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許多人和我一樣，對六七歲之前發生的事也能有一些印象。我記得在4歲的時候，我有次爬上我家小公寓的飯桌上，宣佈自己就是「無敵浩克」，然後一頭撞在牆上，為的是證明自己確實比任何建築物都要強大。（結果我錯了。）
我記得被偷偷帶進醫院去看望紅樹莓舅姥爺。我還記得在日出前坐在布蘭頓阿嬤的膝蓋上，聽她大聲朗讀《聖經》裡的故事。我也記得自己曾摸過布蘭頓阿嬤下巴上的鬍鬚，當時還想是不是上帝給了每個老太婆面部的毛髮。我記得向小山坳裡的海德恩太太（ydorne）解釋自己的名字是「j.d.，就是j點d點。」我還記得喬·蒙塔納（joemontana）在對陣主場作戰的猛虎隊的那屆超級碗中贏得比賽的那次達陣。我還記得那個9月初的一天，母親和琳賽在把我從幼兒園接回去的時候告訴我，我以後再也見不到我父親了。她們告訴我，他已經放棄了對我的撫養權。這是我最難過的一次。
我的父親唐·鮑曼是母親的第二任丈夫，他們在1983年結婚，差不多在我開始走路的時候就離婚了。母親在這次離婚的幾年後又結婚了。父親放棄對我的撫養權的時候我6歲。在此之後的6年裡，他成了我腦海裡的一個印象。和他一起的日子只剩下幾段回憶。我知道他喜歡肯塔基，喜歡那裡美麗的山和鄉村裡起起伏伏的綠色田野。他喜歡喝皇冠可樂，滿口清晰的南方口音。他之前也飲酒，但自從加入五旬節會後就戒酒了。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能感覺到他的愛意。因此當母親和阿嬤告訴我他「再也不想要我了」的時候，我是多麼地不敢相信。他娶了一個新的妻子，生了兩個小孩子，而我則被替代了。
我的繼父是鮑勃·哈梅爾（bobhamel），他後來成了我的法定養父。他是個好人，對我和琳賽都非常親切。可是阿嬤卻不大喜歡他，「他就是個沒牙的傻瓜」，阿嬤如是跟母親說。我覺得阿嬤這種態度有著階級和文化上的原因：阿嬤一直在竭盡所能地想過得比出生時所在的環境要好。雖然自己算不上富有，但她卻想要讓自己的孩子們接受教育、找份白領工作而且同衣冠楚楚的中層階級人士結婚。換言之，這裡的中層階級人士指的就是與阿嬤和阿公完全不一樣的人。然而，鮑勃也是一個典型的鄉下人。他與自己的父親關係疏遠，而他的童年也對映到了自己的孩子們身上：他很少去看望自己的兩個孩子，儘管他們就住在米德爾敦南邊十英里外的漢密爾頓鎮。他嘴裡有一半的牙齒都爛掉了，另一半則是黑褐色的奇形怪狀。這是由於他喝了一輩子的山露汽水，而且想必也錯過了不少口腔檢查。他高中沒畢業就輟學了，當時以開卡車維生。
雖然我們慢慢地會發現，鮑勃身上值得討厭的地方確實不少，但阿嬤一開始就不喜歡他則是因為他身上最像她自己的那些地方。阿嬤當時明白的道理，我在20年後才學到：美國的社會階級可並不僅僅是關於金錢。阿嬤對自己的孩子們過得比自己好的心願並不僅僅在於他們受到的教育和找到的工作，還在於他們的人際關係。不知道阿嬤是不是有意識地去思考過，但是她肯定覺得像她自己這樣的人，如果當自己孩子的伴侶和自己孫輩的父母的話，肯定是不夠好。
當鮑勃成為我的法定養父之後，母親把我的名字從詹姆斯·唐納德·鮑曼（jamesdonaldbowman）改成了詹姆斯·大衛·哈梅爾（jamesdavidhamel）。在那之前，我的中間名一直是我父親的名字唐納德，因此母親此舉就是想消除父親存在的所有痕跡。改名之後，我的中間名的縮寫仍然是d.，這是因為身邊的人都早已習慣了稱呼我的小名——j.d.。母親告訴我，我現在的中間名是來自我的大衛舅姥爺，即阿嬤那個愛吸大麻的哥哥。這個解釋在6歲的我看來也未免有些牽強。估計任何一個d開頭的名字都可以，只要這個名字不是唐納德。
