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並非每天都是如此。但即使當我家從表面看起來平靜的時候，那種瀰漫著的緊張氣氛也讓我絲毫不能放鬆戒備。母親和鮑勃再也不會對彼此和顏悅色，也不再對我以及琳賽好言好語。你永遠不會知道是哪句話說錯了，就能把一頓平靜的晚飯變成一場激烈的爭吵，也不知道是小孩子犯的什麼錯，就能從房間的另一頭扔來一張盤子或是一本書。那時我們的生活就好像是在地雷陣中一樣——只要邁錯一步，就會爆炸。

直到我人生中的那個階段，我還是一個非常健康結實的小孩子。我經常鍛鍊，而且雖然沒有特別在意自己的飲食，本來也不必在意。但是，那之後我的體重開始增加，到了五年級開始的時候已經算是個小胖子了。那時我經常感到身體不舒服，經常向學校的護士抱怨說自己的肚子特別疼。雖然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其實家裡的創傷顯然已經影響到了我的身體健康。

「小學生面臨壓力的跡象往往體現在身體的疼痛上，比如說肚子疼、頭痛和其他地方疼。」一位關注遭受家庭創傷的孩子的學校管理人員如是說，「這些學生可能會發生行為上的變化，例如易怒、攻擊性和愛生氣。他們的行為可能反覆無常。這種學生在學校的成績可能會發生變化，上課時的注意力和專注度會受到影響，逃課的時間也會增加。」可是在當時的我看來，自己只是患上了便秘症，或是僅僅是非常討厭自己所在的新地方。

母親和鮑勃之間的爭吵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那些我曾見識到的發生在別的家庭裡的爭吵和大呼小叫也是罄竹難書。我和鄰居家的朋友在他們家後院玩耍時經常能聽到他父母之間的吵鬧，那時我們就會跑到巷子裡去避避風頭。阿公家的鄰居喊叫的聲音太大了，以至於我們在阿公家房子裡都能聽到。這樣的情況實在是太常見了，所以阿公總是說：「該死的，他們又開始了。」有次我在當地一家中國自助餐館看到，一對年輕夫婦之間的爭執升級成了一場由髒話和辱罵組成的交響曲。阿嬤和我也經常開啟她家一側的窗戶，以聽清楚她鄰居帕蒂和男友間激烈的爭吵。看到人們互相侮辱，互相大喊大叫，甚至偶爾動手打架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過段時間，你可能都不會注意到了。

我一直以為這就是成年人之間互相說話的方式。當洛莉姨媽嫁給丹之後，我總算是見識到了一個特例。阿嬤總是說丹和莉姨之間之所以從不互相大喊大叫，是因為丹這個人很特別。「他是個聖人。」阿嬤總是說。隨著我們慢慢地瞭解丹的整個家庭，我意識到，這是因為他們家的人對待彼此更為友善。他們從不在公眾場合對彼此大喊大叫。我也能明顯感覺到他們在私下的場合也不會大喊大叫。我當時覺得他們都是騙子，可是莉姨的看法卻不同：「我就是覺得他們一家人都特別奇怪。我知道他們都很真誠。我想他們大概是真誠的奇怪吧。」

母親和鮑勃之間無休止的爭吵簡直是我的一場夢魘。哪怕到了現在，只要一想起他們的爭吵我還會緊張，心跳開始加速，胃都要跳到嗓子眼兒了。當我尚年幼時，我一心想的就是逃離——從這樣的爭吵中隱身逃走，到阿嬤家去，或是直接消失。但是，我並不能隱身逃走，因為這樣的爭吵無處不在。

久而久之，我甚至喜歡上了這種戲劇性的場面。我不再躲避，而是跑到樓下或是耳朵貼著牆壁來更好地聽到。我的心跳仍然會加速，但是帶著一種期待的心態，就像是自己在籃球賽上將要得分一樣。甚至在那次有點太過火的爭吵時——就是我以為鮑勃要打我的那次——我也不像是一個勇敢地站出來干涉的孩子，而更像是一個看熱鬧離得太近的觀眾。這種我所痛恨的東西已經成了一種精神上的毒藥。

