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上完八年級的時候，母親已經有至少一年沒碰過毒品了，而且她和麥特交往也有兩三年了。我在學校的表現不錯，阿嬤也度了幾次假期——一次是到加利福尼亞州去看吉米舅舅，另一次是和她的朋友凱西到拉斯維加斯玩了一圈。琳賽在阿公死後不久就結婚了。我當時很喜歡她的丈夫凱文，現在也很喜歡，原因很簡單：他從來沒虐待過她。這就是我對我姐姐的伴侶的唯一要求。他們的婚禮過後不到一年，琳賽就生下了自己的兒子卡梅倫。她成了一位母親，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母親。我為琳賽感到驕傲，也非常喜愛自己的新外甥。莉姨家也有了兩個小孩子，這就讓我有了三個可以寵愛的小孩子。我把這些都看作是我們家庭復興的跡象。因此，我高中前的那個夏天充滿了希望。
然而，就在那個夏天，母親宣佈讓我和她一起搬到麥特在代頓的家裡去住。我喜歡麥特，而且那時母親已經和他同居很久了。但是代頓離阿嬤家有著45分鐘的車程，而母親又明確表示希望我在代頓上高中。我喜歡自己在米德爾敦的生活——我想在那裡上高中，我喜歡我的朋友們，而且雖然有點不符合常規，但我也非常享受在工作日分別住在母親家和阿嬤家，然後週末和我父親一起度過。重要的是，如果我需要的話，我能隨時到阿嬤家去。我記得自己沒有這種安全閥時的生活，而且我也不想回到那樣的日子。此外，只要搬家就意味著離開琳賽和卡梅倫。因此，當母親宣佈讓我和她一起搬到麥特家的決定時，我扯著嗓子喊道，「絕對不行」，然後就氣沖沖地離開了。
母親通過這次談話就認為我有易怒問題，並給我安排了一次與她的心理醫生的見面。我當時不知道她居然還有心理醫生，也不知道她居然請得起心理醫生，但我還是答應見見這位女士。第二週，我們的第一次見面發生在離俄亥俄州的代頓不遠的一處滿是黴味的老舊辦公室。一位奇怪的中年女人、母親還有我，我們三個人試著弄明白為什麼我會如此的憤怒。我以為人類並不擅長判斷自己：也許我認為自己並不比生活中大多數人更容易生氣（實際我遠沒有他們那麼憤怒）是錯的。或許母親是正確的，而我確實有一些易怒問題。我試著拋開成見。我以為不管怎樣，這個女人或許能給母親和我一個機會，讓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擺到明面上來。
但是我在這第一次的會面時感覺就像是遭到了伏擊。一上來，那個女人就開始問我為什麼要衝自己的母親大喊大叫還氣沖沖地離開，為什麼我不能意識到那是我的母親，而根據法律我就應該和她住在一起。那位心理醫生反覆提及據我母親說的我的「情感失控」，還回溯到我記不起來的時候——我5歲時在一家百貨公司大鬧脾氣，在學校和其他孩子打架（那個校園惡霸，也就是我本來不想揍他，但是在阿嬤的鼓勵下揍了他一頓的那個），因為母親的「管教」而跑到外祖父母家去。很明顯，這個女人早已僅僅根據母親告訴她的事情就對我有了印象。就算我以前沒有憤怒問題的話，現在也有了。
「你到底知道自己是在說什麼嗎？」我問道。14歲時，我至少知道一點關於職業道德的東西。「你不是應該問問我對事情的看法，而不是一上來就批評我嗎？」接下來的一整個小時我就開始總結自己之前的生活。我並不是毫無保留，因為我知道自己得仔細斟酌用詞：幾年前母親的家暴案中，琳賽和我說漏了關於母親對我們的教養中的一些令人討厭的細節，結果被算作對家庭虐待的新證據，所以家庭諮詢師得把這報告給兒童服務機構。因此諷刺的是，我不得不向一個心理醫生撒謊（以保護母親），以免又引起縣裡兒童服務機構的干預。但我把情況解釋得足夠清楚了，一個小時後，心理醫生簡單地說道：「或許我們應該單獨見面。」
