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嬤年事已高，身體又虛弱，而且還多病。我不僅沒再和她住在一起，還即將奔赴戰場。在我離開家加入海軍陸戰隊之後，雖然阿嬤的身體狀況稍有好轉，但她每天還是要吃一大把藥，每個季度還要因為不同的病到醫院去。當阿姆科—川崎——阿嬤作為阿公的遺孀享受他們的醫療保障——宣佈要增加阿嬤所交的醫療保險時，阿嬤真的已經負擔不起了。按之前的保險她也是勉強度日，現在她每個月還得多交300美元。她有天把這告訴了我，我當即表示願意為她出這筆錢。她從未接受過我的任何財物——不管是從迪爾曼雜貨店掙得的工資，還是在新兵訓練營拿的津貼。但是她接受了我每個月給她300美元，這也是為什麼我知道她已經走投無路了。

我自己掙的錢也不多——稅後一個月差不多有1000美元，不過海軍陸戰隊給我提供了食宿，所以1000美元也還夠花。我還通過在網上玩撲克掙點外快。撲克是我與生俱來的天賦——打我記事時開始，我就和阿公還有舅姥爺們用硬幣玩——而且當時的網上撲克熱也讓我贏起錢來就好似探囊取物一般。我每週在小額注撲克房間裡玩10個小時，這樣一個月下來能掙到400美元。我本來是打算把這筆錢存起來的，但還是決定用來幫阿嬤交醫療保險。阿嬤自然會擔心我對賭博上癮了，怕我會淪落到在山區的拖車上和一幫以打撲克謀生的老手們打牌的境地。但我向阿嬤保證自己是在網上玩的，而且完全合法。「好吧，你知道我根本不懂什麼他媽的因特網。但千萬別贏了錢就去花天酒地或是一頭鑽進溫柔鄉。好多迷戀上賭博的蠢蛋們都那樣。」

阿嬤和我都特別喜愛《終結者2》（iterminator2/i）那部電影。我們一起看了得有五六次。在阿嬤眼中，阿諾德·施瓦辛格就代表了美國夢：一位出人頭地的強大又有能力的移民，但我把這部電影看作是我自己生活的比喻。阿嬤是我的監護人，是我的保護者，而且如果需要的話，還會是屬於我自己的終結者。不管生活向我丟擲了什麼困難，只要有阿嬤的保護，我都不會有事的。

為阿嬤付醫療保險讓我在人生當中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保護者，而不是被保護者。它讓我感受到了自己從未想象過的滿足——我又何以至此呢？在我加入海軍陸戰隊之前，我從沒錢去幫助別人。而當我加入海軍陸戰隊後回家時，我能帶母親出去吃午飯，能為孩子們買冰淇淋，還能給琳賽買很好的聖誕禮物。在我一次回家時，阿嬤和我帶著琳賽兩個大孩子去霍金山州立公園遊玩。那是阿巴拉契亞山脈在俄亥俄州的一處非常美麗的地方，我們在那裡與莉姨和丹碰頭。一路上都是我在開車，我還付錢加了汽油，還請大家吃了頓飯（雖然是在溫蒂漢堡快餐店）。我感覺自己已經是一個男人了，一個真正的成年人。和自己最深愛的人們一起說說笑笑，看著他們大快朵頤自己花錢買的飯，這給了我一種言語難以描述的快樂與滿足感。

我在那之前的一生當中，一直是在最壞情況下的恐懼感與最好時候的安全感和穩定感之間徘徊。我要麼是被壞的終結者所追趕，要麼是被好的終結者所保護。但我從未感覺到自己是如此的強大——從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也有責任去照顧那些我所深愛的人。雖然阿嬤一直在教導我要有責任感，要好好努力，還要有所成就，而且不要給自己尋找藉口。但是任何鼓舞士氣的講話或是動員都不能為我展示從尋求庇護到庇護他人之間的轉變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這得靠我自己去學到，而一旦我學到了，我就再也不會回頭了。

