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咳了一聲，勉強答應了。他討厭徐樹錚，但不能為了這個得罪段祺瑞，畢竟還要靠他辦事。
「那多謝大總統了，具體進度如何，我每月用公文報呈總統府審閱。」
此時，黎元洪人還在火車上，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已經被人定局了……
視察鹽政，早就在秦時竹的日程安排之內，無奈實在太忙，分身乏術，不得不推遲到現在。與秦時竹同行地，除了左雨農和幾個秘書外，還有何峰和王永江。
北疆政治體制改革後，對鹽政也有一個總的考慮，特別是財政窘迫，急需增加收入，整頓鹽政便成了當務之急。在熊希齡和王永江的共同推薦下，鄭昊成了遼寧的鹽政處處長，此刻他正在營口鹽務分局焦急地等待秦時竹等一行人地到來。營口鹽務分局下轄鹽田26萬餘畝，年產量在六萬噸以上，為東北各鹽場之最，為改革鹽政，鄭昊決定現場辦公，因此，鹽政處長不待著瀋陽，而是跑到營口去了。
秦時竹的興致很高，一下飛艇，就直奔營口鹽場聽取鄭昊的彙報，一行人邊走邊聊：
「鹽為人體所必須，且需求變動不大，自古以來，就是課稅物件。一來穩定，二來可靠。」鄭昊告訴眾人，「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其中又以日本人均用鹽最高，年均在18斤左右，中國以江浙沿海地區最高，16斤左右，北方內陸地區稍少，也在12斤以上。東北各地，介於兩者之間，約為14斤。中國人口眾多，若是課稅，顯然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製鹽方法，由於資源不同、各地自然條件的差異，製鹽方法各不相同，可謂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遼寧、直隸、山東、淮北、福建、廣東等地的鹽主要為灘曬；江蘇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場之鹽。有用板曬地，有用釜煎地；四川、雲南的井鹽大多為汲滷煎制；山西、陝西、甘肅、蒙古、新疆等省的池鹽則系曬制。
灘曬是最為簡便易行的方法，鹽池設在鹽灘附近，灘分為溝灘和井灘兩種。所謂溝地處指在近海之處．事前挖掘土溝，以便容納海水。井灘是指在距海坡稍遠的地方。選樣鹼地滷旺之處，挖井汲水，然後曬鹽。
首先開溝納潮，將湖水匯入儲水用的大圓地池以備曬滷之用。於曬時將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專供曬滷用地方池。這些池自七層至十一、二層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滷之處在長蘆、遼寧鹽區叫滷臺。退潮之後，海水流經數個方池，層層套曬，經日光蒸發逐漸濃縮為滷，當滷水已形成時，乃放入滷臺。並匯入成鹽地小池，遍撒種鹽以促使其結晶，最後將結晶之鹽掃起即成。如果灘地距海較遠，則掘井汲水曬制。井口直徑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後，曬法同前。由於灘曬方法簡單，製成之鹽成色又好。所以多數地場區採用此種方法。灘曬之數大約為全國產量的三分之二強。
就質量而言，以灘曬最為堅實、味鹹。釜煎次之，板曬最差，製鹽成本又以灘曬最為節省，每年春秋兩季，如逢天氣晴朗，生產相當順利，場價每斤不過1釐，最多3釐，而其它方式成本較高，從四釐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與遼寧相比，相差數十倍。
鄭昊一邊說，一邊將各處鹽田指給秦時竹看，後者點點頭，「這麼說來，咱們遼寧地鹽很有優勢嘍，那為什麼天下最出名的是長蘆和兩淮的鹽？」