有天，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看到阿嬤的汽車停在車道上。這肯定是個不祥之兆，因為她從來沒有不打招呼就到我們普雷布林縣的家裡來。她這天開了個特例，因為我母親自殺未遂後被送到醫院了。雖然那時的我已經目睹了身邊世界發生的太多事情，我那11歲的眼睛還是漏過了太多。母親在米德爾敦市醫院的工作中遇到並愛上了一個當地的消防員，並開始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婚外情。那天早上，鮑勃向她對質這樁婚外情，並要求離婚。母親開著她那嶄新的小貨車飆車，並故意撞在了一根電話線杆上。至少母親是這樣說的。阿嬤對此事有自己的理解：母親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想分散大家對她偷情和經濟困難的注意力。正如阿嬤所言：「誰會他媽的想開車把自己撞死呢？如果她真想自殺，我那裡有那麼多把槍呢。」

琳賽和我大致上聽信了母親的說法，而我們最大的感覺就是鬆了一口氣——母親並沒有讓自己受多大的傷，而她這次自殺未遂也可以給我們在普雷布林縣的生活畫上一個句號。母親在醫院就待了不多幾天。不到一個月，我們就搬回了米德爾敦。與之前相比，我們離阿嬤家又近了一個街區，我們的生活中也少了一個男人。

雖然回到了熟悉的家庭，但是母親的行為卻變得越來越古怪。那時對於我們來說，母親與其說是一個家長，倒不如說是一個室友。更有甚者，在我們三個當中——母親、琳賽和我——母親是最讓人頭疼的那個室友。每次我上床睡覺後，都會在差不多午夜的時候被吵醒一次，那是琳賽從外面回家了，青春期的孩子難免如此。等到了凌晨兩三點，我還得被吵醒一次，那時母親才回家。她交到了一幫新朋友，其中大多數年紀比她要小，而且沒有孩子。

而母親則周旋於一個個男友之間，每隔幾個月就會換個伴侶。母親的情況實在是太過頭了，以至於我當時最好的朋友說她是「每個月換個口味」。我已經習慣了那種不確定的生活，而且每段不確定的生活總是有相似之處：免不了會有爭吵和對爭吵的迴避；當事情變得糟糕之後，母親還會對我們發脾氣，甚至還會掌摑手擰。我不喜歡這種生活——誰會喜歡呢？——但母親這種新的行為實在是太奇怪了。雖然母親曾有過各種不同的生活，但她從不是一個熱衷於派對的人。可是當我們搬回米德爾敦之後，這一點也改變了。

參加派對自然會飲酒，而飲酒則導致酗酒，甚至還讓母親做出了更加古怪的行為。在我差不多12歲那年的一天，我不記得母親當時對我說了些什麼，我只記得自己連鞋都沒穿就從家裡跑了出去，一直跑到阿嬤家。連續兩天，我一直拒絕與我母親通話或是見她。阿公對自己女兒和外孫之間關係的惡化感到擔憂，於是懇求我見她一面。

於是我又聽了一遍那早已聽過無數次的道歉。母親總是很擅長道歉。這或許是因為她不得不這樣吧——如果她不說「對不起」，琳賽和我就再也不會跟她說話了。但我認為她每次都是真心的。在她的內心深處，她一定會對所發生的事感到內疚，她也很可能是真的相信——正如她嘴上承諾的那樣——那些事「再也不會發生了」。可是，那種事總是還會發生。

這一次也沒能例外。這次母親道歉的態度格外真誠，因為她這次所犯的錯是格外惡劣。她給出的補償也格外吸引人：她答應帶我到商場給我買橄欖球的球星卡。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橄欖球球星卡就像是超人的氪星石一樣，於是我答應跟她走。回頭看來，這大概是我這輩子做出的最糟糕的決定了。

我們上了高速公路，我不知說了什麼讓她發了脾氣的話。然後她就把車加速到看起來得有100英里每小時，還告訴我她要把汽車撞爛，把我倆都撞死。我跳到了汽車的後座，覺得如果自己能同時綁上兩條安全帶的話，我從撞擊中生還的機率能更大一些。此舉無疑讓她更為惱怒，所以她把車靠邊停下，想狠狠地揍我一頓。可是當她停車時，我從車裡跳了出來，開始逃命。我們當時是在俄亥俄州的一處鄉村地區，我跑過了一大片草地，在我快速奔跑的時候草的葉子一直在劃過我的腳踝。我跑到了一座帶地面游泳池的小房子。房子的主人——一位年紀和我母親差不多的肥胖女人——正仰面躺在泳池裡，享受著6月的美好天氣。