我們的新生活從表面看起來有種家庭情景喜劇片的感覺。母親和鮑勃之間的婚姻看起來挺幸福的。他們買下了一座離阿嬤家幾個街區遠的房子。（我們家和阿嬤家之間的距離是如此之近，以至於每當我想上廁所但家裡的廁所裡有人時，或是想吃點兒好吃的時，我就會走到阿嬤家去。）母親那時不久前拿到了自己的護士證，而且鮑勃的工資也很高，所以我們家那時還算有錢。那時的我，和每天帶著槍抽著煙的阿嬤住在一條街上，又有了一個新的養父，這樣的家庭雖然看起來奇怪，但卻幸福。
我的生活步入了有規律的軌道：每天上學，然後回家吃飯。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阿嬤家和阿公家去。阿公經常坐在我們家的門廊裡抽菸，而我則和他坐在一起，聽著他每天嘟嘟囔囔地抱怨政治或是鋼鐵工人工會。當我學會閱讀後，母親給我買了我的第一本故事書——《太空小頑童》（spacebrat）。當我很快把這本書看完後，母親對我大加讚賞。那時的我，喜歡閱讀，喜歡和阿公一起做數學題，也喜歡看到我做的每件事後母親都看起來很高興的樣子。
我和母親之間的親情還體現在其他的事情上，尤其是我們最愛的運動：橄欖球。對於歷史上最偉大的四分衛喬·蒙塔納（joemontana），我雖然識字不多，但卻看遍了所有關於他的文字，觀看他的每一場比賽，還給蒙塔納先後效力的49人隊和酋長隊寫球迷信。母親從公共圖書館裡翻閱關於橄欖球策略的書，我們還用彩色硬紙和零錢建造球場的小模型：守方用一分錢的硬幣，攻方則用五分和一角的硬幣。
母親不僅想讓我明白橄欖球的規則，更想讓我理解其中的策略。我們在用彩色硬紙做成的橄欖球球場上進行練習，演練球場上可能發生的不同情況：如果某個前鋒（一枚閃亮的五分硬幣）阻截沒成功會怎樣？如果沒有處於空位的接球員（一枚一角的硬幣），四分衛（另一枚一角硬幣）能怎麼做呢？我們雖然沒有國際象棋，但是卻有橄欖球。
母親想讓我們接觸到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而且她這種願望比我們家其他所有人都要強烈。母親有位朋友叫斯科特，是一個善良的老人和男同性戀者。後來她告訴我他意外死亡了。她還曾讓我觀看一部關於瑞安·懷特（ryanwhite）的電影。瑞安·懷特是一個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因為輸血治療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為了返回學校，他不得不進行司法訴訟。每當我抱怨學校的時候，母親都會提醒我瑞安·懷特的故事，告訴我能接受教育是一件多麼大的幸福。母親被懷特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以至於在1990年懷特去世後，她還給懷特的母親寄去了一封手寫的信。
母親對教育能帶來的前途深信不疑。她是在高中畢業典禮上致辭的學生，但卻沒能去上大學，因為她高中畢業後沒幾周琳賽就出生了。不過，她後來還去上過當地的社群大學，並拿到了護理學的專科學位。在我大概七八歲的時候，母親開始了全職的護士工作，我當時覺得自己對此也盡到了一些綿薄之力：我在她身上爬上爬下想必「幫助」了她的學習，而且我還讓她在我幼嫩的血管上練習抽血。