等到2005年4月，阿嬤就要滿72歲了。在那幾周前，我在一家沃爾瑪超級購物中心的等候室裡等著汽車技師給我的車更換機油，然後掏出自己買的手機給阿嬤打了一個電話。阿嬤在電話裡和我講了她幫忙照看琳賽家孩子的事。「梅根實在太可愛了，」她跟我說，「我讓她把屎屙到馬桶裡，然後接下來的三個小時她就一遍一遍地說‘屎屙到馬桶裡，屎屙到馬桶裡’。我告訴她別再那麼說了，否則我可就麻煩了，但她還是不停下來。」我聽到這兒笑了起來，然後告訴阿嬤我愛她，並說這個月的300美元支票已經在路上了。「j.d.，謝謝你的幫助。我為你感到自豪，我愛你。」

兩天後的星期天早上，我被姐姐的一個電話叫醒，她告訴我阿嬤的肺萎縮了，現在正昏迷著躺在醫院裡，並讓我儘快回家。兩個小時後，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我還帶上了我藍色的制服，以備萬一會在葬禮上穿。在路上，我被一位西弗吉尼亞州的警察攔住靠邊停車，因為我在77號州際公路上把車開到了94英里每小時。他問我為什麼把車開得這麼快，當我解釋後，他又告訴我在進入俄亥俄州境內之前的70英里路上再沒有車速監視區了，在這段路上我可以想開多快就開多快。那位警察只給我開了一張警告單，我對他感激不盡，然後就一路102英里每小時開到了州境線。最後，整個13小時的車程我只用了不到11個小時。

當天夜裡十一點，當我趕到米德爾敦地區醫院時，我們整個大家庭都圍繞在阿嬤的床頭。阿嬤還在昏迷當中，沒有任何反應，雖然她的肺已經膨脹了起來，但之前造成她肺萎縮的感染卻沒有任何因為治療而好轉的跡象。醫生告訴我們，如果阿嬤感染沒好轉的話，如果把阿嬤喚醒——前提還得是能喚醒她——那對她將是一種折磨。

我們一連等了好幾天，一直期待著阿嬤的感染會在藥物的作用下好轉的跡象。但事實的跡象卻恰恰相反：她血液裡白細胞的數量一直在增加，其他身體器官看起來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她的醫生對我們解釋道，離開了呼吸機和餵食管，阿嬤生存下來的機率實際為零。我們一家人商討了一番，並決定，如果再過一天阿嬤的白細胞數量繼續增加的話，我們就把維持阿嬤生命的裝置拔掉。從法律上來說，這完全是要讓莉姨做出的決定。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莉姨滿臉淚水地問我是不是覺得她正在做出一個錯誤的決定。時至今日，我仍然深信當時她——還有我們——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決定是否正確，恐怕沒有百分百的定論。如果當時我們家有個家庭醫生就好了。

阿嬤的醫生告訴我們，呼吸機撤掉後的15分鐘內，至多一個小時，阿嬤就會死去。但是，阿嬤堅持了整整三個小時，一直堅持到了最後一分鐘。當時每個人都在場——吉米舅舅、母親和莉姨；琳賽、凱文還有我——我們圍在她床前，輪流在她的耳邊說話，希望她能聽到。當阿嬤的心率開始下降時，我們知道阿嬤的那一刻將要來臨了，我開啟一本「基甸聖經」（gideon’sbible），隨便翻開一頁便讀了起來。那是《哥林多前書》（firstcorinthians）第13章第12節：「我們如今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是區域性的，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我全被知道一樣。」幾分鐘後，阿嬤就去世了。

當阿嬤去世的時候，我沒有哭，那接下來的好幾天裡也沒有。莉姨和琳賽為我感到沮喪，然後就開始擔心起來：你這人太堅強了，他們說。你應該像我們一樣把自己的悲傷發洩出來，否則你身體會垮掉的。

