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是我那個心在滴血的阿嬤說出的奇怪觀點。如果她哪天抨擊政府管得太多的話，第二天可能又要抨擊政府管得太少。畢竟，政府當時也只是在幫窮人們找住的地方，而只要是任何人肯幫窮人，我的阿嬤都會歡迎。阿嬤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所以她心裡的民主主義還會重新抬頭。她抨擊工作的稀缺，並很疑惑是不是因為這個，所以我們的鄰居才不能找到一個好男人。在更具同情心的時候，阿嬤會問為什麼我們的社會有錢造航空母艦，卻沒錢給每個公民提供脫癮治療——就像我媽接受過的那樣。有時候她會批評那些千人一面的有錢人，她認為這些有錢人根本不願意承擔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每次當地學校建設稅的法案投票失敗時（很多次），阿嬤都把這看作是對我們社會不能為像我一樣的孩子們提供優質教育的控訴。
阿嬤的不同意見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大相徑庭。看心情，阿嬤既可以是一個激進的保守主義者，也可以是歐洲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此，我一開始以為阿嬤在這方面就是一個沒開竅的笨蛋，所以每當她開口談論政策或是政治的時候，我還不如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阿嬤的這種矛盾有著非凡的智慧。在那之前的我總是掙扎著在自己的世界生存，而到了那時，我能喘口氣來觀察一下這個世界，我就開始看到這個世界在阿嬤眼中是什麼樣子的。我既害怕又困惑，既憤怒也傷心。我也會譴責那些關閉門店和遷到海外去的大公司，也會設想如果是我的話，我會不會也那樣做。我會咒罵我們的政府給予的幫助太少，然後又懷疑如果政府幫忙的話，會不會反而把事情變得更糟。
雖然阿嬤嘴裡的惡毒能趕上海軍陸戰隊新兵營的某些教官了，但她在我們社群看到的那些事情不僅僅是惹她生氣，而是傷透了她的心。在那些毒品、爭吵以及經濟困難的背後，那些人們都面臨著嚴峻的困難，而他們也在受傷害。我們鄰居們的生活中，散發著一種絕望的悲哀。當你看到那位母親只會咧嘴卻不會開口笑的時候，當你聽到她家十幾歲的女兒說起自己母親「把我揍得屁滾尿流」的那種玩笑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了。我知道這種蹩腳的玩笑是用來掩蓋什麼的，因為我之前也曾用過。諺語有云「逆來順受」（grinandbearit），最能領會這句諺語的，非阿嬤莫屬。
我們社群的這些問題深深地觸動了我。母親的掙扎並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正在許多家庭裡面一遍遍地重演，這些家庭像我們一樣，搬到上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本來是尋求更好的生活。這種困境似乎看不到盡頭。阿嬤本以為自己逃離了山區的那種貧窮，但是貧窮——就算不是金錢上的，至少是情感上的——卻一直如影隨形。有些事情使她的晚年生活與早年間的生活出奇地相似。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鄰居家那個十幾歲女兒的前景又如何呢？當然了，置身於那樣的一種家庭生活中，她的前景肯定不太樂觀。這就讓我也捫心自問：我自己的前途又將是怎樣呢？
想要回答上面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深層次地分析那個我稱之為家的地方。我當時知道的是，其他人的生活並不像我們那樣。在吉米舅舅家做客時，我從來沒注意到鄰居們有大喊大叫的時候。在莉姨和丹住的社群，房屋漂亮，草坪修整，警察過來的時候會笑著揮手致意，而從不會把誰家的母親或父親押到警車後面。
所以我那時常常在想，我們究竟有什麼異樣的地方——不僅僅是我和我的家人，還包括我們社群，我們的小鎮，以及每個從傑克遜搬到米德爾敦的人，等等。在那幾年前，當母親被捕時，附近鄰居的門廊和草坪上站滿了看熱鬧的人；沒有什麼比自己的母親被警車帶走後還要跟自己的鄰居們揮手致意更讓人尷尬的了。
