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嬤關於這種安排給我造成的影響所知甚少，這一定程度上也是我故意不讓她知道的。當我搬去自己新任繼父家幾個月後的聖誕節假期裡，我給阿嬤打了個電話，打算向她訴苦。但當她接電話的時候，我能聽到電話裡面家人們的聲音——我想在場的有我阿姨還有蓋爾表姐，可能還有其他人。電話裡面的背景聲音傳達出的是假日的歡樂，所以我不忍心告訴阿嬤我本來要說的話：說我討厭和這些陌生人住在一起，說那些曾幫助我忍受自己生活的東西——在阿嬤家的避難，以及我姐姐的陪伴——看起來早已不復存在。於是，我讓阿嬤告訴我從電話的背景音裡聽出來的每個人說我愛他們，然後就掛掉電話上樓看電視去了。我從未感覺到如此的孤獨。
所幸，我還是在米德爾敦的高中上學，因此就能和以前學校的朋友們保持聯絡，也能偶爾在阿嬤家待上幾個小時。上學期間，我每週都能見阿嬤幾次，而每次我見到她的時候，阿嬤都會提醒我好好學習的重要。她經常說，如果我們家能有一個人「成功」的話，那肯定就是我。我不忍心告訴她到底在發生著什麼。她對我的期待是成為一位律師，一名醫生，或是一個商人，而不是一個高中的輟學生。但從我當時的境地來看，輟學才是最可能發生的。
阿嬤知道事情的真相是在一個早上，那次母親過來找我要一份乾淨的尿液樣本。前一天晚上我在阿嬤家過的夜，當母親發狂似的氣喘吁吁地走進來時，我正準備去上學。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母親得不定時地接受護士局的尿液檢查，而那天早上剛有人打電話通知她需要在當天交上一份樣本。阿嬤吃過6片處方藥，所以她的尿液也不行。因此剩下的只有我了。
母親提出要求時好像就是理所應當似的。她沒有絲毫的悔恨，完全沒有一種讓我去做一件錯事的感覺。她也沒有因自己再次打破了再也不濫用藥物的承諾而感到絲毫的愧疚。
我拒絕了。當感覺到我的抵制後，母親馬上變了一個人。她開始變得又是道歉又是絕望，又是哭鬧又是乞求。「我保證以後會改，我保證。」我早已聽過太多次了，所以我一點也不相信。琳賽曾對我說過，不管怎樣，母親是一個從不幸當中挺過來的人。她挺過了自己糟糕的童年，挺過了來了又走的一個個男人。她也從一次次的輕微違法行為中挺了過來。現在她又在盡一切努力想挺過護士局的這次檢查。
我爆發了。我跟母親說，如果她想要乾淨的尿液樣本的話，她就應該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一團糟，然後從自己的膀胱尿出來。我跟阿嬤說，這次如果幫了母親只會讓情況更糟，而如果阿嬤在30年前能堅定自己立場的話，現在母親也不會求著自己的兒子給她一份乾淨的尿液了。我跟母親說她是一個糟糕的母親，然後跟阿嬤說她也是一個糟糕的母親。阿嬤的臉色沉了下來，變得連我的眼睛都不想看。看來我說的話明顯擊中了她的要害。
雖然我說那些話的時候是真心的，但其實我當時知道自己的尿液可能也不乾淨。母親癱坐在沙發上，小聲地哭了起來。但阿嬤絕不會如此輕易地放棄，即使我的話傷害了她。我把阿嬤拉到了廁所，小聲地向她坦白了——說我前幾個星期抽過兩次肯的大麻煙槍。「我不能把我的尿液給她。如果母親把我的尿拿走了，我們兩個就都有麻煩了。」
首先，阿嬤寬慰了我的擔心。她告訴我，在三個星期間抽幾次大麻不會被查出問題的。「另外，你可能連自己在幹什麼都不知道。就算你試著吸了，也肯定沒吸進去。」接著阿嬤就提到了這件事的道德性。「我知道這事兒不對，寶貝兒。但她畢竟是你的母親，是我的女兒。而且，如果我們這次幫了她，也許她真能吸取教訓。」