我確確實實在悲傷，不過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因為我覺得我們整個大家庭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我想以堅強的面貌示人。我們都知道當初阿公去世後母親的反應是什麼樣的，但現在阿嬤的去世又帶來了新的壓力：現在到了清算阿嬤財產的時候了，得算算阿嬤欠下的賬，還要處置她的房產，並把剩餘的東西分配掉。這是吉米舅舅人生當中第一次意識到我母親對阿嬤的財務狀況造成的影響——戒癮治療的費用，還有那些從來沒還上的數不清的「借款」。為此，直到今天，吉米舅舅還不肯與母親說話。

對於我們這些早已見慣阿嬤的慷慨大方的人來說，她的經濟狀況並沒能讓我們吃驚。雖然阿公辛勤工作節儉持家長達40餘年之久，但是他和阿嬤所留下的唯一值錢的東西就是他倆50年前買的那座房子。而且，阿嬤欠下的賬足以抵消掉那座房子資產淨值的大部。幸運的是，當時是2005年——正是房地產泡沫的鼎盛時期，如果阿嬤是在2008年去世的話，她那座房子大概只好破產了。

在遺囑裡，阿嬤將剩下的財產平均分給了自己的三個孩子，不過有個大家始料未及的地方：母親那一份被平均分給了我和琳賽。這無疑更加重了母親本來就已經激動的情緒。當時我實在是忙於處理阿嬤去世後的財務問題，以及與好幾個月沒見的親戚們在一起，而沒有意識到母親又在緩慢陷入當年阿公死後那樣的境地。但是，當一輛貨車向你迎面駛來時，你早晚會注意到。所以我很快就發現了母親的問題。

和阿公一樣，阿嬤也想死後在米德爾敦舉辦一場遺體告別儀式，讓她在俄亥俄州的朋友們可以過來悼念。和阿公一樣，她還想在傑克遜的家鄉舉辦第二次遺體告別儀式以及自己的葬禮。在阿嬤的葬禮過後，載著她靈柩的車隊出發駛向一個叫凱克的地方。那裡離阿嬤出生的地方不遠，是我們家族的墓地。在我們全家人心目當中，凱克的地位甚至比阿嬤出生的地方還要高。阿嬤的母親——也就是我們深愛的布蘭頓阿嬤——就埋葬在凱克，而布蘭頓阿嬤的妹妹——將近90歲的邦妮太姥姥——在那塊兒地上也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小木屋。

從那個小木屋往山上走一小段路就能走到一處稍微平整的土地，那底下長眠著阿公、布蘭頓阿嬤等許多親人，有些還是生於19世紀的。我們的車隊就是要開向那裡，穿過狹窄的山間小路，把阿嬤送到那些在她之前去世的親人身邊。

我大概隨送葬的車隊走過這段路五六次了，每次的路上都能被路上的風景勾起對快樂時光的回憶。在那段20分鐘車程的路上，人們難免會在車裡提起關於剛剛去世的親人的故事，每一個都有個這樣的開頭：「你記得那次……嗎？」但是在阿嬤的葬禮過後，我們在那條路上並沒談及關於阿嬤、阿公、大衛舅姥爺和紅樹莓舅姥爺的美好回憶，我們也沒提起那次大衛舅姥爺開車從山路上掉了下去，翻滾了100來米後從車裡鑽出來時卻毫髮無損。因為琳賽和我都不得不聽著母親一直對我們說我們傷心得太過了，而且我們對阿嬤的愛也太過了，還說母親才更有理由傷心，因為，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是我的母親，不是你們的！」

我從未對任何人感到如此的生氣。許多年以來，我一直在為母親尋找各種理由。我曾幫助母親克服毒癮，去讀那些關於藥物上癮的乏味的書，還陪她去參加互助會。我還一直毫不抱怨地忍受那些來來往往的父親形象，即使他們當中每個的離去都會讓我感到空虛和對男人的不信任。在她威脅說要殺掉我的那一天，我也曾答應坐上了她的車，後來又站在法官的面前撒了謊，以免她鋃鐺入獄。我也曾和她一起搬到麥特家裡，又和她一起搬到肯的家，因為我想讓她好轉起來，還以為如果我配合的話，她也許真的會好轉。那麼多年裡，琳賽一直稱呼我為「寬容的孩子」——那個一直能發現母親身上最好的地方的孩子，那個幫母親尋找理由的孩子，那個相信母親的孩子。但是那個時候，我忍不住張開了嘴，準備衝著母親噴出一連串惡毒的話語，不過還是琳賽先開了口：「不是的，母親。阿嬤也是我們的母親。」話已至此，我就坐在那裡繼續我的沉默。

