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阿爾斯通被收購的訊息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傳到我這裡的時候只剩下一絲漣漪。我非常擔心阿爾斯通被收購會給我的案子帶來不利影響。我打電話給克拉拉、妹妹朱麗葉特、妹夫弗朗索瓦。他們都清楚柏珂龍此舉是為了擺脫美國司法部為他設定的陷阱。我的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法國駐波士頓領事館的傑羅姆·亨利也持同樣的看法。大家一起幫我考慮下一步該如何應對。也許現在法國外交部終於可以採取行動了。我給愛麗捨宮、總理府和法國外交部各寄了一封信。因為我確信柏珂龍不會為我做任何事，所以我天真地希望外交干預可以幫助我離開這裡。歐巴馬總統即將前往法國慶祝諾曼底登陸70週年，這也許是奧朗德總統2月訪問美國後的一個新機遇。
同時，我決定跟我的兩位律師開誠佈公地談一次。在檢視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已經成為我床頭隨時翻閱的材料）的判例時，我對一個關於通用電氣的細節記憶猶新。當我埋頭重新閱讀我的筆記時，真相一下子出現在我眼前：阿爾斯通是第五家在被通用電氣收購的同時，也被美國司法部指控腐敗的公司！之後我將這一發現告訴了記者，《費加羅報》在2014年12月22日確認並公佈了這個事實。
我最後甚至猜想，是不是通用電氣將阿爾斯通慣用做法的資訊提供給美國司法部的。司法調查是由競爭對手引發的，這肯定不是第一次。或者通用電氣只是抓住了時機，趁阿爾斯通處於不利局面，特別是在柏珂龍受到起訴威脅的時刻坐收漁利。但經濟戰是殘酷的，我並不關心這些下作的手段。我現在想要做的，就是向我的兩名律師表明我不會輕易上當受騙，然後和他們一起討論，面對這種新局面，我們如何從中受益。我知道，斯坦作為前檢察官，與他在美國司法部的許多同事保持著聯絡。我首先想到的是美國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他以前在康涅狄格州任職時，斯坦與他直接合作過。我希望斯坦當面向他打聽一下，或至少問一下他的助理。
「斯坦，你非常清楚柏珂龍把阿爾斯通賣給通用電氣是為了避免自己被起訴，所以你得向美國司法部打探情報。」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冷冷地回答我。
「這是為什麼？在我看來你跟他們很熟。」
「的確如此，」莉茲承認，「但您的請求是在侮辱人。如果答應了您的請求，美國司法部的檢察官就變成了通用電氣的幫兇！您不會質疑美國司法的獨立性吧？」
「當然是！而且強烈質疑！」
我在漫長的研究過程中，仔細審查各個公司和美國司法部簽訂的所有協議之後，我確信有些案子明顯受到了政治壓力的影響。我把這些有疑點的案子都仔細地標註出來。現在我怒氣衝衝地給我的律師宣讀這份名單：
「以英國軍工企業英國航空航天系統公司為例，該公司被控在與沙烏地阿拉伯簽訂的一份武器銷售合同中行賄。在時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干預後，英國航空航天系統公司只承認犯了一個小小的‘過失’。sup/sup最終它無須承認行賄，從而將罰款減少到4億美元，實際上，它面臨的懲罰絕不止這個數字。此外，在這次政治干預後，英國航空航天系統公司的所有高管都高枕無憂。接下來說說輕武器展銷會的醜聞，22名美國軍工企業的負責人被起訴，之後卻杳無音信。後來該訴訟程式居然奇蹟般地被取消了。還有，在墨卡託的案子裡，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的中間人向相關官員及其家人行賄，以獲得哈薩克石油與天然氣田的特許開採權。這次賄賂行為被證實後，該石油公司沒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責任。只能說整個運作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進行的。