我把這個女人看作是一個需要克服的障礙物——一個由母親放置的障礙物，而不是一個會給予我幫助的人。我只把自己的感情解釋了一半：說自己不想因為搬去和一個我知道早晚會離開的男人去住，而讓45分鐘的車程把我和我所依靠過的每個人隔開。那個心理醫生顯然明白了。我沒有告訴她的是，在我的人生當中，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被困住了。阿公已經不在人世了，而阿嬤——一個因為長期吸菸而患了肺氣腫的老煙槍——看起來也虛弱疲憊得不能照看一個14歲的小男孩。我的阿姨和姨夫又添了兩個小孩子。琳賽剛剛結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無處可去。我見慣了混亂和爭吵、暴力、毒品以及大量的不穩定性。但我從未感覺到自己沒有出路。當心理醫生問到我打算怎麼做時，我回答道我可能會去和父親一起生活。她說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好主意。當我走出她的辦公室時，我因佔用了她的時間而向她表示歉意，而且也知道自己再也不會見到她了。
母親看待世界的方式存在一個巨大的盲點。母親之所以會讓我和她一起搬到代頓，之所以看起來對我的反抗感到非常意外，以及之所以會單方面地把我介紹給一個心理醫生，說明母親根本不理解琳賽和我的生活方式。琳賽有次跟我說：「母親就是不理解。」我剛開始時還不同意她這麼說：「她當然理解了；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她也沒法改變。」這次心理醫生的事情過後，我知道琳賽才是正確的。
當我告訴阿嬤自己打算去和父親一起住時，阿嬤非常不高興，其他所有人也是一樣。沒人能真正理解我，而我又不能說得太多。我知道，如果我把真相說出來的話，很多人都會提供自己家空餘的臥室給我住，但是最終還是會聽從阿嬤的要求，也就是一直和她住在一起。我也知道和阿嬤住一起的話會帶來很大的愧疚，也會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和自己的母親或是父親一起住。肯定也會有人悄悄地跟阿嬤說她也該歇歇了，也該享受自己退休後的「金色歲月」了。那種自己是阿嬤的一個負擔的感覺可不是我憑空想象出來的：它來自很多細小的訊號，來自她的低聲耳語，來自她身上那種像是一件黑色衣服的疲憊。我不想要那樣，所以我選擇了看起來是最不糟糕的一個決定。
在某些方面，我挺喜歡和父親一起生活的。他的生活正是我當時一直想要的那種正常。我的繼母有份兼職工作，但經常在家。父親每天都差不多在相同的時間下班回家。每天晚上，他們當中的一個（通常是我的繼母，但偶爾也是我父親）做晚飯，然後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吃飯。每頓飯前，我們都會飯前禱告（我那時一直喜歡飯前禱告，但還沒在肯塔基州之外的地方做過）。在工作日的夜晚，我們一起觀看一些家庭情景喜劇。而且父親和謝莉爾從來不互相大喊大叫。有次，我聽他們爭論錢的問題時嗓門聲音大了一些，但是稍微大點的音量與大喊大叫畢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我在父親家度過的第一個週末——這是我第一次和他在一起時知道等週一的時候不會到別處去——我弟弟邀請了一個朋友來過夜。我們在父親的魚塘裡釣魚、餵馬、晚飯時烤牛排吃。那天晚上，我們看《奪寶奇兵》（iindianajones/i）系列電影一直看到了清晨。那裡沒有爭吵，沒有大人們互相辱罵對方，沒有玻璃器皿和瓷器被憤怒地扔到牆上或地上。那是一個無聊的夜晚。而這正是父親家吸引我的地方。
然而，我從來沒有卸下那種防備的感覺。當我搬到自己親生父親家時，我已經認識他兩年了。我知道他是一位好人，有點沉默寡言，還是一個遵循嚴格的宗教傳統的虔誠基督徒。當我們第一次重新取得聯絡時，他很明白地表示自己不介意我對經典搖滾樂的喜愛，尤其是齊柏林飛艇樂隊。他對此並不小氣——因為這不是他的風格——他也從沒不讓我聽自己喜愛的那些樂隊的歌。他只是建議我去聽基督教搖滾。
