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多方面來看，父親的人生計劃想必是給他自己重建那些曾在肯塔基擁有的東西。當我第一次到父親家去的時候，他家那不起眼的房子坐落在一塊非常美麗的土地上，那塊地總共有14英畝。那裡有一片中等大小的魚塘，還有幾處地上養著奶牛和馬，還有一座穀倉、一個雞窩。每天早上，孩子們就跑到雞窩那裡去撿早晨剛下的蛋——通常是7個或者是8個，對於一個五口之家來說再合適不過了。白天的時候，我們就拉著一隻狗在地裡歡快地跑來跑去，抓青蛙、追兔子。父親在孩提時代正是這麼過的，我和阿嬤在肯塔基時也是這樣。
我記得自己和父親養的那隻叫作丹尼的柯利牧羊狗一起奔跑。丹尼是一個非常漂亮但卻滿身泥汙的傢伙，它特別的溫順，有次它把一隻逮到的小兔子叼到了某個人的面前，那人發現小兔子居然絲毫沒有受傷。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是為什麼在跑，但是我們兩個雙雙累得躺到了草地上，丹尼的頭靠在我的胸上，而我則眼望著頭頂藍藍的天空。在此之前，我從未感覺到如此的滿足，如此的不用為生活以及生活的壓力而擔心。
父親一家的生活寧靜得幾乎讓人難以理解。他和妻子雖然會有爭吵，但卻很少對彼此提高嗓音，更從不曾聽到刺耳的辱罵。而我在母親的房子裡對這些早已司空見慣了。他們的朋友當中沒有一個人喝酒，甚至在社交的場合也不喝。雖然他們也會採用體罰的方式，但絕不會過度，也不會在體罰的同時言辭辱罵——他們的體罰有條不紊，不帶怒氣。我的弟弟和妹妹明顯喜歡他們的生活，雖然他們沒有流行音樂和電影。
父親否認自己曾虐待過任何人，包括母親在內。我懷疑他們可能也曾有母親與她的大多數男人們之間的那種身體虐待：輕微地推搡幾下，扔幾個盤子，也就到此為止了。但我可以確定的是，在與我母親的婚姻結束後，到與謝莉爾結婚之前——我4歲的時候，父親變好了。他把這歸功於自己對宗教信仰的認真參與。在此，父親的身上就體現了一種現象，一種社會科學家已經觀察了數十年的現象：信仰宗教的人要快樂很多。與那些從不去教堂的人比起來，那些定期去教堂的人犯罪機率較低，身體更為健康，壽命較長，而且從大學畢業的機率也要大得多。sup[16]/sup更有甚者，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喬納森·格魯伯（jonathangruber）發現這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不是說那些生活成功的人碰巧也喜歡去教堂，而是說教堂看起來能促進形成好的習慣。
就宗教習慣而言，父親遵守的是一種文化保守的帶有南方人特色的新教徒式的陳規，雖然這種陳規大多並不準確。雖然這些教眾以對自己宗教的依賴而聞名，但是他們在家的時候更像阿嬤那類人，而不是父親那樣：他們有著虔誠的信仰，但對某個特定的教會社群卻沒有歸屬感。事實上，當時我所認識的定期會到教堂去的保守派新教徒只有父親這一家人。sup[17]/sup在「聖經地帶」的正中心，活躍參加教堂活動的人其實非常少。sup[18]/sup
雖然有這樣的名聲在外，阿巴拉契亞地區——尤其是從亞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北部到俄亥俄州南部這一帶——與中西部地區、西部山區的某些地方以及密歇根州到蒙大拿州之間的大部分地區比起來，去教堂的人要少得多。非常奇怪的是，我們都認為自己去教堂的次數比實際情況要多。在蓋洛普公司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美國南方和中西部地區的居民去教堂的比例在全國最高。但實際情況是，南方人去教堂的比例要低得多。
這種欺騙的模式與文化上的壓力有關。在俄亥俄州的西南部地區，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辛辛那提和代頓這兩個大都市區的去教堂比例都非常之低，與極端自由主義的聖弗朗西斯科基本位於同一水平。我在聖弗朗西斯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人會不好意思承認自己從不去教堂。（事實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會不好意思承認自己去教堂。）俄亥俄州則恰恰相反。雖然我那時還不過是個小孩子，每當有人問起我是否定期去教堂時，我都會撒謊。從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來看，並不是只有我感受到了那種壓力。
兩種現象的同時存在令人觸目驚心：一方面，宗教機構在人們的生活中仍然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在因為製造業下降、失業率上升、毒品氾濫以及家庭破碎而遭人詬病的一部分地區，去教堂的人們卻越來越少。