母親當時的行為無疑非常極端，但這種熱鬧事我們都曾在其他鄰居家看到過。這種事自有其規律。如果某家只是普通的大喊大叫的話，鄰居們可能在百葉窗或遮陽簾後面瞄幾眼。如果事態再嚴重一些，鄰居家的燈可能就會開啟了，那是人們起床檢視。而如果事態到了失控的地步，警察就會趕到，把某家醉醺醺的父親或是精神錯亂的母親帶到市政府大樓去。市政府大樓那裡有稅務局，有公用事業公司，甚至還有一家小博物館。但我們家附近的小孩只知道那裡是米德爾敦市關押短期監禁犯人的地方。
我廢寢忘食地閱讀有關社會政策以及有工作的窮人的書籍。其中著名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的《真正的弱勢群體》（ithetrulydisadvantaged/i）正好說到了我的心坎上。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才16歲，那時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也能掌握其中的核心理論。隨著成百萬上千萬的人北上到工廠工作，那些圍繞著這些工廠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的社群雖然生機勃勃，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廠們關門，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這些城鎮當中，再也沒有可以滿足如此多人口的優質工作。
那些能離開的人——通常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有錢人以及有關係的人——離開了，剩下的只有窮人們了。那些剩下來的人們就是「真正的弱勢群體」——他們不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從周圍的社群得到人脈資源或是社會支援。
威爾遜的書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當時想寫信告訴他，他的書完美地描述了我的家庭。然而，他的書能讓我如此地感同身受也很奇怪，因為他的書不是在講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移民——而是貧民區的黑人。與之相似的是查爾斯·穆雷那本意義深遠的《脫離實際》（ilosingground/i），講的也是黑人群體，但用在鄉下人身上毫不為過——講述的是我們的政府通過福利國家體制來加劇了社會潰敗。
這些書雖然見解深刻，但卻沒能完全回答縈繞在我心頭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鄰居不離開那個虐待她的男人？她為什麼要把錢花在毒品上？她為什麼就看不出來，她的所作所為正在毀掉自己的女兒？為什麼這些事不僅發生在我們鄰居身上，還發生在我自己的母親身上？
等到多年以後我才明白，沒有哪一本書，哪一位專家，或是哪一個領域能夠解答現代美國發生在鄉下人身上的問題。我們的悲歌無疑是一個社會學上的問題，但同時也與心理學有關，與社群有關，與文化有關，與信仰有關。
在我上高二的那一年，我們的鄰居帕蒂打電話給房東說自家的房頂漏水了。等到房東趕到時，發現帕蒂上身赤裸地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濫用藥物使她神志恍惚，不省人事。樓上浴缸裡面的水漫得到處都是——原來這就是「房頂漏水」。顯然，帕蒂自己泡了個澡，吃了幾片處方止痛片，然後就昏過去了。她家的頂樓以及全家許多財產全都損毀了。這就是我們社群的現狀。一個赤裸的癮君子連自己家僅有的那點財產也給毀掉了。而可憐的孩子們卻因為自己母親的毒癮而損失了自己的玩具。
另一位鄰居獨身居住在一所粉色的大房子裡。她深居簡出，簡直是我們社群的神秘人物。她每次出門時都抽著煙，從不跟人打招呼，而且家裡的燈總是黑著。她與丈夫離婚了，孩子們都在監獄。她胖得出奇——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時常在想她不喜歡出門是不是因為自己重得挪不動了。