有時候，母親對我教育的重視可能有些過頭了。在我三年級時的科學競賽中，母親每個階段都在幫忙——從專案的計劃、實驗的筆記一直到展示品的組裝。到了最後一天晚上，我的科學專案看起來完全就是應有的樣子：一看就是出自一個有點偷懶的三年級學生之手。上床睡覺的時候，我還想著第二天交上我那略顯平庸的展示品，然後就算收工了。科學競賽畢竟是一場比賽，我甚至還在想，如果自己能好好地推銷一下自己的作品，沒準還能進入下一輪。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發現母親把我的展示品從裡到外改裝了一番。看起來簡直是科學家和藝術家強強聯手的作品。雖然評委們看到我的展示品時大吃了一驚，但當我回答不上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時（但是展示品的作者應該回答得上），他們意識到我的展示品存在貓膩。我沒能進入這次競賽的最後一輪。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除了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做之外——母親非常在意精神上的進取。沒有什麼能比我看完一本書或是要新書看時更能讓她高興。那時每個人都告訴我，我的母親是他們所認識的最聰明的人。我對此深信不疑。在我當時認識的人當中，她毫無疑問是最聰明的。
在我青少年時期所在的俄亥俄州西部，我們學會了去重視忠誠、榮譽和強硬。我5歲時就「光榮」地被人打破了鼻子，6歲時就被人揍得眼圈發黑。每次這種打架都是因為有人侮辱我母親。關於母親的笑話是絕不被允許的，而如果有人膽敢拿我外祖母開玩笑的話，他就得嚐嚐我那幼小的拳頭所能造成的最嚴重的懲戒。阿嬤和阿公讓我明白了關於打架的基本原則：決不能先動手；如果有人先動手的話，就戰到最後；儘管決不能先動手，但如果有人侮辱你的家人的話則另當別論。最後這一條原則雖然沒有明說，但是非常明顯。
琳賽曾有個叫德瑞克的男友，這可能是她第一個男朋友，但是他倆交往沒多久就分手了。作為一個13歲的小女孩，她那極度的傷心只有她那個年紀的孩子才會有。於是有天，當看到德瑞克從我家房子前走過時，我決定和他對抗。他比我大5歲，還比我重25磅，但我在被他輕易推倒之後又站起來向他撲去。當我第三次撲向他時，他失去了耐心，狠狠地把我揍得屁滾尿流。我跑到了阿嬤家去得到些急救護理，哭得稀里嘩啦的，還流了點血。
關於打架，正如其他很多事情一樣，阿嬤通過經驗來教導我。她的手碰到我身上的時候沒有一次是懲罰性的——她這種反對打孩子的做法肯定是來自她自己的慘痛經歷——但是當我問她腦袋上挨一拳是什麼樣的感覺時，她向我展示了一遍。她的手上的肉輕快地碰到了我的臉頰。「這下的感覺沒那麼糟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被人打臉遠沒有我曾想象的那麼可怕。這也是阿嬤關於打架最重要的原則之一：除非對方特別能打，否則臉上挨一下沒什麼大不了的。寧可臉上挨一拳，也不要丟掉打出自己的一擊的機會。阿嬤的第二條訣竅就是側身站著，左肩朝向對手，雙手舉起來，因為「這樣你作為一個目標就小多了」。她的第三個訣竅就是打人的時候要用到全身的力量，尤其是臀部。阿嬤告訴我，只有很少的人明白，在打人的時候只靠拳頭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雖然阿嬤告誡我不要先動手，我們之間不言而喻的榮譽準則很容易讓其他人來替你先動手。如果你真的想和某個人幹上一架，你只需要用髒話侮辱他的母親就可以了。有人跟你說了一連串的侮辱之後，如果你溜掉了，在那些「鄉下人」眼中那就意味著你丟掉了自己的榮譽和自尊，甚至連朋友們都不再理你了。回到家，你也不敢和家裡人提起你在外面給他們丟人了。
不知道為什麼，幾年過後，阿嬤關於打架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在三年級的時候，有次我在賽跑中輸了，面對勝者的奚落，我只能想到一種應對方式。如果不是旁邊暗藏著的阿嬤及時介入，我和那小子之間肯定又要上演一場校園全武行。她嚴厲地問我是不是忘記了她說的，即正當的打架只能是防禦性的。我不知如何回答，幾年前對於那條事關榮譽的沒有明說的打架原則她可是認可的。「有次我和別人打架，你可是說我做得不錯。」我跟她說。「好吧，那時我錯了。你不能打架，除非是萬不得已的時候。」這事兒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阿嬤可是從不承認錯誤的。
