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斯通將全部能源業務出售給通用電氣。當然，它並不是隨意轉售給其他工業集團的。正如我在22年職業生涯中瞭解的，通用電氣不僅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還體現了美國至高無上的權力。2014年，通用電氣位列全球第六大公司，業務幾乎涉及所有戰略領域：電力、天然氣、石油、醫療裝置、航空和運輸。它也生產家用電器：冰箱、烤箱、爐灶、洗碗機、熱水器。2013年以前，它一直持有美國三大商業廣播電視公司之一的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股權。此外，通用電氣旗下的金融子公司，即通用電氣金融服務公司是全球領先的金融機構之一。這家子公司受到2008年次貸危機的衝擊，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大規模干預（注資1390億美元），它不但會倒閉，還會連累母公司通用電氣。與福特、通用汽車和沃爾瑪一樣，通用電氣的產品幾乎在美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席之地，它屬於「美國國寶」。
2014年春天，出現了一位對華盛頓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就是傑夫·伊梅爾特。13年前，就在發生「9·11」事件4天前，他接管了通用電氣公司。通用電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父親和他的妻子是通用電氣的老員工，他自己也在通用電氣工作了近40年。伊梅爾特是一位厲害的談判專家，是共和黨強硬派，與歐巴馬關係密切。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任命他為就業與競爭力委員會主席。賦予他的使命就是，重建美國經濟。這位大老闆全身心地投入到使命之中，始終遵循著一個原則：生意就是生意。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說道：「商場如戰場。如果你想在這裡尋找愛的痕跡，坦白地說，你還不如買條狗。」
做生意可以，但不能不計代價。我在閱讀法律檔案的過程中發現，20世紀90年代初，通用電氣因挪用與以色列簽訂的某份軍購協議的利潤餘額而被處以6900萬美元的罰款。這項處罰對公司內部來說是個巨大的衝擊。通用電氣的管理者隨後清理了他們的團隊，並在那時通過了嚴格的「道德憲章」（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在這方面，通用電氣的副總裁本·海內曼相比公司其他管理者更勝一籌。直到21世紀初，他一直負責公司合規業務，被美國律師協會的同行盛讚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法律專家之一。在他的領導下，通用電氣贏得了「白衣騎士」的美譽，並與美國司法部反腐敗部門建立了密切的聯絡。通用電氣通常會向轉行困難的檢察官提供合規部的管理職位。截至2014年，已經有15位檢察官在那裡開始第二段職業生涯。從2000年開始，通用電氣也認識到受腐敗案牽連的公司管理層是理想的「獵物」。通用電氣毫不猶豫地提出收購這些公司的想法，並以承諾幫助管理層同美國司法部談判為誘餌。正如我向斯坦指出的，通用電氣在10年內通過這種方式收購了4家公司。阿爾斯通是其「獵物」計劃中的第五個，也遠不是最大的一個。2004年，通用電氣吞併了美國公司鷹視技術。這家公司被指控在向菲律賓和泰國等國的機場提供爆炸物探測器的專案中行賄，在通用電氣與美國司法部的密切配合下，最後達成了一項終止起訴的協議。sup/sup
我還注意到，在電力生產方面，幾乎通用電氣的所有國際競爭對手都曾經被美國司法部起訴，並被迫支付鉅額罰款：2010年abb公司被罰5800萬美元；2008年德國西門子被罰8億美元，8名工作人員被起訴，包括1名執行委員會成員；日本日立公司被罰1900萬美元。現在輪到阿爾斯通被罰。與此相反，在這個領域裡，那些將通用電氣的電力裝置加入供貨方案的美國大型電力供貨商，從來沒有一家因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而被美國司法部盯上。例如，柏克德公司（承攬過建造美國駐外使館的專案）、博萊克威奇公司、福陸公司、石偉公司、薩金倫迪公司，以及兩家鍋爐製造商——福斯特惠勒公司（業務甚至涉及石油領域）與巴威公司。然而，這些公司都在同一個國際市場上競標，參加燃氣、燃煤、核能和風力發電站等各類設施建設。在這些廝殺激烈的競爭性專案中，如果從未用過中間人服務，那麼它們是如何殺出重圍的？
