萬美元，但只要交1300美元就行了。當然，像我這樣的孩子並不懂這些。我的好兄弟內特是我一生的朋友及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之一，他想去芝加哥大學讀本科，但他沒有申請，因為覺得付不起學費。然而，他在芝加哥大學花的學費很可能比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還要少，就像我在耶魯花的錢遠遠少於其他所有學校。

接下來幾個月我在為遠行做準備。我叔叔阿姨的朋友幫我在當地一家地磚公司的倉庫找了個活兒，整個夏天我都在工作——開著剷車，把地磚裝好便於運輸，打掃那間巨大的倉庫。夏天結束時，我存了足夠的錢，不用擔心搬去紐黑文了。

我離開米德爾敦的那天感覺和此前離開家鄉的任何一天都不同。當我離家去海軍陸戰隊的時候，我知道自己還會經常回來，而且今後可能還會在故鄉待很長時間（的確如此）。在海軍陸戰隊服役4年後，再離家去哥倫布讀大學也就不在話下。我對離開米德爾敦前往其他地方已經駕輕就熟了，也習慣了那種孤獨。但這次我知道我可能真的不會回來了。但沒關係，因為米德爾敦對我已經沒有家的感覺。

我第一天去耶魯法學院的時候，看到走廊牆上的海報上寫著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blair）要來參加一個小活動。我簡直不敢相信：託尼·布萊爾就在一間教室裡給幾十個學生做演講？如果他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學，那裡的千人禮堂都會座無虛席。「嗯，他經常來耶魯演講，」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兒子在這讀本科。」幾天後，我在走向大門的時候轉過一個拐角，差點撞上個人，我說「對不起」，然後抬頭看了看，發現那人竟是當時的紐約州州長喬治·帕塔基（georgepataki）。名人來訪的事兒一星期至少發生一次。耶魯法學院是讀書人的好萊塢，每每令我這個遊客歎為觀止。

根據學校課程設計，第一學期還比較輕鬆。我在其他法律學校的朋友都被鋪天蓋地的作業包圍，並且為嚴苛的評分系統所苦——評分曲線把你和你的同學置於殘酷的競爭中。而我們這兒，院長在入學指導的時候說讓我們追求自己熱愛的東西，無論它們能把我們引向何方，不要過多擔心分數多少。一開始的四門課都算學分課，成績不計入績點，這就容易多了。

其中一門是16人的憲法研討會，我在班上找到了家的感覺。我們幾個自稱像在「錯位玩具島」（islandofmisfittoys）上一樣。我們中有來自阿巴拉契亞的保守鄉巴佬，印第安移民的絕頂聰明的女兒，在社會上打拼十多年、熟諳人情世故的非裔加拿大人，菲尼克斯來的神經科學家，家就住耶魯旁邊、胸懷大志的民權律師，極力主張進步、幽默感絕佳的女同性戀等，雖然我們之中並沒有真正的凝聚力量，但我們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耶魯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這種震撼是積極的。我一直以來都是個美國曆史迷，所以我發現校園裡的一些建築年代比獨立戰爭還久遠時非常激動。有時我會在校園裡尋找能夠說明那些建築的年代的標示。那些建築都是新哥特式的傑出藝術品，高聳入雲，美得令人窒息。樓宇內部，精緻的石刻和木飾給法學院營造了一種類似中世紀的氛圍。甚至有時候可以說我們這兒是霍格沃茨法學院，把法學院和那套奇幻小說裡的場景相比真是再生動不過了。

課程很難，有時候好幾天都要在圖書館熬夜學習，但也不是難得讓人沒法活了。我有時會想校方終會發現他們看錯了我，意識到他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於是真誠道歉並讓我回米德爾敦。但有時也會想我只有全情投入才能順利完成學業，畢竟這裡有世界上最聰明的學生，而我並不很符合資格。事實上，雖然學校裡確實有罕見的天才，但大多數同學雖然聰明卻也不是奇才，因此在課堂討論和考試的時候，我基本都能應付過來。

當然並不是事事順心。我一直自認為寫得一手好文章，但有一次我把一篇草率寫就的作文交給一位以苛刻著稱的教授，他寫了一些嚴厲批評的話返還給我。「太差了。」他在其中一頁潦草地寫道。另一頁，他圈出了一大段，在頁邊寫到，「一堆糟粕一樣的句子拼湊成一段話，真令人作嘔。改。」我聽小道訊息說這位教授認為耶魯應該只錄取來自哈佛、耶魯、斯坦福和普利斯頓這樣的大學的學生。他說：「我們不是去糾正錯誤的，這裡有太多小孩需要被糾正了。」聽了這番話，我下決心要改變他的想法。學期末，他給我的作文的評價是「優異」，並承認他對州立大學的看法可能錯了。第一學年快結束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大獲全勝：深得教授喜愛，成績很棒，暑假要去夢想的崗位上實習——給一名在任參議員的首席法律顧問當助理。

耶魯雖然讓我的生活豐富多彩，但也在我腦海中種下了懷疑自己歸屬何處的種子。我從沒想過自己會來到像耶魯這樣的地方。在故鄉，常春藤學校畢業的學生我一個也不認識；在自己家，我是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在整個家族，我是第一個去專業學院學習的人。2010年8月我來到耶魯的時候，耶魯法學院已經培養了最近上任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兩位，6位最近的總統中的兩位，更不用說在任的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耶魯的社交儀式有不尋常之處：雞尾酒招待會和宴會既是業界交流也是個人交友的地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這幫人是我老家的人輕蔑地稱為「精英」的群體中的新晉成員，從外表看，我也是其中之一：白人，高大，挺拔。來耶魯之前，我從沒覺得自己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但在耶魯我有了這種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