在街上的另一家，一個年輕女人，帶著一個剛會走路的孩子，還有她那個中年男友。她的男友有份工作，而她自己則是整天都在看《不安分的青春》（itheyoungandtherestless/i）。她那個小孩非常招人喜愛，也很喜歡阿嬤。每天不管什麼時候——有次甚至是午夜過後——他都會溜達到阿嬤家門口要好吃的，那位母親整天有那麼多的時間，卻不看好自己家孩子，以至於他隨隨便便就能誤入陌生人家去。有時候那個小孩子的尿布都沒人換。阿嬤有次給社會服務機構打了電話，以為他們能救救這個年幼的孩子，可是他們什麼都沒做。於是阿嬤只好用我外甥的尿布幫他換上了，還得時刻警惕著，以便隨時發現她那個「小兄弟」。
我姐姐的一位朋友和她母親（我所見過的最大的「福利女王」）住在一家連棟屋。她母親共有八個孩子，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同一個父親——這可不多見。她母親從來就沒工作過，而且看上去「只對生孩子感興趣」，這是阿嬤所言。她家的孩子們根本就沒有機會。其中一個女兒陷入一場虐戀，在自己連買菸的年齡都沒到的時候就生下了個孩子。大兒子過量服用藥物，在高中畢業後沒多久就被捕了。
這就是我所處的世界：一個充滿了真正非理性行為的世界。我們無度地消費，最後不得不住進救濟院。我們購買大螢幕電視和ipad。我們的孩子穿著高檔的衣服。但這一切都是靠著高利息的信用卡和發薪日貸款。我們花錢去買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屋，然後再把房屋抵押掉換錢，最後宣佈破產，等到我們清醒過來時，已經不得不離開住得滿是垃圾的房屋。節儉不能滿足我們的生活，所以我們花起錢來大手大腳，假裝自己屬於上流階層。等到塵埃散盡之時——遭到破產打擊或是在親戚的幫助下走出困境後——什麼都沒有剩下。我們沒給孩子留出大學的學費，沒有增加財富的投資，沒有失業時可以用上的應急錢。我們知道自己不應該這樣花錢。有時候我們還因此深深自責，但我們還是繼續這樣大手大腳。
我們的家庭也是一團亂麻。我們互相之間大喊大叫，大吵大鬧，就好像球賽場邊的觀眾一樣。我們家裡至少有一位成員濫用藥物——有時是父親，有時是母親，有時兩個都是。如果壓力特別大的話，我們會對彼此老拳相向，而且還是當著家裡其他人的面，包括自己的孩子；大部分時候鄰居們都能聽到你們家在發生什麼。倒霉的話。鄰居可能還要打電話報警，以阻止事態的惡化。我們的孩子經常被送去寄養，但每次待的時間都不會太長。我們會向自己的孩子們道歉。孩子們相信我們是真的很內疚，而我們也確實是。但接著過不了幾天，我們就又像以前一樣的脾氣暴躁了。
我們在上學的時候不好好學習，等到成為家長的時候也不督促自己孩子的學習。我們的孩子們在學校表現糟糕。我們可能會因此對他們生氣，但我們從未給他們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條件——比如說家裡的和平與安寧。就算是那些天賦異稟的孩子們從家庭的不幸中挺了過來，他們也最有可能上的是離家近的大學。「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被聖母大學給錄取呢，」我們這樣說，「在我們的社群大學裡就能受到既優質又便宜的教育。」諷刺的是，對於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家來說，聖母大學所提供的教育不僅更好，而且還更便宜。
我們在應該找工作的時候不去工作。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話，我們也幹不長久。我們早晚會被解僱，不管是因為遲到，或是因為偷自家商品然後在易趣網（ebay）上賣掉，或是因為有顧客反映我們嘴裡面滿是酒味，還是因為每次輪班的時候都要上5次廁所，而且一去就是30分鐘。我們經常在嘴上說努力工作有多麼重要，但卻告訴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們感覺到的不公：歐巴馬把煤礦關掉了，或者說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國人奪走了。這些都是我們為了解決認知不協調而編造的謊言——我們看到的世界與我們宣揚的道理之間的大相徑庭。