這正是我們最終的希望，對此我當然不能拒絕。正是在這種希望的驅使下，我參加了那麼多次戒毒互助會，看了那麼多關於成癮的書，又儘自己所能參與到母親的治療當中。正是在這種希望驅使下，我12歲時的那次才會上了她的車，即使自己當時知道她的精神狀況有可能會讓她做出自己過後會後悔的事。阿嬤從未放棄那種希望，雖然她經歷過的頭痛和失望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阿嬤的一生簡直就是一個教人怎樣對別人失去信心的診所，但她總是能找到信任自己所愛的人的方式。所以我不後悔自己當時心軟了。那次把自己的尿液樣本給母親是一件錯事，但我絕不會後悔照著阿嬤的話做了。她對人的希望幫助她在與阿公艱難的婚姻之後還是原諒了他。也正是這種希望，讓她在我最需要她的時候把我收留了。
雖然我照著阿嬤說的做了，但那天早上我心裡的某個地方破碎了。去上學的路上，我的眼睛都哭腫了，心裡也在後悔自己幫了母親。幾個星期之前，當我和母親坐在一家中國自助餐館裡面時，我眼睜睜地看著她徒勞地嘗試把食物舀進自己嘴裡。就算到了現在，這次回憶還是能讓我大動肝火：母親既不能睜眼，也不能合上嘴，食物被勺子舀到嘴裡後又灑在盤子裡。其他人都在盯著我們看，肯啞口無言，而母親則毫無察覺。是一個處方止痛片（或者說是很多片）讓她變成了那樣。我因此而恨她，並暗暗對自己承諾，如果她再碰毒品，我就離開那個家。
這次尿液樣本的事件也是壓垮阿嬤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我放學回家後，阿嬤告訴我她想讓我一直和她住在一起，再也不要搬來搬去了。母親看上去無所謂，她說自己需要「休息」，我想是從當母親的職責中休息吧。後來她和肯也沒繼續在一起多久。到了我高二結束的時候，母親又從肯的家裡搬了出來，而我已經和阿嬤住在一起了，再也不用回到母親和她的男人們住的地方了。不過，至少她通過了那次尿液檢測。
我當時搬家的時候都不用怎麼收拾，因為當我到處搬來搬去的時候，我的大部分東西都放在了阿嬤家。當初搬去肯的家時，阿嬤就不允許我帶太多東西，因為她覺得肯和他的孩子們會偷拿我的襪子和襯衣。（可是他們都從來沒偷過我東西。）雖然我喜歡和阿嬤住在一起，但這次搬到她家從很多方面對我的忍耐度都是一個考驗。我仍然有那種自己是阿嬤的負擔的不安全感。
更重要的是，阿嬤這個人本就不好相處，因為她思維敏捷而又說話刻薄。當我沒把垃圾拿出去的時候，她就會跟我說「別像個懶蛋一樣」。當我忘記做家庭作業的時候，她又會稱呼我為「笨蛋」，並提醒我如果我不用功學習的話，終將一事無成。她還非得讓我和她一起玩撲克——通常是金羅美（ginrummy）——而她從來就沒輸過。「你是我見過的牌技最臭的一個。」她經常揚揚得意地說。（這點倒沒讓我感到難過：這話她對每個被她打敗的人都說過，而她在金羅美上能打敗所有人。）
多年以後，我家的每個親戚——莉姨、吉米舅舅，甚至還包括琳賽——都會反覆提到「阿嬤那時候對你太嚴厲了，實在是太嚴厲了」。她在家裡有三項規定：考個好分數、找份好工作，還有「別他媽偷懶，過來幫我」。沒有特定的家務清單，不管她在幹什麼我都得過去幫忙。而且她也從不告訴我應該幹什麼——她只是每次她在忙著什麼而我又沒幫忙的時候對我大喊大叫。
但是我們在一起的生活還是非常快樂的。阿嬤這個人刀子嘴豆腐心，至少對我是這樣。有次週五的晚上她命令我和她一起看一檔電視節目，是關於令人毛骨悚然的謀殺之謎的，而這種型別的電視節目正是阿嬤的最愛。到了情節最緊張的時候，也就是讓觀眾驚嚇得跳起來的那一段，阿嬤突然把燈關掉了，然後衝著我的耳朵大叫。她之前看過那一集節目，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她讓我在那裡坐了45分鐘，僅僅是為了能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嚇我一跳。
