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態發展迅速。美國司法部准許我返回法國，但我必須在10月12日（入獄前兩週）返回美國，所以我只有幾天時間安排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裡的事情，這個時間可能比較長，也可能比預期短。在飛往巴黎前，我與法國駐美國紐約副領事傑羅姆·亨利見了一面。當年，他在波士頓任職時，曾經來懷亞特看守所探望我。再次見到我，他很驚訝，他以為我的案子在很久以前就結束了。他坦誠相告：「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案件能在認罪協議簽署後拖4年才判決。這真是不可思議。」值得一提的是，他建議我儘快起草一份管轄權移送申請，爭取在法國而不是美國執行我的刑期。他甚至讓我在他的辦公室填寫必要的檔案，並立即遞交給法國領事館。「法國方面馬上就會同意你的申請，」他說，「另外還需要經過美國司法部的批准，對此，我擔心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但是他很有信心。我滿足引渡所需的條件：我的案件判決具有終局效力（由於簽署認罪協議，我放棄了上訴權），而且我和美國沒有什麼聯絡。他安慰我說：「原則上，美國人沒有任何理由拒絕你的管轄權移送申請。」我希望他是對的。
如果我能在法國服刑，那我肯定會申請假釋。根據我的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和保羅-阿爾伯特·伊文斯的說法，我完全有可能很快就被放出去，即使必須戴上電子手銬。如此一來，我就不必和家人分開。
我該怎麼向加布裡埃拉和拉斐拉解釋呢？我和克拉拉為了這事爭吵不休。最後，我們達成了共識：克拉拉和我會告訴她們，我必須回到美國，在一個「營地」裡待大約6個月，她們沒有辦法來看望我。但我們不會提到「監獄」這個詞。我們決定把實情告訴年齡大一點兒的皮埃爾和蕾婭，以便他們能安慰兩個妹妹，緩和氣氛。這是我面臨過的最糟糕的考驗之一。我笨拙地講述著這個謊言，語言支離破碎，嗓音顫抖著，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和眼淚。這項任務太艱難了。加布裡埃拉號啕大哭，拉斐拉則偏內向一些，她隱藏起自己的情緒，一言不發。加布裡埃拉問了一連串問題：「你會在那裡過聖誕節嗎？明年1月我們過生日的時候你會回來嗎？以後誰送我們上學呢？什麼是營地？是一個夏令營嗎？有各種活動嗎？我們可以網路聊天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去看你？你在那裡有朋友嗎？你現在的工作是什麼？為什麼你以後不能回美國？我喜歡美國人。等我去好萊塢做演員，你會來看我吧？你會來嗎？」不過，對於年紀更大的19歲的哥哥皮埃爾和姐姐蕾婭而言，情況完全不同。
2015年，我曾向他們詳盡講述了我的遭遇。他倆都很聰明，懂的東西比我想象得多。兩個小女兒睡下之後，我們決定和兩個年長的孩子一起觀看講述阿爾斯通出售交易的紀錄片《幻影戰爭》，它在法國國民議會電視臺播出。這部影片沒有在觀眾數量更多的電視臺播放，實在是一件憾事。製作團隊進行了了不起的調查工作，深入分析了美國司法部對阿爾斯通被收購交易一案的影響。他們抨擊了柏珂龍和許多法國政客。根據他們的說法，前總統開辦的律師事務所曾為通用電氣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們清晰地展示出我作為「經濟人質」的命運。對於皮埃爾、蕾婭、克拉拉、朱麗葉特，以及所有看過這部紀錄片的朋友來說——即使他們早已知道我的故事——這部紀錄片都產生了揭露真相的效果。
我也對我的事業做了妥善的安排，以便在我被迫離開的這段時間裡，我一手創立的小公司能夠繼續經營下去。我得到了同事們的理解。在我前往美國之前的兩週內，我還參加了一家cac40指數上市公司的會議，有100多位管理人員出席。在經濟領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理解阿爾斯通事件背後的隱憂。在政治領域也是如此。幾個月前，法國國民議會成立了一個由議員卡利娜·伯格（社會黨）和皮埃爾·勒魯什（共和黨）牽頭的新的工作小組，致力於研究美國法律的域外管轄權。議員們前往美國，會見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並對美國法律域外管轄權的範圍之廣感到萬分震驚。「一家公司只要有一根腳指頭踏入美國境內，就會處於美國司法的管轄之下。」卡利娜·伯格憤怒地說。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當局在法國議員面前直言不諱地承認，他們會毫不手軟地使用美國國家安全域效能夠動用的所有手段進行調查。在美國，國家安全域性是一個負責進行所有竊聽和電子監控活動的機構。最後，議員們除了列出根據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被定罪的企業，還整理了因違犯禁運和反洗錢法而被處以重罰的公司名單：前15家公司中，有14家都是歐洲公司！sup/sup只有1家是美國公司——摩根大通。這兩週內，我還分別會見了兩位前部長。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擔心我的人身安全，甚至建議我不要回美國。他們害怕我在監獄裡遭遇什麼不測。我覺得他們說得有些誇張，這又不是詹姆斯·邦德的電影，至少我希望不是。然而，這樣的警告出自前任政府官員之口，著實令人憂心忡忡。無論如何，他們向我承諾，他們會協調法國外交部儘快安排我的引渡事宜。其中一個會向馬克龍的外事顧問——菲利普·埃蒂安——遞一張便條，詳細描述我目前的狀況。
距離我動身去美國的日子越來越近。除了家人，我還和過去幾年始終支援我的朋友們一一道別。我的朋友安託萬和萊拉來探訪過我幾次，迪迪爾和他的妻子亞歷山德拉每次都為我打氣，精通多國語言的出庭翻譯德尼茲在所有的司法程式中堅持不懈地幫助我，萊斯莉、亞歷山大、皮埃爾、埃裡克、克勞德、克萊爾等都給予我莫大的幫助。登機前，我還發生了一點兒小波折。我的特別簽證和說明函似乎不足以令我順利過關，其他人都上了飛機，安檢員還扣留著我，不讓我離開。他收到指令，要求他撥打美國的一個特殊號碼。凌晨5點，他嘗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最後他的上級領導花了近1個小時才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抵達肯尼迪機場時已經是晚上11點，而第二天我必須去見哈特福德法院的一位緩刑監督官，他會告訴我要去哪個監獄服刑。2017年10月23日，我得到了他的答覆：我會被關押在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
我立刻開始在網上搜尋。結果令人不安：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位於賓夕法尼亞州中部海拔1000多米的沙漠高原上，被巨型鐵絲網層層包圍。但幸運的是，我在懷亞特看守所的一個獄友——「運輸機」非常瞭解那個地方。他在那裡度過了最後兩年刑期。他會把我要去那裡的訊息告訴他的老夥計們，這樣，我就相當於被「特殊關照」，不必擔心自己的安全。在監獄裡，「名聲」是最重要的，遠比在外面重要。
2017年10月26日上午，我從斯泰特科利奇叫了一輛計程車。就在前一天，我剛剛乘飛機抵達哈特福德。當我們穿過廣闊的森林時，司機迷了路，雖然車上有全球定位系統導航，但是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改造中心。最後，我們終於到了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的停車場。司機和氣地問應該幾點鐘來接我。我記下了他的電話號碼，然後對他說：「等出獄之後，我才能給你打電話……」
參見《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