這些公司確實得到了美國的外交支援。例如，2010年，通用電氣與伊拉克政府在場外達成協議（沒有經過真正的招標程式），以完全不符合市場行情的條件，向其出售價值30億美元的燃氣汽輪機。更令人驚訝的是，當時伊拉克根本沒有能力建造發電廠，因此巴格達雖然採購了十幾臺燃氣汽輪機，但是卻不知道用它們來幹什麼。直到今天，都沒有人敢說「不」字。通用電氣有時也會作為分包商向工程承包商供貨。它向負責一攬子交貨的電站總包商提供燃氣汽輪機，當然是總包商負責給中間人付酬勞。在這個「遊戲」中，通用電氣在亞洲市場上的首選合作伙伴是韓國和日本的一些大型貿易公司（商社），這些公司也從不擔心會被美國司法部盯上。
2014年春天，通用電氣表現得像是反腐敗鬥爭中的無差別級冠軍，又像溝通方面的「藝術家」。雖然它提出的收購條件明顯不公平，但在柏珂龍的支援下，通用電氣的執行長對外界宣稱（應該是說給他們自己的聽眾的）他們的提議「對阿爾斯通來說是最佳解決方案」。
為了證明這一點，傑夫·伊梅爾特提出了兩個論據。首先，通用電氣在法國並非無所作為。該公司從20世紀60年代末入駐法國以來，目前在法國境內僱用了10000名員工。其次，阿爾斯通與通用電氣「淵源頗深」。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兩家公司的關係遠非伊梅爾特想讓我們相信的那般美好。我和大部分阿爾斯通員工一樣，始終記得貝爾福事件。通用電氣向我們出售了燃氣汽輪機的專利後，在商業條款方面的態度開始變得非常強硬，不再同意向我們轉讓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新產品，這導致我們手裡的專利成了一堆過時的廢紙。因此，1999年，阿爾斯通不得不把自己的燃氣汽輪機業務轉賣給通用電氣（包括標誌性的貝爾福工廠及其所有員工）。
不管怎樣，通用電氣在法國待了幾十年後，已經摸透了這個國家，瞭解了法國的經濟結構、法國的每週35小時工作制、法國的文化，特別是法國的政治網路，而且通用電氣的管理者都是遊說大師。
2006年，傑夫·伊梅爾特招募了一位既有魅力又有才華的大使：克拉拉·蓋馬爾。她被任命為通用電氣法國公司總裁，2009年升任通用電氣國際副總裁。她在巴黎左右逢源，擁有極廣的人脈。身為「婦女論壇」主席，2011年《福布斯》雜誌釋出的全球最具影響力女性中，她排名第30位。這位畢業於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時尚優雅的女士，無論是在部長辦公室接受召見，還是在攝影棚內錄製電視節目，都遊刃有餘。
2014年春天，她通過外交手段迅速化解了爆發在通用電氣與法國政府之間的危機。但蒙特伯格仍然非常生氣，在部長辦公室向柏珂龍下了最後通牒。2014年4月29日，也就是在3天后的法國國民議會上，他重述了一遍那4個論點，提出了一個有力的指控。「自2月以來，」他談道，「我就一直在詢問柏珂龍，我們這家龍頭企業的執行長，而且我的問話是正式、鄭重和嚴肅的，他一直說他沒有任何聯盟的計劃！」部長最後說道：「難道要經濟部長在他的辦公室裡安裝測謊儀嗎？」早些時候，蒙特伯格還在rtl電視臺批評柏珂龍：「他平時總是要求部長給企業提供幫助，而自己卻秘密進行交易，還忘記打電話告知部長，這是一種缺失國家道義的行為。」蒙特伯格並不滿足於僅僅喊一喊口號，他開始採取行動。首先，他禮貌但堅決地回絕了與剛到法國準備簽署協議的伊梅爾特的會面。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是不會接見伊梅爾特的。但是，他向伊梅爾特轉交了一封信並提醒他，在法國，「能源部門的收購專案，特別是核能，都需要經過法國政府的批准」。他還向阿爾斯通的董事們發出了警告。「大家當心，」他通知他們，「這次出售可能違反證券交易所的規定。」
實際上，這一切都只是虛張聲勢。蒙特伯格試圖先給自己爭取一點時間。他想在正式組織工業與司法領域的力量進行雙重反擊之前，先讓自己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鬥爭。在司法方面，他確信美國人正在勒索阿爾斯通，但他沒有可以放到奧朗德辦公桌上的切實證據。所以，他轉而尋求法國對外安全總局的幫助。然而，該機構卻拒絕為他提供服務，他只好自己去尋找證據。蒙特伯格在工業部緊急成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專案組，挑選了4名顧問，給他們安排了深入挖掘通用電氣與阿爾斯通合作底細的任務。這「4個火槍手」迅速掌握了美國訴訟程式的詳細情況，並且一路追根究底查到我的案子。那時，他們甚至試圖與我建立聯絡。