與阿嬤住在一起最大的好處就是，我開始明白一直支撐著她的是什麼了。在那之前，我一直不滿的是我們在布蘭頓阿嬤去世之後就很少去肯塔基了。剛開始的時候還不容易察覺，但等到我開始上初中的時候，我們每年去肯塔基只有幾次，而且每次只是待上幾天。和阿嬤住在一起的日子裡，我知道阿嬤與她的妹妹羅絲——一位非常仁慈的老婦人——在她們的母親去世後有過一次爭吵。阿嬤曾希望能把家裡面的老房子作為家庭團聚的地方，而羅絲則希望把這座房子送給她兒子一家。羅絲的立場有一定的道理：住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納州的兄弟姐妹都不常回來，所以不如把這個房子交給一個真正需要的人。但是阿嬤擔心的是如果沒有了這座房子，她的孩子們和孫輩們在傑克遜就沒有一個落腳的地方。阿嬤的話也不無道理。
我開始理解了，對於阿嬤來說，回到傑克遜其實是一項需要完成的任務，而不是可以帶來快樂的旅途。對於我來說，傑克遜那裡有我的舅姥爺們，是追逐烏龜的嬉戲，是從在俄亥俄州縈繞在我生活中的不穩定中脫身享受片刻的安寧。到傑克遜意味著我可以和阿嬤住在一起，可以在三個小時的路上講述並聽故事，以及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吉姆和邦尼的外孫。但是，傑克遜對阿嬤來說卻大不一樣。那裡是她小時候時常會餓肚子的地方，是少女時代因為懷孕醜聞而逃離的地方，是許多朋友喪命於煤礦的地方。我是想從別的地方逃到傑克遜，而她當年正是從那裡逃出來的。
到了晚年，因為活動能力有限，所以阿嬤非常喜歡看電視。她喜歡不著邊際的幽默和長篇的劇集，因此有很多電視節目可供她選擇。但是她最喜歡的節目還是美國家庭影院頻道的《黑道家族》（thesopranos）。回過頭來看，這部關於極度忠誠，有時還帶有暴力的外來者的節目能引起阿嬤的共鳴一點都不奇怪。只要把人名和時間改一下，節目裡面的義大利黑手黨看起來就非常像阿巴拉契亞地區的哈特菲爾德和麥科伊家族之間的宿怨。裡面的主要人物託尼·瑟普拉諾是一個殘暴的兇手，不管用什麼標準來看都是一個可怕的人。但阿嬤欽佩他的忠誠，欽佩他會為了保護自己家族的榮譽而無所不用其極。雖然這傢伙殺害了無數的敵人，而且還極度酗酒，但阿嬤對他唯一的批評只是關於他對妻子的不忠。「他總是到處跟女人睡覺。這點我不喜歡。」
那也是我第一次以旁觀者、而不是受眾的角度感受到了阿嬤對孩子們的愛。她經常幫琳賽或莉姨看孩子。有一天她幫忙照料莉姨家的兩個小女兒，而且莉姨家的狗也放在後院。當那隻狗吠的時候，阿嬤大喊道：「閉嘴，你這個狗孃養的！」我的表妹邦尼·羅絲就跑到後門那裡，開始一遍又一遍地學著喊「狗孃養的！狗孃養的！」。阿嬤趕緊蹣跚地走到邦尼·羅絲那兒，把她抱進了懷裡。「噓！你可別說這個，要不我可就麻煩大了。」但阿嬤說這話的時候已經笑得前仰後合了，都差點沒把話說全。
過了幾個星期，有次我放學回家問阿嬤那一天過得怎麼樣。她告訴我她那天過得好極了，因為她照看了琳賽的兒子卡梅倫。「他問我自己能不能像我一樣說‘操’。我告訴只能在我家這樣。」然後阿嬤就輕聲咯咯笑了起來。不管阿嬤身體感覺怎樣，哪怕是被肺氣腫折磨得連呼吸都困難，哪怕是臀部的疼痛讓她幾乎走不動路，她從來不會拒絕「和這些小孩子們待在一起」的機會。阿嬤愛著他們，而我也開始理解為什麼她一直夢想成為一位為受虐待和被忽視的兒童發聲的律師。
