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說一次,」柏珂龍堅持道,「美國司法部的案件調查和阿爾斯通出售業務的決定完全沒有關係!」
他有些惱火地提道,通用電氣會支付123.5億歐元,因此「阿爾斯通軌道交通部門可以清償所有的債務」。最後,在來自全國的議員面前,柏珂龍玩起了「愛國人士」的把戲:
「我是法國擇優選拔人才體制的產物。藉此機會,我想說,我的父母都是移民。自從在阿爾斯通任職後,我在法國創造了將近1.5萬個就業崗位,對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每個人都必須為法國就業做出一份貢獻。我已經努力做出了微薄的貢獻。」
隨後,他用誇誇其談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講話:
「我再說一次,我為這次交易感到驕傲。對此,你可以去問全世界的記者,在任何地方進行一切你們想要的調查,但推動這個專案決策的一切因素皆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其他一切說法都是對我的侮辱和誹謗,沒有一句是事實。這就是我想告訴各位的,雖然我沒有宣誓,但我是看著你們的眼睛說的。」
柏珂龍離開了議會的半圓形會場。
我不知道僅憑他的眼神是否足以說服各位議員。但是,在他發言後的一個小時裡,「噓」聲一刻不停地傳入他耳中,而且不是一星半點兒。時任法國經濟部長的馬克龍在接受委員會質詢時,直接指控柏珂龍犯有叛國罪:
「國家已對阿爾斯通的未來進行了戰略性的反思,並表現出與阿爾斯通公司管理層和股東合作的決心,然而阿爾斯通卻揹著國傢俬下開展了一系列對我們的戰略利益並無裨益的行動。我再次重申:擺在我們所有人面前的是既成事實。」
而且,馬克龍稱,執行長的不忠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後果,「那時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了」,因而無法回絕通用電氣的報價。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也不太可能像蒙特伯格提議的那樣,尋求與西門子等歐洲大型集團結盟。馬克龍再次重申:「當時如果再拖延下去,就會演變成巨大的行業災難。」總之,厚顏無恥的執行長快速說服了法國政府,之後局面再也無法逆轉。或許這是真的,但至少我覺得,這種解釋太具戲劇性。僅憑一個執行長的兩面派手法,竟使法國政府束手無策?即使往小處說,這也足夠令人不安。馬克龍的下一場聽證會則更加可悲。國會議員法斯奎爾就阿爾斯通的行賄案件對他進行了詢問,我本以為馬克龍的發言只會透露一些關鍵資訊,但他卻爆料了一條真正的獨家訊息,對此我萬萬沒有想到:
「在美國司法部的調查過程中,我直接向柏珂龍先生提出過這個問題。事實上,就個人而言,我認為美國的調查和柏珂龍先生的出售決策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但我們沒有證據。柏珂龍先生向我保證,美國的司法程式對他沒有任何影響。法斯奎爾先生,針對您的某些問詢,我不能說我的內心確信和您完全不同,但我必須重申一點,我們沒有證據能夠證實這種想法。」
他的發言令我愕然。也就是說,馬克龍「內心確信」的是,那些法律訴訟正是出售阿爾斯通業務的原因。但他根本無法證明這一點。如果連法國經濟部長都找不到證據,那麼誰還能找到呢?無論如何,2014年底我曾多次拜訪他,並向負責經濟情報的小組做了「簡要報告」。經濟情報小組的部際代表克勞德·雷維爾能夠直接向總理彙報,他也知道這件事,並且曾經嘗試發出警告,但是徒勞無益。如果法國政府知道這次出售的底細,那為什麼不禁止它呢?或者至少拖延一些時間,使交易的真相能夠早日大白於天下。馬克龍為什麼徹底拋棄了蒙特伯格?蒙特伯格是唯一反對這次法國工業自殺式交易的人。馬修·阿倫曾試圖尋找答案,但馬克龍的辦公室人員不願意回覆他,時任財政部長米歇爾·薩潘則小心翼翼,不置可否。只有蒙特伯格願意回顧這段不光彩的小插曲。他的解釋很簡單,也許過於簡單:
「因為他們害怕美國。他們認為美國太強大。」事後,他在2016年6月接受馬修的採訪時如此解釋。
現在輪到工會向經濟事務委員會說明此次出售的情況了。在這次發言前,他們似乎從未表現出不滿。因此,柏珂龍有理由認為,工會是站在他這一邊的。但是2015年3月10日,阿爾斯通的另一個「傳說」破滅了。
「我認為這個專案談不上什麼結盟,純粹是一次收購。」法國勞工民主聯盟副協調員洛朗·德喬治如此譴責道,他擔心這次出售的社會後果。當然,通用電氣致力於創造1000個新的就業崗位,但這肯定不足以抵消之後6年裡所有裁員的影響。
來自法國總工會的代表克里斯蒂安·加尼耶的說法和他相差無幾:
「把能源部門出售給通用電氣的交易,準確地說應該是廉價大甩賣。其中根本沒有什麼行業戰略可言。這就是一次博弈之後的金融交易。這是我斟酌措辭之後的結論。」
最後輪到樊尚·尤伊維亞克發言,他是阿爾斯通集團瓦朗謝訥交通部門的員工,作為工會的代表。他說:「顯然,美國的法律訴訟對於阿爾斯通某些領匯出售公司的決定起了作用。有一個高度保密的小圈子,正是他們決定把我們的能源業務出售給通用電氣。」
面對雪崩般的批評之聲,議員們一致決定再舉行一次針對柏珂龍的聽證會,對委員會來說,這一決定實屬罕見。然而,2015年4月1日舉行的聽證會並沒有任何新鮮話題,除了一件事:董事會授予柏珂龍的獎金創了歷史紀錄。這一次,法斯奎爾議員繼續打頭陣,出言抨擊:
「在之前的聽證會上,您曾提到,董事會認為與通用電氣達成協議理應授予您一筆獎金,並且決定向您額外發放400萬歐元獎金。我對董事會的這一決策並不贊同。經濟部長馬克龍先生也認為這筆獎金‘違背了大公司理應具備的道德原則,應當採取其他措施’。您會像其他商業界領袖一樣,放棄這筆被部長認定為不合理的獎金嗎?」
我絕不會忘記,柏珂龍的回答竟如此厚顏無恥,令人難以置信:
「我無意放棄這400萬歐元的獎金。如果放棄,這對法國納稅人來說會是個壞訊息,畢竟這筆錢中相當一部分最終都會回到納稅人身上。作為納稅人共同利益的代表,您應當為此感到開心。」
柏珂龍(2015年底離開阿爾斯通)的入賬其實遠遠不止400萬歐元。在他為公司工作的最後一年裡(2015—2016財年),董事會實際上為他發放了226萬歐元的薪水(包括固定工資和浮動工資)。這筆收入本身就已相當可觀,再加上獎金(445萬歐元)和退休補貼——阿爾斯通已經向安盛保險集團支付了540萬歐元,以便每年向柏珂龍發放28.5萬歐元的年金。因此,根據估算,執行長離開公司時可以帶走超過1200萬歐元。sup/sup這種行為卑鄙無恥。考慮到柏珂龍採取的策略(兩年多的時間內始終拒絕與美國司法部談判),他其實正是導致阿爾斯通解體的罪魁禍首。更不用說,他還將一些高層管理人員置於危險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我。
比起柏珂龍,某些其他公司的領導更懂得保護自己的員工。我們在塔拉罕專案中的日本合作伙伴丸紅株式會社同樣遭到了起訴,同樣達成了認罪協議(丸紅株式會社被處以8800萬美元罰款),但其沒有僱員遭到逮捕,更不用提被羈押了。針對丸紅株式會社和阿爾斯通的指控完全相同,因為我們當時成立了一個50∶50聯營企業,對半出資共同聘請了兩位中間人。但事發後,日本人選擇馬上認罪,並立即簽署認罪協議。他們的策略可以概括為:「啊!我們被抓了個正著。好吧,我們願意認錯,也會乖乖出錢,但不會開門讓你們的人來調查我們在全球的各項業務,避免在其他專案上也被定罪。」通過這一策略,他們很快就減少了財務和人力方面的損失。柏珂龍採取的災難性戰略則恰好相反。但是同樣應當看到,美國司法部對丸紅株式會社採取的寬大處理方式並不尋常,或許它是不想讓調查太過深入。對於許多在非洲、亞洲等腐敗情況嚴重的地區經營的美國公司而言,丸紅株式會社是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此外,丸紅株式會社經常與通用電氣並肩作戰,在發電廠及醫療裝置市場上與其他對手競爭。
2016年7月,阿爾斯通股東大會曾對柏珂龍的薪酬提出異議。超過60%的股東表示反對,董事會隨即宣佈將重新考慮柏珂龍的薪酬問題。但是,2016年11月,董事會宣佈發放獎金的決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