又過了一年，我發現我們班的惡霸總是針對一位受害者，一個我很少跟他說話的怪小孩。因為我之前在打架上的「輝煌戰績」，我基本上沒捱過欺負。而像大多數孩子一樣，只要那個惡霸不欺負我，我也就知足了。可是有一天，我無意間聽到了他對他的受害者說的一些話，當時我有一種為這個可憐的孩子出頭的強烈衝動。我覺得那個受害者太可憐了，他看起來被那個惡霸莫大地傷害了。
當天放學後，我和阿嬤提起這事時忍不住哭了起來。我覺得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因為自己沒有勇氣幫那個可憐的孩子辯護。當別人讓他生無可戀的時候，我就坐在那裡聽著。阿嬤問我有沒有把這事告訴老師，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後她就說出了一番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話：「有時候，寶貝，你得動手，即使不是出於保衛自己。該出手時就出手。明天你得為這個孩子出頭，等到該為自己出頭的時候也不要猶豫。」接著她教了我一招：快速而又猛烈（記得要用上臀部的力量）地一拳準確打在腸子的位置。
第二天上學的時候，我感到緊張，希望那個惡霸今天能歇一歇。但是，當我們班像往常一樣吵鬧地排隊打午飯時，這個惡霸——他的名字是克里斯（chris）——問我關注的那個可憐孩子那天想不想哭。「閉嘴，」我說，「別欺負他了。」克里斯走向我，推了我一把，問我想怎樣。我走到他正前面，右臀一扭，冷不防地一拳打到他肚子上。他立刻特別嚇人地跪了下來，看起來已經不能呼吸了。當我意識到自己真的傷到了他的時候，他已經在一邊咳嗽一邊喘氣了。他甚至還吐了一點血。
克里斯到校醫那兒去了，當我確信自己並沒有殺死他，不會被警察逮捕的時候，我立馬就想到了學校的管理制度：自己會不會被休學或開除呢？會被休學多久呢？當其他孩子們在課間玩耍時，克里斯被學校護士送了回來，老師把我帶到了教室。我當時以為她會跟我說她已經給我父母打過電話了，而我就要被學校踢出去了。反而，她教育了我一番關於打架的事，然後讓我在教室裡練字，不能在外面玩。我有時候也在想，她是不是因為學校工作的限制而不能適當地管教那個班裡的惡霸。不管怎樣，阿嬤是從我口中聽到的這次打架的事，還表揚我做得非常好。這是我最後一次打架。
雖然我那時發現身邊的事情並不都是完美的，但是我們家的問題與周圍大多數家庭一樣。是的，我父母的爭吵非常激烈，但其他人的父母亦是如此。是的，我的外祖父母在我生命中的角色與我母親和鮑勃一樣重要，但鄉下人的家庭就是這樣。我們過得並不是那種單核小家庭的平靜生活。我們的生活吵吵鬧鬧的，有許多阿姨、舅舅、外祖父母還有表兄弟姐妹。這就是我所得到的生活，而我那時是一個相當快樂的小孩。
大約在我9歲的時候，我家的事情開始變糟了。母親和鮑勃受夠了阿公經常的出現和阿嬤的「干預」，於是決定搬到普雷布林縣去住。普雷布林是一個人口稀少的農業縣，離米德爾敦大約35英里。儘管我那時仍是一個小男孩，但仍能看出這是所能發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了。阿嬤和阿公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們幫我完成作業，每當我表現良好或是完成一項困難的功課時都會用好吃的來慷慨地獎勵我。他們還是我們家的看門人。他們是我見過的最可怕的人——不管什麼情況下外套口袋裡和汽車座位下面都有上膛的槍的鄉下老頭老太太。他們讓壞人不敢靠近。