葬禮後的第二天，我開車駛向北卡羅來納州，踏上了返回海軍陸戰隊基地的旅程。回去的路上，在弗吉尼亞州一段狹窄的山間小路上，我駛上了一個拐彎處的溼滑路面。我的車突然失去控制地轉了起來。當時車的速度很快，而且絲毫沒有慢下來的跡象，眼看就要旋轉地撞向路邊的護欄了。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那，我心想自己死定了——我就要翻過護欄摔下去，去和阿嬤相會了，只不過這次相會比我預想的要早了一些——但正在此時，我的車突然停住了。這是我所遇到的最接近超自然現象的一次了。雖然我想這事可以用某種摩擦定律來解釋，但我還是覺得是阿嬤在我的車從山上翻滾下去前讓它停住了。

我掉正了車頭，回到了自己的車道，然後靠邊停了下來。然後我就崩潰了，那些我一直強忍了兩個星期的淚水噴湧而出。我給琳賽還有莉姨打了電話，然後就再次踏上了旅途，過了幾個小時就返回了基地。

我在海軍陸戰隊最後的兩年過得飛快，其間大部分時間都平安無事，除了兩件事，而且從這兩件事當中都可以看出海軍陸戰隊是如何改變了我的看法。第一件事是在伊拉克的一個瞬間。雖然我在伊拉克很幸運地沒有參加任何實際上的戰鬥，但那段經歷也對我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作為負責公共事務的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我需要跟隨不同的部隊去了解他們的日常工作。有時候我也會護送民間的媒體記者，但大多數時候我是在拍照或是寫關於某個海軍陸戰隊隊員和他們工作的簡短故事。

剛被派到伊拉克不久，我隸屬於一個民事部隊，做一些社群服務。民事任務往往被認為是更為危險的，因為我們少數幾個海軍陸戰隊隊員需要冒險進入沒有保護的伊拉克地區去和當地人會面。在那次任務當中，我們當中那些資格較老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去和當地學校的官員進行談話，而其餘的隊員則負責安全保衛，或是和學校的小孩們玩耍，和他們一起踢足球，給他們分發糖果以及文具用品。一個非常害羞的小男孩朝我走來，手也伸了出來。當我給了他一塊小橡皮後，他立刻在臉上洋溢起了喜悅，然後就跑到自己的家人跟前，手裡高高地舉著那個兩美分的戰利品。我還從來沒在一個小孩子的臉上看到過如此的興奮。

我不相信頓悟。我也不相信轉變性的時刻，因為轉變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個時刻。我見過太多真誠地渴望改變的人，但當他們意識到改變有多麼困難後就喪失了自己的勇氣。但遇到那個小男孩的那一刻，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接近一個轉變性的時刻。在那之前，我在一生當中都是充滿了對世界的怨恨。我恨自己的母親和父親，恨當其他孩子去學校可以搭朋友的車時我卻只能坐公交，恨我身上穿的衣服不是從阿伯克龍比（abercrombie）買的，恨我阿公的去世，恨我們住的是一座小房子。

那些怨恨並沒有在那一瞬間消逝不見，但是當我站在那裡，看著眼前生在飽受戰亂之苦的國家的孩子們，看著那所沒有自來水的學校，看著那個興高采烈的小男孩，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幸運：出生在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每項現代化的便利都伸手可及，有兩位慈愛的鄉下人的撫養，家庭雖然有些奇怪，但還有那麼多的家人無條件地愛著我。在那一刻，我下定決心要成為那種當別人送他一塊橡皮時都會笑的人。雖然我現在還沒有達到那種境界，但如果沒有在伊拉克的那天，我都不會去嘗試。