通用電氣就更不用說了。斯坦，你怎麼解釋？儘管內部舉報人多次發出警告，揭露通用電氣在伊拉克和巴西的腐敗事實，但直到現在，每一次通用電氣都能全身而退，它甚至都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擔憂。sup/sup最後，你分析過美國司法部罰得最重的10家公司嗎？10家中有8家是外國公司，只有兩家是美國公司。而且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啟用的近40年中，美國聯邦調查局卻從未發現通用動力或者雪佛龍等美國大公司的腐敗證據。相反，在過去10年裡，美國聯邦調查局盯上了挪威國家石油、義大利埃尼、法國道達爾等企業。所以，我對美國的司法公正性表示懷疑，甚至不僅僅是懷疑。」
「這些與您的案子沒有任何可比性。」莉茲一本正經地說。
她一下子把我惹火了，於是我當場發火：
「你倆不要再把我當傻子了，不要告訴我美國的司法是無可詬病的，不要……」
「我們都明白，」斯坦小聲地說道，「但是請您不要發火！美國的司法當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經過一年多的拘禁，顯然您還是什麼都不懂。審理您案子的法官不在乎美國司法部與柏珂龍之間是否達成協議。他只會聽取一樣東西，那就是檢察官的公訴內容。」
「所以他並不在乎涉案企業的最高負責人將要逃脫法網！所以他不在乎只追究小職員的法律責任！」
「是的，弗雷德里克，他完全不在乎。」
「那我告訴你，如果美國司法部包庇阿爾斯通的領導層，卻給我定罪，這就意味著你們的法官就是一個黑社會團伙！」
「您還是一直不願意明白，系統當然不是公平的！但您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接受。關鍵是要想清楚，您是想在監獄裡關上10年，還是想要結束眼前被羈押的生活。」
我和斯坦與莉茲的對話氣氛從未如此緊張過。我感覺自己像撞到了一堵牆上，我拼命地想要撞穿它。
「斯坦，我不在乎那討厭的系統，我已經受夠了。我會給你寫一封函件，正式要求你去華盛頓，向美國司法部的最高層詢問他們與柏珂龍簽訂豁免協議的情況。如果你不想做這件事，那麼隨便你，但你得給我書面答覆。這樣，我就有你拒絕的證明。」
斯坦氣得臉色發白，他在沉默了30秒後同意了。
「我會把您的問題傳達給他們的，但您要知道，這完全無濟於事。這是一個既愚蠢又沒用的行為。」
我們的談話結束了。本來應該有1小時左右的會面時間，但我們已經沒有必要繼續談下去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而且緊張的氣氛也讓我們的對話無法進行下去。但我們還是約定1周後再聯絡。
就在離開前，他們又向我透露了最後一個資訊。阿爾斯通亞洲區高階副總裁霍斯金斯在去得克薩斯州探望他兒子的路上被捕了。這次逮捕發生在2014年4月23日，就在阿爾斯通與通用電氣宣佈達成交易的前一天，甚至就是柏珂龍在芝加哥談判的當天！這是在明確地提醒我的前老闆，在他身上會發生什麼，因為他當時就在美國的領土上。就在1年前，美國司法部同樣在凱斯·卡爾來華盛頓的前一天逮捕了我。這一系列的巧合太奇怪了。除非如我確信的那樣，這確實是事先設計好的行動。
「斯坦，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改變了主意。在6個月的監禁後，他們不想釋放我。他們知道阿爾斯通正在和通用電氣談判。他們害怕我把訊息洩露給記者，或是害怕我通知法國政府，不是嗎？」
「可能吧。」斯坦含糊其詞地回答道。
「既然現在這些都被公開了，阿爾斯通和通用電氣收購協議的談判也結束了，你去問他們打算什麼時候批准我的保釋申請。他們不可能永遠關著我。自1977年美國《反海外腐敗法》頒佈以來，對沒有個人受益的案例，從來不曾判過1年以上監禁。而我已經在這兒被關超過1年了。」
「我會問的。」他簡單明瞭地回答我。
忘記向美國外交部申報存在中間人。
參見《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