我也不敢告訴父親自己在玩一種叫作「魔術」的卡片收集類遊戲，因為我害怕他會覺得這種卡片是邪惡的——畢竟教堂裡的小孩子們經常提到「魔術」這個遊戲及其對基督教小孩子的惡劣影響。而且正像大多數青少年那樣，我對自己的信仰有著太多想知道的問題，比如說這種信仰與現代科學是否相容呢？或是這個和那個教派在某個教義問題上的爭論是否正確？
如果我向父親問起這些問題的話，我不太相信他會因此而生氣，但是我一直沒有問過，因為我不知道他會如何作答。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把我當成撒旦之子並把我送走。我不知道我們之間的新感情有多少是建立在他對我是一個聽話的孩子的感覺之上。我不知道，如果我在他家裡當著弟弟妹妹們的面聽齊柏林飛艇樂隊的專輯的話，他會作何反應。這種不知道折磨著我，終於我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覺得阿嬤能理解我當時的腦子裡在想些什麼，雖然我從來沒和她明說。我們經常在電話裡交談，有一天晚上她告訴我，說我應該知道她對我的愛遠超過一切，而且她想讓我在準備好的時候就回家。「這兒就是你的家，j.d.，永遠都是。」第二天，我就給琳賽打了電話，讓她過來接我。她有一份工作，一個家庭，一個丈夫，還有個小孩。但是她的回答是：「我45分鐘後就到。」我向父親道了歉，因為他對我的決定感到非常傷心。但是他能理解我：「我知道你不會離開你那個瘋狂的外祖母的。我知道她對你很好。」對於一個阿嬤從沒說過一句好話的男人來說，父親此舉讓我大吃了一驚。這也第一次說明父親能理解我心中複雜而又矛盾的感情。這對我意義重大。當琳賽和她的家人過來接我的時候，我到了車裡，嘆了口氣，跟她說：「謝謝你來帶我回家。」我在襁褓中的外甥的額頭上親了一下，然後在到阿嬤家之前一句話也沒說。
那個夏天剩餘的時間裡，我大多是和阿嬤一起度過的。和父親一起度過的幾周並沒能讓我頓悟：我仍然覺得自己處於兩難的境地，既渴望和阿嬤住在一起，又恐怕自己的存在會破壞她晚年的安逸。所以在高一入學之前，我告訴母親，我能跟她住在一起，但前提是我能在米德爾敦上高中，而且隨時都能看望阿嬤。母親提到在我高一之後應該轉學到代頓的高中，不過我當時想那也得是一年之後，而一年之後的情況還不一定呢。
和母親以及麥特住在一起的日子，就好像坐在開往世界末日的列車的第一排似的。對於我（以及母親）來說，那些爭吵早已是司空見慣，但我敢確定可憐的麥特肯定一直在問自己，該怎樣以及何時才能脫身跳下這輛開往瘋狂城的特快列車。家裡面只有我們三個人，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地明白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剩下的只是時間的問題了。麥特是個好男人，而正如琳賽和我開玩笑說的那樣，好男人們早晚會受不了我們這一家人的。
由於母親和麥特之間這種感情狀況，所以當我剛上高二時有天從學校回家時母親告訴我她準備結婚的時候，我會感到那麼驚訝。我想，或許他倆之間的事情並沒有我期待的那麼糟糕。「我真的以為你和麥特早晚得分手，」我說，「你們每天都在爭吵。」「呃，」她答道，「我不是準備和他結婚。」
這個故事就算在我看來也難以相信。母親在當地一家透析中心當了幾個月的護士。她的老闆，肯，差不多得比她大10歲，有天晚上約她出來吃飯。她答應了。由於自己與麥特間的感情狀況一團糟，一週後她就答應嫁給他了。她告訴我時是在週四。等到那個週六的時候我們就搬到了肯的家。這已經是我兩年內住過的第四個家了。
肯出生於韓國，但他是被一個美國老兵及其妻子養大的。到了他家後的第一個星期，我決定到他那個小溫室裡面去一探究竟，結果卻發現了一棵快要成熟的大麻。我把這事兒告訴了母親，母親又告訴了肯，然後那一天還沒過完，那棵大麻就已經被一棵西紅柿給替代了。當我就此質問肯的時候，他支支吾吾了一會兒，最終說道：「這是出於藥用，不用擔心。」