在海軍陸戰隊的另一件事並不是某一個時刻，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從那個嚇人的教官打落我手裡的蛋糕的第一天開始，一直到我拿到自己的退伍證回家的最後一天，海軍陸戰隊教給了我如何像一個成年人一樣去生活。

海軍陸戰隊假定的是新入伍的小夥子們什麼都不知道。它假定沒有人曾教過你任何關於體育健身、個人衛生和個人財務的東西。所以我不得不去上關於怎樣平衡支票簿、怎樣存錢以及投資的強制課程。當我完成新兵訓練營回家時，我1500塊的津貼都存在了一家普通的地區性銀行裡，這時一位海軍陸戰隊的老隊員開車把我送到了海軍聯邦信用合作社（navalfederal）——一家聲譽非常好的信用合作社——讓我在那裡開了個賬戶。當我患上了鏈球菌性喉炎，準備挺一挺就過去時，我們的指揮官注意到了我的病情，並命令我去看醫生。

我們經常抱怨我們的工作和老百姓的工作之間能感受到的最大的不同：在老百姓的世界裡，你的上級不能控制你下班後的生活。可是在海軍陸戰隊，我的上級不僅要求我在工作中表現要好，還要求我保持房間的整潔，注意自己的髮型，還要把軍裝熨得平平整整的。當我打算去買自己的第一輛車時，我的上級派了一個資歷老一點的隊員陪我一起去，以保證讓我買輛豐田或本田那樣實用的車，而不是我所想要的寶馬。當汽車銷售人員告訴我可以通過汽車經銷商獲取一份21%利息的貸款來買下那輛車時，我馬上就要同意了，但這時陪我去的那位老隊員勃然大怒，他命令我給海軍聯邦信用合作社打個電話，問問那邊的報價（是汽車經銷商那兒利息的一半）。我根本不知道人們會這麼做。在銀行之間進行比較？我還以為所有的銀行都一樣呢。貸款也要貨比三家？能得到一份貸款我就覺得太幸福了，差點就要立即成交了。海軍陸戰隊命令我對這些決定進行戰略性的思考，然後還教給我怎樣才能做到。

同樣重要的是，海軍陸戰隊還改變了我對自己的期望。剛到新兵訓練營的時候，一想到要爬30英尺長的繩子我就頭皮發麻；等第一年過去以後，我用一隻手就可以爬上去了。在我應徵入伍前，我從來沒完整地跑過一英里。等到我們最後一次體能測試的時候，我3英里只用了19分鐘。正是在海軍陸戰隊裡，我第一次命令成年人去完成什麼任務，然後看著他們依令行事；在那裡，我認識到領導力更多地要靠贏得下屬的尊重，而不是靠發號施令；在那裡，我學會了如何去贏得那份尊重；在那裡，我意識到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和種族的男男女女可以緊緊地凝聚成一個團隊，相處得像一家人一樣親密。是海軍陸戰隊真正給了我一個失敗的機會，並讓我抓住了那個機會，而當我確實失敗之後，還會給我下一次機會。

在海軍陸戰隊的公共事務部門，只有最資深的海軍陸戰隊隊員才能當媒體記者的聯絡人。媒體記者對於海軍陸戰隊公共事務部門就像聖盃一樣重要：他們是我們最大的受眾，也是我們最大的賭注。切利角（cherrypoint）海軍陸戰隊機場的媒體聯絡官是一位上尉，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基地的高階軍官們很快就認為他不適合這份工作。雖然他是一名上尉——工資等級比我高了八級——但是由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當他被撤職後，沒有現成的人手來替代他。於是我的上級就告訴我，在接下來的9個月當中（直到我服役期滿），我將是東海岸最大的軍事基地之一的媒體聯絡官。

