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入獄後，我竟沒有感到絲毫不適，這可真是不幸。一樣顏色的牆壁、一樣的傢俱、一樣的安全門、一樣的行話、一樣的氣味、一樣的屈辱。四年半之後，我又回到了監獄裡！例行的行政文書工作結束後，我脫光了衣服，就像在懷亞特看守所一樣，我拿到了3條卡其色褲子、3條短褲、3件t恤。
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關押著1800多名罪犯，都是刑期低於10年的外國人。這座監獄裡罪犯的國籍和人種的分佈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約有900名墨西哥人；500名多明尼加人；200名非裔，主要來自奈及利亞、迦納、象牙海岸、海地；50名亞裔，包括中國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100多名來自「其他西班牙語國家」的人，如哥倫比亞、古巴、宏都拉斯；此外還有100名「國際人」，這是一個極其寬泛的類別，包括其他國家的罪犯，如來自加拿大、歐洲國家、馬格里布國家、中東國家的罪犯。改造中心由geo運營，該組織是一傢俬營的特許經營商，在美國和國外運營著幾家類似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的機構。和世界上所有的企業一樣，geo致力於賺取儘可能多的利潤。因此，geo毫不猶豫地將一切服務（伙食、暖氣、設施維護、醫療服務）削減到最低限度。geo提高服務囚犯的小賣部的商品售價，並將犯人的「居住期限」儘可能延長，例如將囚犯單獨關押，使他們失去一些因表現良好而獲得減刑的機會。
改造中心有自己的規矩，囚犯也有自己的規矩。這些規矩和懷亞特看守所並不完全一樣，我很快就意識到了。首先，在這裡，只有墨西哥人、多明尼加人、非裔和「國際人」才有權力，其他人什麼都沒有。墨西哥人和多明尼加人數量最多，所以他們是頭兒，有權力制定這裡的規則。
入獄的第一天，我被分到c6監區。這個監區只能容納49名囚犯，但事實上，有72個人擠在裡面。任何能加床的地方都被擠得滿滿當當，飯桌旁的座位也不夠。「國際人」有權分到1張桌子，非裔有2張，多明尼加人有4張，墨西哥人有6張。因此，其他人就沒地方坐，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而且，誰也甭想做好人，慷慨地邀請別人坐到「自己的」桌子上：敢做這種事的人是要被趕出去的！
幸好，我在懷亞特看守所的獄友提前打好了招呼，我受到了「泰拳」的熱情迎接。「泰拳」是一個斯洛伐克人的綽號，他在法國外籍軍團服役5年後，再度成了一個僱傭兵，參加了許多國家和地區（伊拉克、獅子山、剛果、南斯拉夫）的戰爭。後來他去了泰國，在泰國成了家，開辦了一所泰拳學校，並培養出許多混合格鬥冠軍。之後，他被逮捕並引渡到美國，因參與販毒而被判10年監禁（這是一起由美國聯邦調查局策劃的誘捕行動）。第二個「國際人」綽號「好萊塢」，是一名德國人，自稱是c區「國際人」的頭兒。他給了我一個新人禮包，裡面有咖啡、糖、肥皂、奶粉、鯖魚罐頭……在我收到小賣部訂購的商品之前，這些都是我的必需品。他以前也是個僱傭兵，由於暗殺一名參加打擊販毒行動的美國緝毒警察而被判10年監禁（同樣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策劃的誘捕行動）。他帶我找到床位，把我安頓下來。「泰拳」和「好萊塢」是在鼎鼎有名的維克托·布特案的附帶案件中被起訴的，布特是烏克蘭軍火商，他的經歷被改編成電影《戰爭之王》，尼古拉斯·凱吉在電影中扮演他。「泰拳」和「好萊塢」與維克托·布特是好哥們兒！我居然能與這些人為伍！不管怎樣，他們對我很有禮貌，甚至在桌旁給我留了一個座位。這是隔壁c5監區的「國際人」無法享有的特權。他們的頭兒是個保加利亞人，對墨西哥人欠下了鉅額債務，因此以每個座位100美元，共400美元的價格把他們的桌子賣給了黑人。我有必要儘快搞懂這個地方的規矩。我自以為經歷過懷亞特看守所如同人間地獄般的場景，不知這個改造中心會不會更加可怕。
另外，無論在哪個監獄，都有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這裡度日如年，時長是外面的兩倍甚至三倍。如果我想在兩個月之內回到法國，回家過聖誕節，我就必須加快管轄權移送申請。我以最快的速度聯絡上監獄裡的社工h女士。為了能夠被引渡回法國，我必須首先獲得改造中心的同意，然後才是美國司法部的同意。這看上去不過是一紙申請，然而現實中卻複雜得多。引渡程式又一次擱淺了。
2017年10月28日，h女士要求與我見面：
「非常抱歉，我無法完成您的管轄權移送申請。美國與法國的雙邊協定中規定，提交申請時，您必須至少還有12個月的未執行刑期。」
「我知道。但我被判處30個月有期徒刑，之前已經在監獄裡待了14個月，所以還剩下16個月。」
「不，如果您因為‘表現良好’而獲得減刑，就沒有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不能這麼算。我還沒有因表現良好而減刑，這只是理論上的可能。」
「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我們就是這麼算的。我不能違反這個程式！」
就這樣，我又聽到了這個令人崩潰的詞語——程式！那一刻，我明白，再堅持下去也毫無意義。幸運的是，我聯絡上了駐華盛頓的法國司法聯絡官瑪麗-勞倫斯·納瓦里，她答應為我進行斡旋。2017年11月8日，h女士再次要求見面，這次她的上司j先生也一起來了。
j先生說：「我們上次的計算的確出了點兒錯誤。即使算上因‘表現良好’而獲得的減刑，您的出獄日期也是2018年10月31日。」
「所以，你們會遞交我的管轄權移送申請吧？」
「不，這是不可能的。今天是11月8日，所以您看，已經不到1年時間了。」
「但當我提出申請的時候是符合時限要求的。如果現在不符合，那也是因為你們搞錯了！」
「有可能，但這並不會改變申請結果。」
對牛彈琴。我算是看明白了，如果繼續走這套程式，我根本別想從牢裡出去，這不過是白費力氣罷了。之後我又立刻給法國司法聯絡官納瓦里打電話，她對此也憤憤不平，立刻聯絡了一名美國司法部的工作人員為我主持公道。但是，改造中心的管理人員出於被否決的憤怒，壓著我的申請檔案遲遲不提交，直到12月6日，我的申請才提交到美國司法部。因此，我只能在賓夕法尼亞州和獄友們一起過聖誕節。
但是，至少我知道，納瓦里是支援我的，她很快就到改造中心來探望我。這位司法聯絡官告訴我，法國大使給美國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親自寫了一封信，信中表達了法國政府希望我儘早回國的意願。不過，她也謹慎地提醒我「不要高興得太早」。她解釋說，美國司法部目前正在調查另外幾家法國大公司涉及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案件。因此，巴黎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此外，她告訴我這其中還有委員會的影響。什麼委員會？納瓦里解釋道：「法國國民議會近期剛剛對阿爾斯通展開調查，同時還在全球範圍內調查美國的不當干涉。調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奧利維爾·馬萊克斯打算讓所有證人宣誓做證並接受詢問，其中也包括柏珂龍。」終於來了！3年來我一直為此不懈努力，如今這一調查終於得見天日。同時，我也明白，這對我來說反而是最糟糕的時刻。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司法部不太可能讓我很快回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