肯家的三個孩子——一個小女孩，還有兩個歲數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和我一樣不適應這種新的生活。最大的那個男孩經常和我母親吵架，因此——出於我們阿巴拉契亞地區的榮譽感——也就是經常和我吵。有天晚上，正在我要上床睡覺的時候，我下樓梯時正好聽到他罵我母親是婊子。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鄉下人都不會坐視不管，所以我立馬就準備把我這個新弟弟結結實實地揍一頓。我當時的暴力衝動簡直難以遏制，以至於母親和肯決定得把我和這個新弟弟分開。其實我並沒有多麼生氣，我想要打架的慾望是出於一種責任感。但是那種責任感是那麼的強烈，所以那晚母親和我就到阿嬤家去睡覺了。
我記得看過《白宮風雲》（ithewestwing/i）中關於美國教育的一集，相信大多數人都理所應當地認為教育是通往機會大門的鑰匙。在這集的劇情中，劇中的總統和別人爭論自己是否應該推行教育券制度（即把教育經費發給學生，讓他們可以從失敗的公立學校中脫身），或者是把精力集中在拯救那些失敗的學校上。這場爭論無疑非常重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待過的很多差的學區都夠資格領取教育券，但也很讓人吃驚，因為在關於學校中掙扎的可憐孩子的整個這場討論中，大家的重點僅僅是在公共機構上。正如我以前的一位高中老師最近跟我說的那樣，「他們都想讓我們當這些孩子們的牧羊人。但沒人想談的是，事實上他們當中有許多在家裡面都是在與狼共舞」。
母親和我從肯的家逃到阿嬤家後的第二天發生了什麼，我已記不太清楚了。或許是參加了一場遠超自己能力的考試。或許是到了交作業的時候發現自己根本沒時間來完成。但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我那時是一個苦不堪言的高二學生。永無休止的搬來搬去和爭吵，再加上生活中那些我不得不一個一個遇到，然後學會喜歡，最後還不得不忘記的像旋轉木馬一樣的人們。在通往機會的路上，真正的障礙是這些，而不是我那平均水平以下的公立學校。
我當時已經離懸崖不遠了，只是自己並不知道。我高中的第一年都差點沒順利完成，平均績點才2.1分。我不寫家庭作業，不學習，而出勤率也非常糟糕。有時我會謊稱自己生病了，而有時候我就是不去上學。就算我去上學，也只不過是為了避免學校會像幾年前那樣給我家裡面寄信——說如果我再不去上學的話，學校就不得不把我的情況反映給當地的社會服務機構了。
隨著糟糕的出勤率而來的還有對毒品的嘗試——倒也沒那麼嚴重，只不過是我能接觸到的酒精以及肯的兒子和我發現的被藏起來的大麻。看來我當時確實看得出來一棵西紅柿和一株大麻之間的區別。
這是我在人生當中第一次感覺自己與琳賽逐漸疏遠了。她結婚已經一年有餘，還有個襁褓中的嬰兒需要照料。琳賽的婚姻的某些方面簡直值得歌頌——儘管她曾目睹了那麼多不好的事情，她最終還是找到了一個既善待自己又有份不錯工作的人。琳賽看起來特別幸福。她是一個寵愛自己年幼的兒子的好母親。她住在離阿嬤家不遠的一處不大的房子裡，看起來走上了人生的正軌。
雖然我為自己的姐姐感到高興，但是她的新生活還是加劇了我那種被分離的感覺。自從我出生以後，我們就一直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但是到了那時，她住在米德爾敦，而我卻住在二十英里以外的肯的家。就當琳賽著手營造一個與自己之前生活完全相反的生活時——她會是一個好母親，會有一個成功的婚姻（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婚姻）——我卻發現自己仍置身於我們曾深深厭惡的泥沼之中。當琳賽和自己的丈夫到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州旅行的時候，我卻被困在俄亥俄州邁阿密堡（miamisburg）的一個陌生人的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