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初，我來到俄亥俄州立大學參加入學活動，那天我心情激動得無以復加，至今仍記得當時的每個細節：在chipotle墨西哥捲餅速食店吃午餐，那是琳賽第一次在那種地方吃飯；聽完新生報告會後走去我在南校區的宿舍，那裡即將成為我在哥倫布的家；那天風和日麗。在輔導員的指導下，我規劃了第一年的課程，每週只上4天課，而且都是早上九點半以後的。之前在海軍陸戰隊每天凌晨五點半就得起床，所以現在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這麼幸運不用早起。
俄亥俄州立大學哥倫布分校離米德爾敦約100英里，近到週末就可以回家看看。這麼些年來，米德爾敦頭一次成了我想去就去的地方。哈夫洛克（havelock）（離海軍陸戰隊基地最近的北卡羅來納城市）與米德爾敦相差無幾，而哥倫布則像是一座天堂般的城市。哥倫布過去是（現在仍是）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其發展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那座繁華的、如今成了我住處的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osu）畢業生創起了業，歷史建築被改造為嶄新的餐廳和酒吧，連最破敗的社群也煥然一新。我搬到哥倫布後不久，一個好朋友剛當上當地一家廣播站的宣傳主管，所以我總是能瞭解當地時事，並對城裡的盛大活動訊息靈通，比如什麼時候有節日慶典啦，如何坐vip席觀看年度煙火表演啦，等等。
大學生活的許多方面都讓我倍感親切。我交了很多新朋友，但他們基本上都來自俄亥俄西南部。我的6個室友中有5個畢業於米德爾敦高中，一個畢業於附近的特倫頓（trenton）的埃奇伍德高中（edgewoodhighschool）。他們年紀比我小一些（因為在海軍陸戰隊服過役，所以我的年齡比一般新生要大），但大多數人是我以前在家就知道的。
當時我最好的朋友都已經畢業或即將畢業，但大部分畢業後選擇留在哥倫布。無意中我正在見證一種現象，社會學家稱之為「人才流失」——有能力離開生活艱難的地方的人通常都會選擇離開，當他們找到能夠提供教育和工作機會的新地方時就留在那裡成家立業。幾年以後，我回顧自己那場有六個伴郎的婚禮，意識到他們每個人都和我一樣，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學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個小鎮上長大。無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鄉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鄉。
到我開始上大學的時候，海軍陸戰隊教給我的「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信念已經深深植根在我心中。我去上課、做作業、在圖書館學習，回去正好和哥們兒飲酒到後半夜，然後第二天早起去跑步。我把每天排得滿滿當當，不過那曾讓18歲的我害怕的大學獨立生活現在已經是小菜一碟。幾年前我還在和阿嬤糾結如何填寫那些困難生救濟申請表，跟她爭到底「父母/監護人」一欄是填她的名字還是母親的名字。
我們也擔心，如果我沒能要到鮑勃·哈梅爾（我法律意義上的父親）的財務狀況資訊並提交，我就會犯詐騙罪。整個填表過程讓我們倆都痛苦地意識到外面的世界對於我們是多麼陌生。我高中差點畢不了業，因為我的英語1（englishi）只得了d和f。而現在我自己為自己的學費買單，而且在這所全州最好的大學裡門門課都得a。我感覺自己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掌控了命運。
我知道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要麼拿出行動，要麼閉嘴別發牢騷。海軍陸戰隊不僅教會我有志者事竟成，還培養了我規劃未來的能力。我想去讀法學院，並知道要想去最好的法學院必須成績優秀，並在那出了名難考的法學院入學考試（lsat）中表現優異。當然我也還有很多不知道的。我說不清自己為什麼想去讀法學院，只知道米德爾敦的「富孩子」都在醫生或律師家庭長大，而且我不想步家人的後塵。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要了解的，但這一點點資訊至少給我指引了方向，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我痛恨欠債，痛恨那種被債務束縛住的感覺。雖然根據《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我能報銷一大筆學費，而且俄亥俄州立大學向州內學生收的錢相對少些，但我仍然需要自己承擔約兩萬美元的開銷。我在俄亥俄州議會大廈找了份工作，為一位來自辛辛那提的名叫鮑勃·舒勒（bobschuler）的議員工作，他人超級好。他非常善良，我也喜歡他的政見，所以當選民打電話來投訴時，我會設法解釋清楚他的立場。在那兒，我看到說客來來去去，並無意中聽到舒勒議員和手下在討論一個議案會對選民有好處還是對州政府有好處，或者對雙方都有利。身處體制內部近距離觀察能讓我對政治決策過程有全新的理解，這是看電視新聞所遠不能及的。阿嬤曾經認為所有政客都是騙子，但是就我的體驗而言，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適用於俄亥俄州議會的政客的，無論他們的政策如何。