教堂為當時我那樣的人提供了一種迫切需要的東西。對於酒精依賴症患者來說，它能提供社群的支援和一種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的感覺；對懷孕的準媽媽們來說，它能提供免費的住處，而且還有職業培訓和親子班。如果有人需要工作的話，教堂裡的朋友們要麼可以提供一份工作，要麼就可以幫忙引薦。當父親面臨經濟困難的時候，他的教會聯合起來湊錢給他們家買了一輛二手汽車。在當時的我所看到的周圍世界——以及那些在這個世界中掙扎的人們——宗教為那些虔誠的人提供了有形的幫助，讓他們能留在生活的正軌上。
儘管我之前認為父親的信仰在他放棄我的撫養權時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這則導致了我們長久的分離，但是這種信仰還是吸引了我。雖然我非常享受我們在一起的時光，但是他放棄我的撫養權給我造成的痛苦依然還在，所以我們時常談起當初他為什麼會放棄我的撫養權，又是怎麼放棄的。於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聽到這件事中父親的說辭：他放棄我的撫養權這一舉動完全不是出於不想付撫養費，而且父親也不像母親和阿嬤所說的那樣簡簡單單地「放棄了我的撫養權」，相反，他請了好多律師，為了留下我做了所有合情合理的事。
他當時擔心的是，爭奪撫養權的鬥爭會毀掉我的生活。在他放棄我的撫養權之前，我每次見到他的時候都會先在床底下躲上好幾個小時，生怕他會把我綁架走，而且再也不會讓我見阿嬤了。看到自己的兒子受驚嚇到了如此這般的境地，他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處理方式。
阿嬤非常恨他，這我自己也知道；但父親說阿嬤對他的恨是來源於他和母親婚姻的早期，而那時他離成為一個完美的丈夫還遠得很。有時他來接我的時候，阿嬤就站在門廊那裡盯著他，眼睛一眨也不眨，手裡還緊握著藏著的武器。在與法庭的兒童精神科醫生的交談中，他得知我受壓抑的情緒已經在學校表現出來，而我已經有了心理問題的跡象。（我知道這是真事。第一次上幼兒園時，我沒過幾個星期就被送回家待了一年。20年後，我又碰到了我第一次上幼兒園時的那位老師。她告訴我，我那時的表現實在是太糟糕了，以至於她差點就放棄了那個職業——那是她教書的第一年，不過才三個星期。她能在20年後還記得我也佐證了我當時的行為有多麼惡劣。）
父親告訴我，他最後向上帝請示三個指示，以說明放棄我的撫養權是對我最好的選擇。看來這三個指示確實出現了，所以我就成了鮑勃的養子，而那時我認識鮑勃連一年都沒到。我不懷疑此事的真實性，不過雖然我能對做出這一決定的困難感同身受，但是我對於將自己孩子的命運交給上帝的指示這一行為卻不得不感到難過。
然而把所有事情都考慮進去的話，這件事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只要知道父親當時是在乎我的，就能減輕我童年的太多苦楚。總而言之，我愛我父親，也愛他的教堂。我不能確定自己是真的喜歡那種教堂的組織結構，還是僅僅想與他分享對他重要的東西——我想是兼而有之——但我還是成了一名虔誠的皈依者。我貪婪地閱讀關於年輕地球創造論（young-earthgeationism）的書籍，在網際網路上的聊天室裡就進化論向科學家們提出質疑。我聽說了千禧年預言，然後就堅信2007年將是世界末日。我甚至還丟掉了自己的黑色安息日樂隊的唱片。父親的教會鼓勵這種行為，因為它不相信世俗科學家的智慧以及世俗音樂的道德。
雖然我和父親間沒有法律上的關係，但我還是開始大多數時間都和他待在一起。大多數的節假日我都會去看他，而且每隔一個星期就會在他家度過週末。雖然我喜歡看到多年以來都沒在我生活中出現的叔叔阿姨以及表親們，但是我的兩種生活仍是被隔絕開來。父親總是躲開母親以及她的家人，母親同樣也躲著父親和他的家人。琳賽和阿嬤對父親在我生活中扮演的新角色持讚賞態度，但她們仍不信任他。對於阿嬤而言，父親是那個在關鍵時刻把我拋棄的「提供精子的人」。雖然我也因為過去的事情而怨恨父親，但阿嬤的固執卻沒讓事情好轉。
儘管如此，我和父親之間的感情仍在繼續發展，我和他的教堂之間亦是如此。他的宗教習慣的缺點就是與外面的世界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離。我不能在父親家聽埃裡克·克拉普頓的音樂——不是因為歌詞不恰當，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埃裡克·克拉普頓本人曾被惡魔的力量影響過。我還聽人們開玩笑說，如果你把齊柏林飛艇樂隊的那首《天國的階梯》（istairwaytoheaven/i）倒過來放的話，你就會聽到一種邪惡的咒語，沒承想父親教會的一位成員提起這事的時候卻像是真的一樣。
這些都只是偶然發生的怪事，剛開始的時候我對這些事的理解不過就像嚴格的規定一樣，要麼老老實實地遵守，要麼就想辦法應付。但當時我還是一個好奇的孩子，隨著我越來越沉浸於福音派神學當中，我越來越感覺到迫不得已地去懷疑社會的很多方面。進化論和大爆炸理論成了需要質疑的觀念，而不是需要理解的理論。
我對我的姨夫丹的欽佩超過了所有人，但是當他談到自己從天主教的角度對進化論的接受時，我對他的欽佩中也摻上了一種疑心。我的新信仰令我到了一種時刻提防異教徒的地步。就算是好朋友，如果他們對《聖經》某一部分的理解不同，我就將他們視作不好的影響。就連阿嬤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打了折扣，因為她的宗教信仰居然沒影響她對比爾·克林頓的情有獨鍾。
