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表述理想為主的詩歌有《度關山》、《對酒》、《短歌行》等。前兩篇寫政治理想。
他設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採、恩威並用的賢君良臣政治。這在漢末社會大破壞的現實背，景下，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短歌行》的主題是求賢，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詩句，抒發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以冀成其大業心情。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樸實無華、不尚藻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
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
在詩歌體裁上，曹操的樂府詩並不照搬漢樂府成規，而是有所發展。
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漢樂府中都是輓歌，他卻運用舊題抒寫了全新的內容。
曹操開創了以樂府寫時事的傳統，影響深遠。建安作家以及從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許多詩人，他們擬作的大量樂府詩，都可以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曹操在文學上的功績，還表現在他對建安文學（見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設性作用上，建安文學能夠在長期戰亂、社會殘破的背，景下得以勃興，同他的重視和推動是分不開的。
劉勰在論述建安文學繁榮原因時，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心雕龍時序》）。
事實上，建安時期的主要作家，無不同他有密切關係。
曹丕、曹植是他的兒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託庇於他的蔭護。
可以說，「鄴下文人集團」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形成的；而他們的創作，也是在他的倡導影響下進行的。
此外，曹操還有不少其他文章傳世，例如《請追增郭嘉封邑表》、《讓縣自明本志令》、《與王修書》、《祀故太尉橋玄文》等，文字質樸，感情流露，流暢率真。
曹操著述，據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有《魏武帝集》30卷錄1卷、《兵書》13卷等十餘種，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孫子注》。明代張溥輯散見詩、文等145篇為《魏武帝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於張溥輯本。
1959年，中華書局據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補充，增入《孫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紀》、《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為《曹操集》。
後人稱曹操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文武雙全、文藝兼亥之人。而曹操是一代書法家卻鮮為人知，這主要是曹操傳世的書法作品較少的緣故。
歷史上見過曹操書法作品的人，無不讚其書作有「金花細落，遍地玲瓏；荊玉分輝，瑤若璀粲。」、「筆墨雄渾，雄逸絕論。」之大美。
西晉文學家張華在《博物志》中稱：「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
南朝的書法評論家庾肩吾在其《書品》中，把古代名人的書法作品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作上、中、下，共九品；他把曹操的書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
唐代書法家兼評論家張玉灌，按歷代書法家的藝術成就，把它們劃分為神、妙、能三類：傑立特出者為神，運用精美者為妙，離俗不謬者為能。
他在書法評論專著《書斷》中稱曹操的書法作品為妙品。由此看來，曹操的書法作品雖不能列為神品、上品，但在全國名書法家中是數得著的。
有史料記載，他除常與當時出名的書法家：鍾繇、梁鵠、邯鄲淳、韋誕、孫子荊等人切磋書藝外，還特把喜愛的秘書令梁鵠的字掛在帳中，細細揣摩、欣賞；有時夜間睡不著，便起來慢慢品位、琢磨釘滿牆的梁鵠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