有段時間，阿嬤為了緩解那種讓自己行走困難的疼痛而接受了一次重大手術。因此她在療養院住了幾個月，所以我就不得不獨自居住，幸好這段時間並不是很長。每天晚上她都會給琳賽，給莉姨，或者是給我打電話，每次都重複同樣的要求：「這裡的食物實在是太他媽難吃了。你能不能去趟塔可鍾（tacobell）給我帶份豆泥餡兒的玉米捲餅？」確實，阿嬤恨透了療養院的所有東西，有次還讓我答應她，如果以後她出不去的話，讓我拿上她那把0.44英寸口徑的馬格南手槍然後衝她腦袋開一槍。「阿嬤，這事兒你可不能讓我幹。我的餘生都會在監獄裡度過的。」「好吧。」阿嬤說道，然後又想了一會兒，「那你就想法搞到點砒霜。這樣就不會有人發現了。」
後來我們發現，她當時接受背部手術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她是有塊髖骨骨折了，當一名外科醫生把這塊髖骨修好以後，她就又能站起來了，雖然從那以後就用上了步行器或柺杖。當我成為一名律師以後，我常常驚訝我們當時居然從沒想到因為這起醫療事故而狀告那個給阿嬤多餘地做了個背部手術的醫生。但是，就算我們想到了，阿嬤也肯定不會同意的：她一直主張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要打官司。
有時我每隔幾天就能見到一次母親，而有時則一連幾個星期音訊全無。在某次分手後，母親在阿嬤家的沙發上過了幾個月，而我和阿嬤都很享受她的陪伴。母親嘗試修補我們之間的感情，只不過是用她自己的方式：當她有工作時，每次發工資的當天她都會給我錢，我幾乎可以確定她給我的錢遠超她能承受的範圍。出於某些我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母親把金錢等同於感情。可能她覺得如果不給我厚厚的一沓零用錢的話，我就感覺不到她對我的愛。然而，我從來就不在意那些錢。我只是想讓她健健康康的。
當時就連我最親密的朋友們也不知道我住在阿嬤家的房子裡。我覺得，雖然我的同齡人當中有許多都沒有那種傳統的美國家庭，但是我家裡的情況卻比大多數更為不符合傳統。而且我們當時很窮，這種貧窮的狀況對於阿嬤就像一塊榮譽勳章，但我卻很難適應。除非作為聖誕節的禮物，我穿不上阿博菲奇（abercrombie&fitch）或北美禿鷹（americaneagle）牌子的衣服。每當阿嬤到學校接我放學時，我也總是不讓她下車，以免讓我的朋友們見到她——穿著大而寬鬆的牛仔褲，上身套著男人穿的t恤，嘴裡還叼著一支薄荷香菸。如果別人問起，我就撒謊說自己和母親住在一起，而母親和我要照顧我生病的阿嬤。直到今天，我仍然後悔太多的高中同學和熟人都不知道阿嬤是我今生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等到我高二的時候，我考進了高等數學班，其課程結合了三角學、高等代數還有微積分先修課。我們的班主任羅恩·塞爾比（ronselby）在學生們的心目中簡直就是一個神話般的存在，因為他既有才華，對學生的要求又嚴格。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他一天也沒落下過。根據米德爾敦市高中的一個傳說，有次塞爾比組織考試時，有個學生打電話威脅說在自己的儲物櫃裡放了一個裝有爆炸裝置的包。整個學校的人都被疏散到了外面，而塞爾比卻大踏步走進學校，開啟那個學生的儲物櫃，把裡面的東西取了出來，又大踏步走出校門，把東西扔到了一個垃圾桶裡。「我教過那個學生，他的腦子根本做不出能用的炸彈。」塞爾比對趕到學校的警察們如是說。「現在，請讓我的學生們回到教室，讓他們完成考試。」
