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內部進行激烈爭吵的同時，奉天方面亦有著極為熱烈的政治活動——國會情願活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自從1905年清廷下達預備立憲的詔書後，各地便掀起了立憲活動的浪潮，東三省雖然位置較為偏僻，但亦有波及。到了1907年8月，梁啟超和蔣智由在東京建立政聞社，以圖靠發動和組織一定社會力量來脅迫清政府認真準備實行立憲政治。政聞社自成立伊始便組織了數次請願活動，上書要求開國會、實行立憲，並企圖打入朝廷內部延攬大權。雖然清廷很快就以「過激舉動」為由下令查禁了政聞社，但國內與政聞社性質相似的許多團體仍在為倡議立憲四處活動，且這些團體的首腦往往頗有背景，清政府不得不有所遷就。
為了合理「收編」這類政治團體，當年9月清廷便諭令各省模仿西方議會形式設立諮議局，作為「採取輿論之所」，「憚其指陳通省利弊，籌計地方治安」。年底時奉天諮議局成立，不久又由官辦改為紳辦，吉林與黑龍江兩省亦緊隨其後。到鐵礦與鐵路兩場談判開始時，奉天已完成了省諮議局和府州縣議會的成立和選舉工作。
當然，這不是民主政治的開始——議員名義上由府州縣各級選民選舉，實際上由於選民佔總人口的1%還不到，等於是由地方官指定，議會根據有關章程規定，選舉議長，定期開會，為地方興利除弊。由於當時並沒有確切的人口統計，清政府以漕糧數等相應折算，奉天省50名，吉、黑都是30名，在全國範圍內看來是屬於比較少的。
雖然奉天省人數不多，但由於徐世昌的手段和開明，有關政治衝擊在東北各省雖然不像內地那樣轟轟烈烈，但效果並不差，「大凡預備立憲的政體全都佈置得極為周密」。他所主持的官制改革是清末地方政體改革為數不多的成功者之一，大家為其鼓舞，也沒有太過激的行為。考慮到近年來的影響，沈麒昌、禹子謨、禹子驤、黃炎培、陳茂德幾個都被指定成為代表，本來柳亞子很感興趣，但他來奉天時間不長，又忙於籌辦《奉天時報》的出版，結果就沒能當成。秦時竹、葛洪義等不是官吏就是軍警，是沒有資格當選的。
沒資格當選不等於沒影響力，由於秦、禹二人奉命交涉修鐵路事宜，當即成為議員們較為關心的話題，不斷有人前來打聽訊息。在諮議局中，以沈麒昌為首的遼陽派雖然不同於勳舊出身的盛京派，但因為東北從來就不以科舉見長，朝中退下來的官員亦少，因此遼陽派為主的商紳佔據了諮議局的主流。這些議員一方面從政治角度關心談判進展，另一方面又從經濟角度關心談判進展，形成了極為熱烈的雙重炙烤。
秦、禹兩人一時間無法招架，只能以「事關機密」為由絕口不提，當然禹子謨在諮議局裡是拍了胸脯表態「絕不賣國」的。
……
「軍方以為，鐵路守備隊必不可少，可以有效監視俄國和支那動態，萬一有事可直接出動維持秩序。築路可以，但要求按南滿鐵路的方式操作，即同時擁有附屬地和駐兵權。」兒玉源太郎是「武治派」的主要代表，在有關鐵路修築談判案中持有較為強硬的立場。
「問題在於本來美國方面已同意向支那提供貸款，由於其一貫標榜‘門戶開放’，‘尊重中國主權’，如果我們逼人太甚，會適得其反，造成這條路修不成，這對帝國利益是很大的損失。現在不同於日、俄戰爭時期，英、美對帝國在滿洲的勢力已比較反感，不應過分刺激他們。」後藤新平對此持有較為溫和的態度。
「那也應該堅持中日合辦，由帝國控制實際上的經營。」
「兒玉君，支那目前興起了收回利權的運動——吉長路剛剛露出合辦的意思就招來一片反對聲，而在支那南方，反對聲音尤為強大了。在此情景下，帝國不適宜直接作為支那的靶子出現。」
「成為靶子又怎麼樣？大日本皇軍戰無不勝，支那人不是我們的對手，如果他們敢反抗，那就意味著第二次日清戰爭，我將率部隊打到北京去。」
「很多事情不是光憑武力就可以解決的。三年前中國的‘抵制美貨’給美國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使得帝國的商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現在為了挽回頹勢，美國努力在營造寬鬆氣氛，我們如果堅持過於強硬的態度，會面臨與美國當時一樣的局面，這對帝國在支那商業的擴充套件是極為不利的。」
「如果不派兵，怎麼保護僑民安全和利益？而且不以路權為抵押，怎麼確保貸款的如期歸還？」
「兒玉君，據我掌握的情報，奉天方面最近幾年設立的產業如遼陽公司、三電公司、文明公司等，表面上看是由不同的人在管理，但他們真實的總後臺其實是奉天巡防營統領秦時竹，這個人你應該比我更熟悉。」
「嗯，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