在俄亥俄州參議院待了幾個月後，我已經債臺高築了，在如何改善入不敷出的狀況方面我也智窮力竭（我瞭解到每人每週只能獻兩次血），於是我決定再找一份工作。一個非營利組織釋出了招聘兼職工的廣告，每小時給10美元。於是我穿著卡其褲、難看的淺黃綠色襯衫、海軍陸戰隊作戰靴（當時除了運動鞋就只有這雙鞋了）去參加面試，看到面試官的反應時，我才知道大事不妙，自己肯定沒戲，所以一週後對方發來拒信我也沒想太多。後來當地一家為受虐待和被忽視的兒童服務的非營利機構也招人，也是每小時給10美元。這次我先去塔吉特百貨（target）買了一件好看點的襯衫和一雙黑皮鞋，這次成功了，我得到「顧問」一職。我對這家機構的工作非常感興趣，那裡的人也都很好，於是我馬上開始工作。
當時我有兩份兼職，還得上全日制的學，日程更加緊張了，但我不在乎。我沒覺得我所承擔的有什麼不尋常之處，直到一位教授發郵件讓我下課去找他討論一個寫作作業。我把我的日程安排給他看，他大吃一驚，嚴肅地告訴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學習上，不要讓兼職工作分了心。我笑笑，握了握他的手，說了聲謝謝。我不需要他的建議。
我喜歡晚上熬夜做作業，第二天早起，每天就睡三四個小時，我自豪我能應付這一切。這麼多年我一直非常害怕自己的未來，擔心最終會像我的鄰居或家人一樣吸毒、酗酒、坐牢、有了孩子卻沒能力或不願照顧，一想到這些我就有十足的動力。我知道那些統計機率，小時候我在社工辦公室裡的小冊子上讀到過，我也熟悉窮人牙科診所裡醫生那充滿同情的目光。我屬於那些本不該成功的人，但我如今自力更生想要改變，並且做得不錯。
我是不是太過拼命了？當然。我缺乏睡眠，飲酒過量，頓頓都吃塔可鐘快餐。一次我病了一週，我以為只是重感冒而已，但醫生說我得了單核細胞增多症。我沒聽他的，繼續那樣拼命，把感冒藥當作治百病的神藥。一週後，我的尿呈現噁心的棕色，我的體溫達到了43c。我想也許應該照顧一下自己了，於是我吞了一些退燒藥，喝了幾瓶啤酒，睡了過去。
母親聽說這事後立即開車到哥倫布，把我帶到急診室。她並不是個完美的母親，也不是執業護士，但她很自豪她能全程指導我們與醫療系統的每一次交鋒。她很會問問題，受不了醫生說話繞彎子，並確保我得到所需的照顧。整整兩天我都在醫院，醫生用了五袋生理鹽水來給我補充水分，發現我除了單核細胞增多症外還感染了葡萄球菌，所以我才病得如此嚴重。後來醫生告訴母親我可以出院了，於是她用輪椅推著我出去，帶我回家休養。
我的病又持續了幾周，幸好這正值大學春夏學期之間的休假。我待在米德爾敦，交替地住在莉姨和母親家，她們倆都盡心盡力照顧我。那段時間在米德爾敦，我第一次在阿嬤去世後真正經歷矛盾的情感需求。我不想傷害母親的感受，但過去已經在我倆之間劃下永遠不會消失的裂痕。我從沒直面過這些需要，也從沒告訴母親無論她多好多會照顧人，無論她在我生病時多麼盡責，我在她身邊都會不自在。
住在她那兒，免不了跟她的第五任丈夫說話，他是個好人但卻對我來說是個永遠都不會有任何重要性的陌生人，我只當他是母親家的家庭主夫，今後也會變成她的前任；免不了看到她的那些傢俱，想起她和鮑勃父親吵架的時候我躲在傢俱後面的日子；也免不了糾結於她怎麼會如此反覆無常——這個在醫院安靜地坐在我的病床邊好幾天的女人竟是個癮君子，一個月後還會對家人撒謊騙錢。
我知道自己與莉姨日漸親密傷害了母親的感情。她總是說起這事。「你媽是我，又不是她。」她翻來覆去地說。時至今日，我時常想如果我小時候也有現在長大後這樣的勇氣，那麼母親可能會變好。吸毒成癮者在經歷情感掙扎時最脆弱，而且我知道我至少能讓她少消沉幾次。但我現在再也不能這麼做了。我不知道什麼東西變了，但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也許不過是出於自我保護，無論如何，我都無法假裝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了。
病了幾周痊癒後，我感覺良好，可以回哥倫布上學了。我瘦了一大圈——4周內減了20磅，除此之外都感覺很好。由於欠下一堆醫藥費賬單，我找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頓評論做sat導師），一小時可以賺18美元，真棒。做三份工作我吃不消，所以我放棄了我最喜歡的那份——在俄亥俄州參議院的工作——因為掙得最少。我需要的是錢以及錢所提供的經濟自由，而不是值得去做的工作。至於後者，我告訴自己以後會得到的。