「你得打電話給我阿嬤！」我大喊道，「求求你救救我吧。我母親想要殺死我。」那個女人從泳池爬出來的時候，我正在四處驚恐地張望，生怕母親從哪裡冒出來。我們進到了房子裡面，然後我打電話給了阿嬤，告訴她這個女人家的地址。「請快一點吧，」我對阿嬤說，「母親就要找到我了。」

母親真的找到了我。她肯定是看到了我從高速公路上跑下來的位置。她用力地敲門，命令我出去。我乞求那家房子的主人不要開門，所以她就把門鎖上了，並告訴我母親如果她嘗試進來的話，她家的兩隻狗——每隻都還沒中等家貓的個頭那麼大——肯定會咬她的。最終，母親把那位女人家的門撞開了，把我拖了出去，而我則一邊大聲喊叫，一邊抓住任何能抓住的東西——紗門、臺階上的欄杆和地上的草。那個女人就站在那裡看著，我當時恨死了她，因為她什麼都沒做。不過事實上，那個女人做了某件事：當我打電話給阿嬤和母親到來的幾分鐘裡，她顯然撥打了911。所以，當母親正把我拉向她的車時，兩輛警車停在了路邊，警車裡下來的警察把我母親用手銬銬了起來。她並沒有安靜地離開，警察們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她押到了一輛警車的後面。然後她就被帶走了。

第二名警察把我放在他那輛警車的後座上，然後就在那裡等著阿嬤的到來。我從未感到過如此的孤獨。那時我看著那位警察詢問那座房子的主人——仍然穿著那條溼透的泳衣，旁邊站著兩隻小號的看門狗——而我卻不能從裡面開啟警車的門，也不知道阿嬤什麼時候才能來。當我已經開始做起白日夢的時候，警車的門被一把開啟，琳賽爬進了警車，把我緊緊地攬在她的胸口，我甚至被抱得喘不過氣來了。我們並沒有哭泣，也沒說隻字片語。我就坐在那裡，被要窒息一樣地抱著，感覺這個世界簡直是完美的。

當我和琳賽從警車裡下來後，等待我的是阿嬤和阿公的擁抱，以及他們對我有沒有怎樣的關心。阿嬤把我轉了一圈又一圈地進行檢查。阿公則詢問那名警察他的女兒被關在了哪裡。琳賽一直不讓我走出她的視線之外。那曾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天，但是難過的那一部分已經過去了。

當我們回到家時，我們都不能開口說話。阿嬤臉上一副沉默而又嚇人的怒意。我當時真希望她的怒氣能在母親從監獄出來之前平靜下來。我當時已經精疲力竭了，只想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琳賽上樓去小憩一會兒。阿公則點了一份溫蒂漢堡的外賣。當他走到前門去拿外賣的路上，他在沙發那兒停了下來，站在我的面前。當時阿嬤剛好離開了房間一會兒。阿公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額頭，然後就抽泣起來。我當時嚇壞了，都不敢抬頭看他的臉。我從未聽過阿公的哭泣，沒見過他落淚，以為他是那麼的強硬，甚至在嬰兒的時候可能都沒哭過。他那個姿勢保持了一會兒，直到我們兩個都聽到阿嬤向客廳走來。這時他鎮定下來，擦掉眼裡的淚水，然後就走了。我們兩個從沒再提起過那一刻。

母親被從監獄保釋了出來，被指控犯下了家庭暴力的輕罪。這個案子就完全在於我了。但是，在聽證會上，當被問到母親是否威脅過我時，我否定了。原因很簡單：我的外祖父母花了一大筆錢請了城裡最厲害的律師。他們雖然對我母親感到非常憤怒，但也不想讓自己的女兒去坐牢。那名律師雖然從未直白地鼓勵我說謊，但他卻說得很明白：我說的話要麼增加，要麼減少母親回到監獄的機率。

