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進行的談判已經塵埃落定，通用電氣贏了，它將在一週內與阿爾斯通簽署協議。與此同時，檢察官諾維克知會斯坦，可以提交一份釋放我的動議。2014年6月11日，在經歷了424天的羈押後，我終於要重獲自由。明天便是我的自由之日。
我在懷亞特看守所的最後一段時間，一切如常。早上6點50分，我起床吃早飯，然後和亞歷克斯在食堂的地上鋪一塊毛巾做運動，再跟隨人群在幾十平方米的院子裡快走一個小時。這個院子就是監獄中的監獄，完全封閉，上方裝有全覆蓋的頂棚。時至今日，我已在氖燈昏暗光線的持續照射下生活了250天。遭受如此的懲罰，被關進這樣一個暗無天日的監區，並非因為我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我運氣不好。我和其他囚犯的待遇一樣，沒有更好，也沒有更糟，我像其他人一樣遭受著懲罰。無論一個人犯了什麼罪，都不該被剝奪呼吸新鮮空氣和享受陽光的權利，不該受到如此惡劣的對待。這種日子使人發狂，使人墮落。有時因為「預算緊張」，我們連院子都不能去，這所資本主義的監獄對利益的追逐，是以侵犯基本人權為代價的，這可真令人憤怒和鄙視。然而，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充分利用監獄的設施、關押更多的犯人、牟取利益最大化，也是要讓犯人心理崩潰，以便儘快認罪，這樣就能給美國司法部儘可能地減少案件開銷，進一步改善它假大空式的統計資料（98.5%的結案率）。
離被釋放還有幾個小時，我大步快走著，以此發洩對懷亞特看守所和美國司法體系的怒火和仇恨。我感覺身體已被掏空，有些疲憊，彷彿我的身體對未來生活的改變已經做出了反應。我碰見了一個獄友——阿爾巴尼亞人提卡，他在普羅維登斯醫院待了4天后剛回到囚室。外科醫生從他的喉嚨裡取出了一個7釐米大的囊腫，這個嚇人的東西早就該被取出來了，但他被迫熬了漫長的3個月才獲得監獄方同意，被送往醫院治療。我眼看著他的病情日益嚴重，他的囊腫不停地增大，漸漸堵塞了食道。他無法吃固體食物，否則就會窒息。自2月以來，他只能吃些流食。他不能正常呼吸，晚上睡眠也不好。他填完了成堆的申請檔案，才被批准到獄外就醫。如今，他脖子上有一個巨大的疤痕，很像弗蘭肯斯坦創造出的那個怪人。他一連幾天都不能轉動頭部，但他依然對手術進行得還算順利感到高興。醫生說從他喉部取出了一塊「黑布丁」一樣的息肉。這個外科醫生對提卡延誤治療導致病情急劇惡化感到極為震驚。懷亞特看守所管理層的這種危險且罪惡的草菅人命的態度，讓我也深受其害。在「準備行裝」的時候，我又想到了看守所裡的幾個難兄難弟。一位65歲的印度裔囚犯印第亞就沒有這麼幸運，他因被延誤治療，於1個月前去世。基德因參與一起毒品交易案，檢察官在第一次和他談判時要關他15年，他無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上吊自殺了。他才24歲，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與我同室7個月的獄友馬克，2017年12月被審判之前已經在懷亞特看守所待了5年。他本來計劃在聖誕節與家人團聚，但是在審判開始的15天前，檢察官突然說，他的詐騙罪比最初認定的更嚴重，於是馬克又被判了25年監禁！鮑勃結婚40年，他的妻子於一個月前去世。看守所管理層不肯押他去參加在波士頓舉行的妻子的葬禮，只跟他說可以讓靈車停在懷亞特看守所的院子裡讓他悼念妻子，他拒絕了這個提議。
然而，我還是對自己說，能活著走出懷亞特看守所是幸運的，我期待著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回從前正常的生活。
再過一會兒，我就要和我在看守所中共度一年的最忠實的獄友彼得、亞歷克斯和傑克說再見了。我們是看守所中少數的「白領犯人」——700個犯人中不超過10個。
彼得隱約預感到自己即將被釋放，他被羈押在懷亞特3年多。被捕之前，他是替黑手黨從紐約到拉斯維加斯一箱一箱運輸現金的「運輸機」。
傑克也將獲得保釋。原本他是美國新聞的頭版人物，記者們甚至給他起了個「小麥道夫」的諢名。這個62歲的金融從業者設計了一起龐氏騙局詐騙美國投資者。他和美國司法部達成了協議，最後只被判了七年半。
而他的下線亞歷克斯的情況則恰恰相反。亞歷克斯拒不認罪，他要和這個體制抗爭，要扛到最終審判。或許這是個致命的錯誤，因為這可能使他比傑克判得還要重。在我眼中，這又是一個新的證據，說明整個刑法體系就是一場「俄羅斯輪盤賭」。亞歷克斯只能焦躁地等待審判。在我被羈押期間，我與他的關係最親近。在定居美國前，他曾在馬賽讀商科，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他50多歲，性格開朗，十分虔誠，即使在牢房中也積極樂觀。我在懷亞特看守所度過的14個月中，亞歷克斯一直給我加油打氣。他會是我一生的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