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因是社會階級方面的。一項針對學生的調查發現，超過95%的耶魯法學院學生來自上中產階級或更高，大多數人可以說非常富有。顯然，我既不是上中產階級，也不富有。耶魯法學院很少有人像我這樣來自窮人家庭，雖然從外表上看我並不特殊。常春藤學校看重多元化，但幾乎每個人，黑人、白人，還有猶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們都家庭完整、衣食無憂。

第一學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同學參加完酒會想去一家雞肉料理店吃點東西。我們這一大幫人吃完後留下一片狼藉：髒盤子一堆，雞骨頭亂丟，沙拉醬和汽水濺得桌上到處都是。我不忍把這一團烏糟扔給某個可憐的服務生去清理，於是留下來收拾。十幾個人中，只有一個人幫我一起收拾，就是我的好兄弟賈米爾（jamil），他也來自窮人家庭。後來，我告訴賈米爾，我們也許是學校裡唯一不得不給別人擦屁股的人。他只是點了點頭，預設了。

當時，儘管我的經歷很獨特，我也從沒覺得自己在米德爾敦是外人。大多數人的父母從沒上過大學。我最好的朋友們都經歷過家庭矛盾——離婚、再婚、分居、父親坐牢等。少數父母是律師、工程師或教師，他們是阿嬤所謂的「有錢人」，但他們從來沒有富到我會覺得他們和我們有根本上的不同。他們仍然是我的鄰里，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和我同一所高中，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我們其他人也會做的。我從未覺得自己沒有歸屬感，即使在我的一些家庭條件相對較好的朋友家中也沒覺得融不進去。

但在耶魯法學院，我感覺像是乘坐飛船墜落在奧茲國（oz）。通常人們認為一個由外科醫生母親和工程師父親組成的家庭就是中產階級，這樣的家庭年收入是16萬美元。在米德爾敦，這簡直多得算不清楚了，但在耶魯法學院，學生期望畢業第一年就拿到這麼多薪水，而且很多人還擔心不夠花的。

不僅僅是錢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因為我沒錢，更重要的是別人對我的看法。耶魯讓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別人對我的生活非常好奇。教授和同學似乎對我所認為的無聊往事饒有興趣，什麼我去了一所平庸的公立高中，我父母沒上過大學，我在俄亥俄州長大之類的。這些事兒也都發生在我過去認識的每一個人身上。但在耶魯，沒人經歷過這些。甚至在俄亥俄見怪不怪的海軍陸戰隊服役經歷對很多耶魯的朋友來說也非常新鮮，他們從沒和參加過美國最近的幾場戰爭的老兵相處過。所以說，我在耶魯很特殊。

這倒不是什麼壞事兒。第一年大部分時間，我都陶醉在自己是這所精英法學院唯一一個操著南方口音的海軍陸戰隊大兵這個事實裡。但隨著那些點頭之交成了好朋友，我就為沒跟他們如實談自己的過去而有點不好意思。「我母親是個護士。」我告訴他們。當然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的法定父親——他的名字印在我的出生證明上——到底是幹什麼工作的，他對我來說完全是個陌生人。除了我米德爾敦的最好的朋友，那些我讓他們幫忙看看法學院入學申請短文的好朋友，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樣的成長經歷塑造了我的生活。在耶魯，我決定改變這一點。

我不確定是什麼驅使我做出改變。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不再對自己的過去感到羞恥了：我父母的過失不是我的錯，所以我沒必要遮遮掩掩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說，我擔心沒有人會了解我外祖父母在我人生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我最好的朋友中也沒幾個知道，如果沒有阿嬤和阿公，我的生活該有多麼絕望。所以也許我只是想頌揚那些值得頌揚的人。

還有別的原因。當我意識到我和我耶魯的同學有多麼不一樣，我漸漸理解了我和我老家的人有多麼相似。最重要的是，我清楚地認識到了我近來所取得的成績背後潛藏著什麼樣的矛盾。開學後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個離莉姨家不遠處的加油站加油。離我最近的加油泵那的一位女士和我聊了起來，我注意到她穿了一件耶魯的t恤。「你上過耶魯大學？」我問。「沒有，」她回答道，「我侄子在那讀書。你也是嗎？」