我們對自己的孩子大談責任感，但自己卻從不付諸行動。就像這樣：許多年來我一直想要一隻小德國牧羊犬。母親不知怎麼給我搞來一隻。但這隻小狗是我們養過的第四隻狗了，而我卻一點也不知道該怎麼馴養它。不到幾年的時間裡，幾隻小狗全不見了——被送到了警局或是送給一位家族朋友。在告別了第四隻狗之後，我們的心腸也硬了。我們學會了一點，那就是千萬不要對什麼太過依戀。
我們的飲食和運動習慣簡直就是特意為早早進入墳墓而制定的，而且還特別有效：肯塔基州某些地區的人平均壽命才67歲，比弗吉尼亞州附近地區的足足低了15歲。最近一項研究顯示，不同於美國其他的所有群體，白人工人階級的預期壽命正在下降。我們早餐的時候吃皮爾斯伯裡（pillsbury）的肉桂卷，中午吃塔可鍾，晚上又吃麥當勞。我們很少自己做飯吃，雖然自己做飯不僅更便宜而且更有益於身心健康。我們的運動僅侷限於在小孩子時玩的遊戲。只有離開家去當兵或是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學的時候，我們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
並不是說所有的白人工人階級都生活在掙扎之中。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在白人工人階級存在著兩套不同的道德觀念和社會壓力。我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種：老派、默默的忠誠、自力更生、勤奮努力。我母親和我們社群越來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則是另一種：消費主義、與世隔絕、憤怒、不信任他人。
那時有很多人（現在也是）過的是我外祖父母那樣的生活。有的時候是從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出來的：就算四周的家庭從裡到外都是一團糟，那位上了年紀的女鄰居仍勤勤懇懇地料理自家的花園；那位和我母親一起長大的年輕女人，每天都回到那個社群去幫自己的母親度過晚年。我這麼說並不是往我外祖父母的生活方式上貼金——據我自己的觀察，他們的生活也是充滿了各種問題——而是想說明，我們社群裡面的很多人本來也該陷入掙扎之中，但卻活得特別成功。
我們社群有許多完整的家庭，許多人家的晚飯餐桌上都是一片祥和，許多小孩子用功學習並且堅信會實現屬於自己的美國夢。我許多朋友都在米德爾敦或附近過上了成功的生活，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們並不是問題所在，而如果各位讀者相信統計資料的話，這些完整家庭的孩子也有著充分樂觀的前景。
我經常穿梭在這兩個世界之中。感謝阿嬤，我所看到的並不僅僅是我們社群最壞的一面，而我相信正是這救了我。只要我需要，那裡總有一個安全的地方，總有一個深情的擁抱。可惜的是，我們鄰居家的孩子們卻沒有。
有次星期天的時候，阿嬤答應幫忙照看莉姨家的孩子們幾個小時。莉姨十點鐘的時候把孩子們送了過來。可是我卻要去雜貨店上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八點那討厭的一班。我和孩子們玩耍了45分鐘，十點四十五的時候就動身去上班。每次離開這兩個小孩的時候，我都非常心煩意亂——甚至可以說是生不如死。
我當時想要的僅僅是和阿嬤還有那兩個小孩度過那一天。我和阿嬤說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嬤並沒對我說「別他媽抱怨了」，而是告訴我她也希望我可以留在家裡。阿嬤很少有這樣對我感同身受的時候。「但是，如果你想要那種可以在週末與自己家人一起度過的工作，你就得去上大學，然後有所成就。」這就是阿嬤的睿智之處。她不僅僅是乾巴巴地說、咒罵或是提出要求，而是向我展示了希望——和自己所愛的人一起享受週日的下午時光——而且給我指示出通往希望的道路。
大量的社會科學都證實，一個充滿愛的穩定家庭能帶來積極的效果。我能隨便列舉出十幾個研究來證明，阿嬤的家不僅給我提供了一個短暫的避風港灣，更給我帶來了美好生活的希望。描述「適應性強的兒童」——即那些來自不穩定家庭的孩子，因為有一個慈愛的成年人提供的社會支援而最終取得了成功——這一現象的書籍浩如煙海。