在那之前，我已對海軍陸戰隊任務分配的那種時而的隨機性司空見慣了。但這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兒。就像我一位朋友曾開玩笑說的那樣，我這張臉只適合電臺節目。而我自己也沒做好迎接關於基地發生的事情的現場電視訪談的準備。海軍陸戰隊直接把我置於虎口。我剛開始的表現確實有些掙扎——准許了一些攝影師給我們機密的飛機拍照；在和高階軍官會談時搶著發言——而我也沒少挨批評。我的上級肖恩·哈尼（shawnhaney）向我解釋應該怎樣糾正我的過錯。我們一起討論如何與媒體記者們建立關係，如何把資訊留到適當的時機，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時間。我進步飛快，等數十萬人湧入我們基地觀看兩年一度的空展時，我們的媒體關係保持得相當順暢，因此我也被授予了一枚嘉獎獎章。

這段經歷教給了我一堂很寶貴的課：那就是我能做到。如果需要的話，我能做到每天工作20個小時。我能做到當電視攝像機頂在自己面前時仍能說起話來條理清楚、自信滿滿。我能做到和一群少校、中校以及將官們站在一個房間裡仍能堅持自己的立場。我能做到一項上尉的職責，即使我曾害怕自己做不到。

雖然阿嬤對我煞費了苦心，對我講了那麼多「你想做什麼都能做到；千萬別像那些懦夫一樣覺得現實對自己不利」之類的訓誡，但是在我應徵入伍前，這些話裡面的資訊我只聽進去了一部分。因為在我的四周全是另外一種資訊：那就是我和像我這樣的人都不夠好；還有就是米德爾敦之所以沒出過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是因為某種基因或是性格上的缺陷。這種心態的破壞力，我在逃離它之前一直不可能發現。可是海軍陸戰隊卻用一種另外的東西來替代了這種心態，而這種另外的東西最討厭的就是尋找藉口。

「全力以赴」是一個經典的口號，在健康課或是體育課上時常能聽到。當我第一次跑完3英里後，在終點線的盡頭有一位看起來非常嚇人的高階教官在那裡等我，他對我處在中流水平的25分鐘成績表示不滿。「如果你還沒嘔吐的話，就說明你懶！別再他媽那麼懶了！」然後他就命令我在他和一棵樹之間來回地衝刺跑。直到我覺得自己馬上就要昏過去的時候，他才終於發慈悲讓我停下來。我當時噁心得不行，上氣已經快接不上下氣了。「這才是你每次跑步結束後應該有的感覺！」他對我大吼道。在海軍陸戰隊，全力以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並不是說個人能力無關緊要。能力固然有所幫助。但一旦你能意識到你一直低估了自己——也就是說你的大腦不知怎麼把缺少努力與缺乏能力混為了一談——你將爆發出強大的能力。也就是為什麼每當有人問我最想改變白人工人階級的哪一點時，我都會說是「那種覺得自己的選擇無所謂的感覺」。而海軍陸戰隊就像外科醫生切掉腫瘤那樣把我的這種感覺給切除了。

在我23歲生日的幾天後，我跳進自己人生當中買的第一個大件——一輛二手的本田思域，然後拿上自己的退伍證書，最後一次驅車從北卡羅來納州的切裡波因特開往俄亥俄州的米德爾敦。在海軍陸戰隊的4年當中，我在海地見識過自己曾經想象不到的貧窮程度。我目睹了一架飛機墜入居民區後的慘狀。我還眼睜睜地看著阿嬤死去，然後幾個月後就踏上了戰場。我還和一個曾經的毒販子交上了朋友，他後來是我所認識的海軍陸戰隊隊員當中最為刻苦的那個。

當我做出加入海軍陸戰隊的決定時，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還沒有準備好步入成年。我不知道如何平衡自己的支票簿，更不知道怎樣填寫大學助學金的表格。等我從海軍陸戰隊回來時，我已經知道了自己想要什麼樣的人生，以及如何去實現這樣的人生。回來之後不到3個星期，我就開始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上課了。

前後增加一兩天的週末。

基督教聖經版本之一，放置於賓館、病房等地供人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