我離開俄亥俄州參議院前不久，那裡正在辯論一項會極大控制發薪日貸款的措施。我那個議員反對這個議案（他是為數不多的反對者之一），雖然他從沒解釋過為什麼反對，我傾向於認為他和我有某些共同點。那些支援的議員和其他政客沒有認識到發薪日貸款商在像我一樣的人參與的地下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對他們來說，發薪日貸款商是掠食的鯊魚，他們放高利貸，收取鉅額支票兌現費，這種人越快消滅掉越好。
但對我而言，發薪日貸款商可以解決重要的財務問題。我的信用很糟，因為一系列糟糕的財政決定（一些不是我的錯，但大部分都是），所以辦信用卡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想帶一個女孩出去吃飯或需要買一本書來學習卻在銀行沒有現錢，那麼留給我的選擇很少。（我可以問叔叔阿姨要，但我急切渴望自力更生。）
一個週五的早上，我交了一張房租支票，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一天，就要交50美元的滯納金。我的存款不夠，但那天會發工資，這樣我就可以下班後把工資存到銀行裡用來兌現了。然而，在參議院忙了一天後，我走之前卻忘了拿工資。我到家才意識到犯了錯，而議會大廈的員工也早已離開度週末去了。那天，幸虧一個利息幾美元的三天的發薪日貸款，我才得以逃過高額滯納金。那些質疑發薪日貸款的益處的立法官員並沒有考慮類似這樣的情況。從這件事中可以得出什麼教訓呢？那就是，有權人有時候想做一些事情幫助像我一樣的人，但他們並沒有真正理解我們的需求。
大學第二年開學那天跟第一年很像，天氣也是風和日麗，我的心情也很激動。因為有了新工作，我更忙了，但我並不在意有那麼多事情要做。我真正在意的是我以24歲的大齡還只剛讀大二，這令我十分苦惱。但是四年海軍陸戰隊的經歷帶給我的不僅是和其他同學的年齡差距，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不同。在一次關於外交政策的學術研討上，我聽著一個留著難看鬍子的19歲同學對伊拉克戰爭大放厥詞。他說那些當兵打仗的都是比那些上大學的（比如他）笨的人，這一點體現在士兵任意屠殺侮辱伊拉克平民上。
客觀地說，這真是可怕的觀點——我那些海軍陸戰隊的朋友雖然在政治立場上有所不同，但對於戰爭的看法都合情合理，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不喜歡我們的總司令喬治·布什，而且覺得我們犧牲太多換來的收穫卻太少。沒有一個人如此口吐狂言過。
這個同學還在沒完沒了地說著，我想起我們當時一直在進行尊重伊拉克文化的培訓——永遠不要露出腳底，跟穿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女性交談前必須先跟其男性親屬說話。我想起我們給伊拉克投票站員工提供安保服務，並孜孜不倦地向他們解釋其任務有多麼重要，卻從來沒有把我們的政見強加給他們。我想起聽一個伊拉克年輕人（他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準確無誤地說唱出美國歌手50美分（50cent）的歌曲iindaclub/i中的每一個字，我們和他還有他朋友們開懷大笑。我想起我的朋友渾身重度燒傷，「僥倖」挺過了加伊姆（al-qaim）地區的簡易爆炸裝置襲擊。現在，竟然有個留著參差不齊的鬍子的蠢蛋告訴全班我們這些士兵以殺人為樂。
我一股熱血湧上心頭，只希望越早畢業越好。我遇到了一個輔導員，向他說明了我想要提前離開的計劃——我暑假也要上課，而且有幾個學期的全日制課時量還要翻倍。即使以我的高標準來看，接下來也是非常緊張的一年。在一個異常艱難的二月，我坐下來看著日曆，數著我能睡4小時以上的天數是39天。
我繼續這樣下去，到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待了1年11個月後，我以最優異的成績獲雙學位畢業。我想跳過畢業典禮，但家人不讓。所以我在一個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3小時，然後走向講臺去拿我的文憑。那時的大學校長戈登·吉（gordongee）和排在我前面的女孩拍照時間超乎尋常地長，於是我把手伸向他的助理，沒有開口但意思是要我的證書。她給了我，於是我走到吉博士身後，直接走下了講臺。我可能是唯一沒和他握手的畢業生。讓下一個握去好了，我想。
我知道明年我會去法學院（由於我是8月才畢業，所以當年就入學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為了攢錢而搬了家。當時莉姨已經接替了阿嬤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她排憂解難，主辦家庭聚會，把家人凝聚在一起。阿嬤過世後，她一直都歡迎我去她家住，但住10個月也太強人所難了，因為我不想打擾她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她堅持：「j.d.，這現在就是你的家，你唯一能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