阿嬤就喜歡聽這樣的故事，而且她雖然從沒見過塞爾比其人，但是卻非常欽佩他，並鼓勵我照他說的做。塞爾比鼓勵（但沒要求）他的學生們購置一部先進的圖形計算器——當時得州儀器公司推出的89型是最先進且最強大的。我們家沒有行動電話，也沒有上檔次的衣服，但阿嬤還是給我買了一部那樣的圖形計算器。這是阿嬤的一堂重要的價值觀課，讓我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投入到學習當中去。如果阿嬤能在一個圖形計算器上花掉180美元——她堅持不讓我出一分錢——那我對待學校作業最好還是更認真一點。這是我欠阿嬤的，而她也總是提醒我這一點。「你完成你們塞爾比老師留給你的作業了沒？」「還沒呢，阿嬤。」「那就他媽的趕緊做。我花了那麼多錢買那個計算器，可不是為了讓你整天吊兒郎當的。」
和阿嬤住在一起的這三年時間——沒有間斷，也沒有打擾——拯救了我。我當時並沒察覺到這種改變會帶來什麼，並沒想到和她住在一起的日子能讓我的生活改頭換面。我沒注意到，當我搬去和阿嬤一起住後，我的成績立馬就開始好轉了。而我當時也沒想到自己正在交往的將是終生的朋友。
在那期間，阿嬤和我開始談論起我們社群記憶體在的難題。阿嬤鼓勵我去找份工作——她說那樣會對我好，而且我也需要認識到掙錢有多麼不易。可惜她的鼓勵卻被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了，因此她只好強令我去找工作。我後來找到了一份在當地迪爾曼雜貨店的收銀員工作。
當收銀員的這段經歷讓我成了一名業餘的社會學家。我們店裡的顧客有許多都好像面臨著令人發狂的壓力。我們的一位鄰居每次都會為一點點小錯而對我大喊大叫——沒有對她笑，把袋子裝得太重了，或是裝得太輕了。有些人來雜貨店是匆匆忙忙地，在過道間踱來踱去，火急火燎地尋找某一件商品。但有的人則是隨意穿行在過道之間，仔細地劃掉購物清單的每項物品。
有些顧客買一大堆罐裝和冷凍食品，而有的人推到收銀臺的購物車裡裝的滿是新鮮食物。越是匆忙的顧客，越有可能購買熟食和冷凍食物，也越有可能是窮人。我知道他們是窮人是從他們身上穿的衣服看出來的，或是因為他們買食物時用的是食品券。過了幾個月，有天我回家後問阿嬤，為什麼只有窮人會買嬰幼兒奶粉。「難道富人家就沒嬰兒嗎？」阿嬤回答不上來，而我也要等許多年以後才會知道，有錢人更傾向於用母乳餵養自己家的孩子。
我的工作既讓我更多地瞭解了美國的階級分化，還向我灌輸了一些仇恨，既是針對那些有錢人，也是針對我們的同類人。迪爾曼雜貨店的老闆們比較守舊，所以他們允許那些信用好的人賒賬，甚至有的人的賒賬單金額都超過1000美元。我知道，假使我任何一個親戚到這家店購買上千美元的東西的話，都得被要求立刻結賬。我感覺在老闆的眼裡，我們這類人比那些買完東西開著凱迪拉克回家的人要低一等。我痛恨這種感覺，但克服了它：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也要用得上賒賬單。
我也知道了人們是怎樣揩福利制度的油的。他們用食品券買兩打汽水，隨後就減價賣掉以換取現金。他們會把要買的東西分開結算，用食品券買食物，用現金買啤酒、紅酒還有香菸。他們排隊的時候還常常用手機打電話。我怎麼也不會理解，為什麼我們的生活就像是一場掙扎，而那些靠著政府的慷慨贈予活著的人卻能用上我只能在夢裡用上的花哨玩意。