作為一個第一次認真考慮自己信仰的是什麼以及為什麼信仰的少年，我當時能敏銳地感覺到那些「真正的」基督徒正在被包圍得越來越嚴實。據我所知，當時的這種包圍包括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的激進分子狀告那些展出耶穌降生節目的小鎮。我讀到了大衛·林博（davidlimbaugh）寫的那本《迫害》（ipersecution/i），裡面描述了基督徒遭受到的種種歧視。
所有這些事，包括對那些不夠虔誠的基督徒的討論、世俗主義者對我們年青一代的灌輸、侮辱我們信仰的藝術展覽，以及精英們對我們的迫害，這些讓我當時所處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可怕而又陌生的地方。就拿同性戀權利來說吧，這也是保守派的新教徒們之間最常討論的熱點問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次我以為自己是個同性戀的事。那時我八九歲的樣子，或者連八九歲都沒到，我碰巧遇到了一位憤怒的傳教士關於地獄裡的磨難的佈道。這傢伙宣揚同性戀者是有多麼邪惡，他們是怎樣滲透進我們的社會，以及他們是如何全都應該下地獄，凡此種種。在那個時候，我關於男同性戀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們更喜歡男人。這完全符合我：我不喜歡女孩，而且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哥們比爾。啊，不好，我要下地獄了。
我把這事兒告訴了阿嬤，供認說自己是個男同性戀，所以擔心自己會在地獄遭受煎熬。她答道：「別他媽犯傻了，你怎麼知道自己是男同性戀呢？」然後我就解釋了一下自己的思考過程。阿嬤咯咯地笑了起來，看起來像是在考慮應該怎麼向我那個年紀的男孩解釋。最終，她問道：「j.d.，你想跟男人上床嗎？」我被驚得目瞪口呆了。怎麼會有人想做那事呢？她又重複了一遍那個問題，然後我回答：「當然不想了！」「這麼說，」她接著說，「你就不是同性戀。而且就算你是同性戀，那也沒關係。上帝仍然會愛你的。」這個問題算是解決了。我顯然不用再擔心自己是同性戀了。現在長大了，我明白了阿嬤的觀點中更深層次的一面：同性戀者對於阿嬤來說雖屬異類，但卻絲毫不能威脅到她的生活。作為一個基督徒，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擔心。
然而，在我的新教堂裡，我聽到的更多是關於同性戀的遊說以及針對基督徒的戰爭，而不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應該立志擁有什麼樣的品格特質。我那時看待與阿嬤間的那次談話也不過作為是一種世俗想法的例子，而不是當作一種基督的愛的體現。道德的定義是不能參與這種或那種社會上的歪風的：關於同性戀的議程、進化論、克林頓式的自由主義，或是婚外性行為。教堂對我的要求那麼少，看來成為一名基督徒非常容易。
現在回想起來，我從教堂學到的東西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就是不應該揹著妻子偷情，還有就是不應畏懼向其他人傳播福音。所以我當時就計劃以後要過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而且嘗試著讓別人改變他們的信仰，甚至還包括我七年級時的科學老師，人家可是穆斯林。
世界正在墮入道德敗壞的深淵——朝著蛾摩拉城（gomorrah）邁進。我們認為末日審判就要到了。關於世界末日的想象充斥著每週的佈道以及《末日迷蹤》系列書籍（史上最為暢銷的小說系列之一，當時我看得如飢似渴）。人們當時在討論敵基督是否已經現世，而如果已經現世的話又會是世界上的哪位領導人。還有人告訴我，他覺得如果我到了結婚年齡而救世主還沒現身的話，我肯定能娶上一個漂亮的姑娘。對於一個如此快速地朝深淵墮去的文化來說，世界末日是一個很自然的結局。
其他作者也曾指出福音派教會保留率的可怕下降，並把此歸咎於這類神學。sup[19]/sup我還是小孩子時並不能理解這一點。我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與父親在一起時的年少時期所形成的宗教觀點為我日後直率拒絕基督教信仰埋下了種子。我當時知道的就是，雖然我的新教堂有缺點，但是我仍然愛著這座教堂，也愛著那個為我開啟這座教堂的男人。後來才發現，這一時機簡直堪稱完美：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個天國的神父和一個塵世的父親。
即聖靈降臨派，1901年靈恩運動興起，第一波成立五旬節教會。
美國中西部正統派教徒多的地帶。
創造論的一個分支，認為地球和其上的生命僅在不超過一萬年前被上帝的直接作為創造出來。
《聖經》中因其居民罪惡深重而與所多瑪城同時被神毀滅的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