「成本低並不一定利潤高，更不代表鹽稅高，長蘆和兩淮的鹽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為那裡鹽稅高。」鄭昊笑著解釋，「兩淮鹽稅每年達到2300萬元左右，長蘆也有1100餘萬，除了這兩個，連粵鹽鹽稅也比咱們多，在800萬元左右，而遼寧之鹽稅，不到700萬。」
這就怪了，秦時竹看過鄭昊遞交上來地前清關於各地鹽產量的報告，遼寧鹽產量和長蘆基本相等，一年在30萬噸左右，兩淮略多，在46萬噸以上，兩廣的產量卻只有遼寧的一半。「這麼說來，各地平均鹽稅有很大不同嘍？」
鹽政自漢以來雖定專賣制，但唐以後徵稅制亦相輔而行。但那時私鹽並不盛行，其原因在於今時灘曬鹽尚未發明，煎鹽易於管理。而且直到清初鹽稅較輕，全同稅率劃—，販私利益不大，而罪責極大，無人敢輕易嘗試。鴉片戰爭之後，曬鹽方法盛行，沿海到處都可。太平天國之時，時局動盪，官府鹽倉被焚燬，灶戶與商販直接交易，稅收既然不能在產地向窮苦灶戶徵收，於是就仿效厘金辦法，到一地徵一次稅，過一卡加一次捐。在這種情況之下，引界愈密，緝私愈嚴，販賣私鹽獲利就愈厚。終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稅即少銷一斤官鹽。而引商有包課之責，不得不重斤夾帶，摻和泥沙，使外國牛馬不食之穢鹽強迫人民以重價購買食。害民若此，而國家收入並未見增。
特別是清末以來，國家入不敷出，又歷經甲午、庚子兩筆鉅額賠款，鹽斤不斷加價，成為鹽稅的主要組成部分，比如長蘆鹽正課每引0.63兩，而加價為4.05兩，平均下來，每百斤在一兩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達3.25兩，兩廣鹽稅平均，亦在2.4兩左右，而東北各省，因為是祖宗隆興之地，鹽稅正額只有區區0.43兩，加價也不多，每百斤還不到0.8兩，稅賦可謂低廉，故而產量雖高，收入卻沒有相應地水漲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鄭昊詳細地解釋了秦時竹的疑惑。
「原來如此。」秦時竹等人恍然大悟，「那東北的鹽稅與世界各國相比，是高了還是低了？」
「據南通張季老估算，我國食鹽稅率平均約為每百斤1．8兩，合銀元2．7元，為平均計算的製鹽成本五倍還要多。而同期西歐各國地鹽稅較低，摺合我國貨幣，約每百斤1.2元至1.3元，日本則為1.48元。因此，我國平均鹽稅比外國要高出一倍左右。而這都只是名義稅賦，不包括各種規費和報效。若是算上這些，恐怕平均鹽稅更高。」
一開始聽到東北的鹽稅比外國還低，眾人臉色都很好，但後來聽說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稅收流入私人腰包，大家的心又猛地一沉。
「你嘗試估計一下無論正稅、雜稅，有名之稅，無名之稅，全部加起來一共有多少？」
「國家稅賦容易計算，歷年都有積檔，但規費、報效等，並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而是流入私囊，確數難於計算。雍正年間曾加以整頓，將查出的規費收歸國有，總數約和正稅相等。以後歷朝都有整頓，但都不能禁止各級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顯然，規費雖然最後都通過增加鹽價的形式轉嫁到民眾頭上，但不能、也無法將其計算在鹽稅收入內。根據姚瑩對淮南四岸地估計，規費與正雜各鹽課的比例約為1：3。
至於報效，起源於乾隆中期，以後每逢大宗軍需、慶典、工程，淮商捐款動輒數百萬兩，長蘆、山東、兩浙亦數十萬兩，幾成慣例，每年均以一定數目隨鹽課帶徵。報效與規費有相似之處，它並非法律規定的國家或地方稅項。其在鹽商方面實係一種賄賂性質，而在朝廷方面則為勒索，雖無加稅之名，卻有加稅之實。」鄭昊總結道，「如此算來，全國平均鹽稅當在西歐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四倍左右。東北情況稍好，也在兩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