我不知道說什麼。這簡直是在顯擺，她侄子去上耶魯，命真好，而我卻仍然無法適應說自己已經是個名牌大學學生了。聽了她的話，我必須做出回應，是說自己是耶魯法學院的學生呢，還是個外祖父母是鄉巴佬的米德爾敦窮孩子。如果說了前者，那我就可以跟她互相客套一番，談談紐黑文的美景；如果說了後者，那麼我們之間就相當於隔了一道看不見的鴻溝，她是無法理解我們這些人的。在她的雞尾酒派對和那些闊氣的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很可能在嘲笑俄亥俄人的粗糙，嘲笑他們死守著自己的槍和宗教。我跟她沒什麼好說的。我勉強回了一句：「不，我沒上耶魯，但我女朋友上了。」然後我就開車走了。

這不是我引以為豪的時刻，但是這一刻突顯了快速向上流動所引發的社會內部矛盾：我向一個陌生人撒了謊，以免感覺自己像個背叛者。從這件事中吸取的一個教訓是我已經提到過的：文化隔閡的一個後果是，認為成功的常規衡量標準不是遙不可及的，而是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所不應達到的。阿嬤總是勸我摒棄這種想法，她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這一點。

另一個教訓是，不僅是我們自己這個群體在強化這種局外人的態度，而且我們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遇到的人、去的地方也在強化這種態度，比如那個說耶魯法學院不應錄取非名牌大學學生的教授。無法量化這些態度如何影響著工人階級，但我們確實知道，美國的工人階級不僅僅更難爬上經濟階梯，還更容易在爬到頂後再掉下來，我覺得他們在拋卻原有身份時感到的不安也至少稍微有些影響。而上層階級要促進社會向上流動，除了推行明智的公共政策之外，還要開啟上層人士的心胸，讓他們接受不太有歸屬感的新來人。

雖然我們讚頌著社會流動，但它也有弊端。這個術語顯然暗示了一種動態過程——去往理論上更好的生活，的確是這樣，但同時也讓人離開了一些東西。而且你不能一直控制你已經離開了的那個原先的生活。在過去幾年，我在巴拿馬和英格蘭度過假。我在昂貴的有機食品超市買過東西。我聽過管絃樂音樂會。我試過擺脫對「精製加工糖」（refinedprocessedsugars，這個術語裡至少有一個詞是多餘的）的癮。我也擔心過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種族偏見。

這些事情本身都不壞。事實上，大都是好事——去英格蘭是我兒時的夢想；少吃點糖對身體好。同時，這些事件告訴我，社會流動不只是財富多寡等經濟學問題，還關乎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窮人相比，有錢有權的人除了錢和權，還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準則。當你從工人階級流動到專業人士階層，那麼幾乎你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往好裡說是不時尚，往壞裡說就是不健康。對於這一點我感觸最深的時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帶耶魯的一個朋友去老鄉村店（crackerbarrel）吃飯。小時候，去這家店吃飯是最高的用餐享受，因為這是阿嬤和我最喜歡的餐廳。而和耶魯的朋友在一起，它就成了一家髒兮兮、油膩膩的破店。

這些都不是大問題，如果給我重新選擇的機會，我會馬上選擇過現在這樣的生活，即使有點不適應也沒關係。但當我意識到在這個新世界裡自己是個文化異客，我開始認真思索那些少年時候就困擾我的問題：為什麼除了我以外其他高中同學一個也沒考上常春藤名牌學校？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精英群體中少得可憐？為什麼家庭矛盾在像我那樣的家庭裡如此普遍？為什麼我會覺得耶魯、哈佛這樣的地方遙不可及？為什麼同樣是成功人士，感受會如此不同？

引自一本兒童讀物。所有奇怪的、不被接受的玩具都會被流放到這座島，但島上的玩具都自認非常特別。

小說《綠野仙蹤》中一個虛構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