「你不想讓自己的母親蹲監獄，是吧？」他這麼問我。於是我說謊了，因為我的理解是就算母親獲得了自由，我也能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時候和我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母親能保留對我的監護權，但從那之後，我是否和她住在一起則完全憑我個人的選擇。阿嬤告訴我，如果母親對這個安排感到不滿的話，就讓她見識見識阿嬤的槍口。這是屬於鄉下人的正義，而這種正義沒讓我失望。

我記得自己坐在那個擁擠的法庭上，身邊是6個其他家庭的成員，我當時就在想，他們這幾個家庭的成員看起來就像我們一樣。父母們以及外祖父母們都沒像律師和法官那樣穿著正裝。他們穿的是運動褲、彈性褲和t恤。他們的頭髮也是亂蓬蓬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電視口音」——那種許多新聞主持人有的中性口音。那些社會工作者和法官及律師都有那種電視口音。而我們當中沒一個人有。那些主持法庭的人們和我們不一樣。而被法庭管理的人們則和我們是同類。

身份的認同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那時的我並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感覺與那些陌生人如此親近。幾個月後，在我的第一次加利福尼亞之旅中，我開始明白了。吉米舅舅讓琳賽和我乘飛機到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納帕的家裡去。知道自己將要去拜訪吉米舅舅後，我逢人便說自己夏天要到加利福尼亞去，而且還是第一次乘飛機。人們最多的反應是不相信，他們不相信我的舅舅居然有足夠的錢給兩個人買到加利福尼亞的機票——而且兩個人都還不是他自己的孩子。這無疑就證明了我年少時期的階級意識，即我的朋友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坐飛機的機票錢。

就我個人而言，我簡直是大喜過望，因為自己就要去西部旅行了，而且還是去拜訪吉米舅舅，一個我像崇拜布蘭頓家的男人們，也就是我的舅姥爺們一樣崇拜著的人。雖然我們起飛的時間很早，在從辛辛那提到聖弗朗西斯科的6個小時航班中我的眼睛都沒閉上過。每件東西都太令人激動了：在起飛時看著腳下的土地慢慢變小，從近處看窗外的雲，天空的範圍和廣度，以及在同溫層那樣的高度看到下面山峰的樣子。飛行乘務員注意到了我，因此等我們到達科羅拉多的時候，我已經能時不時地到駕駛艙去（這是在「9·11」事件之前），而駕駛員則簡短地向我介紹如何駕駛一架飛機，並告訴我我們已經飛到了什麼地方。

我的冒險才剛剛開始。我之前也曾到其他州去過：我曾跟外祖父母一起到南卡羅來納州和得克薩斯州公路旅行，也會定期造訪肯塔基州。在這些旅行中，我很少跟除了我的家庭成員之外的人說話，也從未注意到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可是，納帕就像是另外一個國度。在加利福尼亞州，每天都是和我十幾歲的表親以及他們的朋友們的一場新冒險。

有一天，我們到了聖弗朗西斯科的卡斯楚街區，因為我的瑞秋表姐說我能在那裡體會到，同性戀者並不會試圖騷擾我。另一天，我們到了一家釀酒廠。還有一天，我們幫內特表哥進行高中足球訓練。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令人激動。我見到的每個人都覺得我聽口音像是從肯塔基州來的。當然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確實是來自肯塔基。我也喜歡那種被別人覺得自己口音奇怪的感覺。

綜上所述，我能清晰地感覺到加利福尼亞州真是一個不同的地方。我之前到過匹茲堡（pittsburgh）、克利夫蘭（cleveland）、哥倫布（columbus）和列剋星敦（lexington）。我也曾在南卡羅來納（southcarolina）、肯塔基（kentucky）、田納西（tennessee），甚至阿肯色（arkansas）度過相當長的時間。所以，為什麼說只有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那麼特別呢？

後來我發現，這個問題的答案和那條把阿嬤和阿公從肯塔基州東部帶到俄亥俄州西南部的鄉下人公路一樣。雖然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工業帶之間有著迥異的地形，各地的經濟也不同，但是在我之前曾走過的地方，當地人的樣貌和行為上都像我家人一樣。我們吃著同樣的食物，看著相同的體育賽事，信仰的宗教也一樣。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對法庭上的那些人感到那麼的親近：他們或多或少地都是鄉下人的移民，正如我一樣。

源自1901～1906年間在美國的五旬節運動出現的基督新教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