鮑勃是母親的第三任丈夫，但「第三次會是好運」這個諺語在這兒沒用了。早在我們搬去普雷布林縣之前，母親和鮑勃已經開始爭吵了，而他們之間的爭吵往往讓我在睡覺的時間之後很久都難以入睡。他們互相說的那些話是朋友和家人間絕不應該說的：「去你媽的！」母親有時會對鮑勃說「滾回你的拖車公園去吧」，說的正是鮑勃在他們結婚前的生活。有時候母親會把我們帶到汽車旅館去躲上幾天，直到阿嬤或阿公說服我母親去面對自己的家庭問題。
母親身上有很多阿嬤的那種激情，也就是說她絕不會讓自己成為家庭爭端中的那個受害者。這也意味著她經常將普通的不和上升到本不應達到的程度。在我二年級時的一次橄欖球比賽中，一個高大又肥胖的母親咕噥道為什麼在上一回閤中拿球的是我。母親在露天看臺上坐在這位母親的後一排，無意間聽到了這句評論，然後告訴她我拿到球是因為我和她家孩子不一樣，我不是一個被胖子母親養大的胖子。當我注意到場邊的騷動時，鮑勃正在費力地把我母親拉開，而我母親的手裡還揪著這位母親的頭髮不放。那場比賽後，我問母親發生了什麼事，她只是回答道：「沒人能對我兒子評頭論足。」
在普雷布林縣，阿嬤和阿公遠在45分鐘的車程之外，母親和鮑勃之間的爭吵就成了大呼小叫。大部分情況都是關於錢，雖然對於一個收入加起來超過十萬美元的俄亥俄農村家庭來說，因為錢發愁很難說得過去。但是他們還是爭吵，因為他們買了一堆不需要的東西——新汽車、新卡車還有游泳池。當他們短暫的婚姻走到盡頭時，他們已經欠了好幾萬美元的債，而且欠的錢用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當時錢的問題是離我們最遠的問題。母親和鮑勃也從不使用暴力，但這一點也慢慢地改變了。有天夜裡我被玻璃破碎的聲音吵醒了——那是母親在朝鮑勃扔盤子——然後就跑下樓去看看發生了什麼。鮑勃那時正把我母親摁在廚房的櫃檯上，而母親則在對他又打又咬。當母親落到地上後，我就跑過去伏在她的膝前。鮑勃靠近的時候，我站起來在他臉上打了一拳。鮑勃後退了一步（我當時以為他是準備還我一拳），我就雙手護頭躺在了地上，準備迎接他一拳。可是那一拳卻沒有落下來——鮑勃從不是肢體上暴力的人——而我的干預不管怎樣終止了這場爭鬥。他走到沙發那邊，安靜地坐了下來，眼睛盯著牆壁；母親則和我溫順地上樓睡覺去了。
母親和鮑勃之間的問題是我所接受的第一堂關於如何解決婚姻衝突的課。給讀者舉例幾條：能大喊大叫的時候就不要用正常音量說話；如果爭吵變得非常激烈，掌摑拳打也無何不可，只要不是男的先動手就行；如果所有的招式都沒用，帶上自己的孩子們和狗到當地的汽車旅館去，而且切記不能告訴你的另一半到哪兒去找你——如果知道孩子們在哪兒的話，他或她就不會那麼擔心了，離家出走也就起不到效果了。
我在學校的成績開始變得糟糕起來。許多個晚上我都是躺在床上難以入睡，因為家裡面的聲音：傢俱搖晃的聲音、重重跺腳的聲音、大喊大叫的聲音，有時還有玻璃破碎的聲音。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總是既疲倦又壓抑，稀裡糊塗地過完在學校的一天，心裡面還在想著家裡面有什麼在等著我。我只想躲在一個可以安安靜靜地坐著的地方。我不能對任何人提起自己家裡發生的事，因為這太難為情了。而且儘管我討厭學校，我更討厭的是家。每當老師說我們在放學鈴響之前只有幾分鐘的時間來收拾自己桌子的時候，我的心就沉了下去。我盯著鐘錶看，就好像是在看一個定時炸彈。就連阿嬤也不知道事情已經變得有多麼糟糕。我成績的下降是第一個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