阿嬤專心地傾聽我講述在迪爾曼雜貨店的經歷。我們開始抱著不信任的眼光來看待我們勞動階級的人了。我們當中的大多數生活在掙扎之中，但我們將就著過，我們努力工作，憧憬著更好的生活。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數群體，他們甘願靠著失業救濟金生活。每隔兩週，我都能領到一份微薄的工資單，能看到從我的工資裡面扣除的聯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稅。而我們那個藥物成癮的鄰居買丁字牛排的頻率可能比我領工資的頻率還高。我窮得不能給自己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強制下，我的錢最終被別人拿去買了。這就是我在17歲時的心態。雖然我現在早已不像當年那麼憤怒，但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阿嬤口中的「工人的黨」——民主黨並不是他們被吹捧的那麼好。
政治學者們早已費盡了數不盡的口舌來試著解釋為什麼阿巴拉契亞地區和南方地區的人們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從以前堅定地支援民主黨轉而堅定地支援共和黨。有的人把這歸咎於種族關係，以及民主黨對民權運動的支援態度。還有的人認為是因為該地區的宗教信仰以及福音派對社會保守主義的控制。對此的很多解釋都是基於許多白人工人階級所看到的事實，正如我在迪爾曼雜貨店所看到的一樣。遠在20世紀70年代，白人工人階級開始支援理查德·尼克松，因為大家都有一種印象，正如某人所說的那樣，政府在「付錢給那些啥都不幹的人們！這些人在嘲笑我們的社會！我們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sup[20]/sup
差不多在那時，我們家鄰居——阿嬤和阿公最老的朋友之一——把我們家隔壁的那座房子提出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方案（section8）申請。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是一項政府專案，向低收入人群發放可以用來租房子的代金券。阿嬤的這位朋友之前想把房子租出去非常困難，但當他的房子取得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的資格後，他立馬就表示房子很快就能租出去了。阿嬤把此舉視作一種「背叛」，因為「壞人們」就能搬到我們社群來住了，從而拉低房子的價值。
雖然阿嬤和我一直在努力劃清有工作的窮人與沒工作的窮人之間的界限，但是我們發現自己與那些沒工作的白人有著太多的共同點，即使我們認為他們給我們窮人招來了不好的名聲。那些接受低收入家庭住房補貼的人們看起來與我們非常相似。第一家搬到我們隔壁的女主人也是出生在肯塔基州，年少的時候跟隨自己的父母北上，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她曾交往過的若干個男人每個都給她留下了一個孩子，但卻從沒提供什麼幫助。她這個人很不錯，她的孩子們也是。但是她家的毒品和深夜爭吵卻顯示她們家也在面臨著太多鄉下來的移民都深受其害的問題。見到其他家庭也遭受著自己家那樣的苦難，阿嬤變得又懊喪又生氣。
正是在這樣的生氣之中，阿嬤展現出了自己社會政策專家的一面：「她就是個懶惰的婊子，但如果有人強迫她找份工作的話就不會這樣了。」「我恨透了那幫給這些人錢讓他們搬到我們社群的蠢貨。」她也痛罵我們在雜貨店見到的那些人：「我不理解，為什麼那些一生勞作的人們只能勉強度日，而那些遊手好閒的人卻能拿納稅人的錢買酒和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