我知道阿嬤對我有好處，但這可不是因為哈佛大學的什麼心理學家如是說，而是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回顧一下我在搬到阿嬤家之前的生活。三年級上到一半的時候，我們離開了米德爾敦，也離開了我的外祖父母，和鮑勃搬到了普雷布林縣；在四年級末，我們又離開了普雷布林縣，搬到了米德爾敦麥金萊街上200街區的一間連棟屋；在五年級末，我們又離開了麥金萊街上的200街區，搬到了麥金萊街上的300街區，那時奇普雖然從未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已是我家的常客了；到了六年級末的時候，我們仍住在麥金萊街上的300街區，但奇普已經被史蒂夫取代了（而且那時有太多討論是關於搬到史蒂夫家去）；到七年級末的時候，麥特又取代了史蒂夫，而母親也準備搬到麥特家，並希望我能和她一起搬到代頓；等到了八年級末的時候，她又強烈要求我搬到代頓去，而我雖然在父親家繞了一圈，最終還是勉強同意了；九年級末的時候，我搬到了肯的家和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以及他的三個孩子一起住。除此種種，還有揮散不去的藥物濫用，還有家庭暴力，有兒童服務機構窺探著我們的生活，還有阿公的去世。
時至今日，這段於我來說如數家珍的生活仍能引起我心裡難以描述的強烈焦慮。不久前，我發現我在臉譜網（facebook）上的一個朋友（高中時期的一個熟人，也有著與我相似的鄉下人根源）在不斷地更換男友——不斷地戀愛，又不斷地分手，三週前剛發了一個男友的照片，這周又發了另一個男友的，然後又是在社交媒體上和自己的新歡互相揭短謾罵，直到這段感情在眾目睽睽下走向毀滅。
她與我同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有次她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自己終於找到了一個對她好的男人（這話我已見過太多次），她13歲的女兒評論道：「停下來吧。我就想讓你還有這鬧劇停下來。」我希望自己可以給這個小女孩一個擁抱，因為我理解她的感受。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我也是一直就想讓那種鬧劇停下來。我對那些爭吵那些大喊大叫，甚至那些濫用的藥物都不是特別在意。我僅僅是想要一個家，一個穩定的家，我想讓那些陌生人離我們家遠遠地。
現在回過頭來看下我搬到阿嬤家的那段日子。在十年級末，我和阿嬤一起，住在她家裡，沒有其他人。到十一年級末，我和阿嬤一起，住在她家裡，沒有其他人。等到了十二年級末，我還是和阿嬤一起，住在她家裡，沒有其他人。可以這樣說，住在阿嬤家時的那種安定給了我一種可以做自己家庭作業的安全空間。可以這樣說，因為沒有大人的爭吵和那種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專注於學業和自己的工作上。可以這樣說，把自己全部的時間用在同一間房子裡，用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幫助我與同學們建立了長久的友誼。可以這樣說，因為我自己有一份工作，並從中學到了對世界的一些認識，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事後看來，這些解釋都說得通，我也確定每一條解釋都自有其可取之處。
我覺得，如果一個社會學家和一個心理學家坐在一個房間討論，他們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對藥物濫用失去了興趣，為什麼我在學校的成績提升了，為什麼我在學習能力測驗（sat）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以及為什麼我能找到幾位能激勵我學習興趣的老師。但我自己記得最清楚的是，那時候我很快樂——我再也不害怕每天結束時的放學鈴聲了，我知道自己在下一個月會住在那裡，而且沒有人的愛情決定可以影響到我的生活。正是由於有這種快樂，我才會在過去的12年當中遇到了那麼多的機會。
一種雙人牌戲。
兩家或以上的住家相連，共享周圍的綠地。
哈根達斯的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