專案組的一個顧問直接打電話給在新加坡的克拉拉。克拉拉表達了她的驚訝之情。畢竟1年前我被捕時，法國政府沒有出面干涉。克拉拉非常懷疑對方的身份，在她看來，這名部長的顧問太年輕，她甚至在某個瞬間認為他可能是個冒名頂替者。克拉拉要求他通過工業部的郵箱給她發一封郵件，以確認他的身份。這名顧問給克拉拉傳送了郵件，但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對我而言，我應思考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所有的通話內容和在探視廳的對話都會被記錄下來，併傳送給檢察官。唯一不會被監督的自由交談時刻，就是我和我的律師見面的時候。但由於我懷疑斯坦的可靠性，所以我很難對他推心置腹。幸運的是，我的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在美國待了一個星期，並來羅得島州的懷亞特看守所與我見了一面。他的探視讓我欣喜若狂，因為這是我1年多來首次可以跟一個人坦誠相待、暢所欲言。我們在一起待了6個多小時。我的妹妹朱麗葉特此前把情況都告訴了他，我終於明白之前我和家人的通話中出現的許多暗示指的是什麼了。至於蒙特伯格的顧問試圖與我取得聯絡這件事，我一時左右為難。當然，我內心深處希望幫助他揭發真相，但是我的家人和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都表示反對。我在一座戒備森嚴的看守所被關了1年，被美國司法部當作「人質」以逼迫阿爾斯通合作，我還可能面臨10年的監禁。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司法部得知（他們一定會知道，因為馬庫斯認為我的家人和他本人極有可能都已經被監聽）我間接幫助蒙特伯格阻止通用電氣的收購計劃，可能會在美國被監禁更長時間。所以我只能不情願地讓克拉拉與蒙特伯格的顧問保持距離，並且不要回復部長辦公室的邀請。
無論如何，蒙特伯格主要是在工業經濟領域發起反攻。為了推遲通用電氣的收購，他轉而聯絡阿爾斯通的另一大競爭對手——西門子。西門子很快回應了他的請求。
西門子執行長喬·凱颯在其轉交給法國財政部的意向書中提議，由西門子接管阿爾斯通的能源部門。作為交換，西門子將其大部分的鐵路業務出售給阿爾斯通，包括其高速列車ice（以及54億歐元的訂單）和機車業務。據這位德國富商稱，他的提議是「建立兩個歐洲巨人絕無僅有的機會：法國成為運輸業巨頭，而德國則成為能源業巨頭」。凱颯承諾在3年之內都不會裁員，還說準備把核能業務交還給阿爾斯通，以「使法國的利益得到安全的保障」。由於這個提議相當有分量，蒙特伯格成功地使阿爾斯通董事會推遲了向通用電氣出售股權的決定。他初戰告捷。原本想在72小時內秘密完成收購的柏珂龍，不得不重新考慮新的策略。
但是在政治方面，剛剛擁有主動權的蒙特伯格卻失去了對事態的控制權。時任法國總統將這項收購案接了過來，他與曼努埃爾·瓦爾斯，以及其他與此項收購案有關的部長緊急成立了一個小型委員會。奧朗德也想給自己爭取一點時間，他不信任這位做事張揚的部長。因為這位部長有一個讓人惱火的習慣——不喜歡與領導充分溝通就擅作主張。2012年11月，蒙特伯格在印度鋼鐵企業阿塞洛米塔爾事件上擅自放出狠話：「阿塞洛米塔爾可以撤出法國了。」這令奧朗德無法忍受。這些心血來潮的話取悅了左翼社會黨，但是也激怒了愛麗捨宮。愛麗捨宮決定任命一名談判代表——大衛·阿澤馬，法國國家股份代理機構的主管。雖然法國政府不再是阿爾斯通的股東，但這並無大礙，畢竟維護國家的戰略利益迫在眉睫。阿澤馬擁有良好的個人形象：他是高階公務員、左派人士，也與企業關係融洽。他直接受蒙特伯格領導，但他同樣需要向馬克龍彙報工作。
2014年4月底到5月初，在懷亞特看守所，我試圖通過每天早上收看幾分鐘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新聞，來關注這場涉及眾多政治家與企業家的事件。但是美國人對這件事的關注程度遠低於法國人，所以我不得不等著克拉拉幾乎每天寄來的剪報。
5月初，我給莉茲打電話，想了解斯坦是否按照承諾與美國司法部取得了聯絡。她告訴我，她的老闆只是簡單地口頭詢問了他以前在檢察院的熟人。根據這條訊息，她向我保證美國司法部沒有和柏珂龍達成任何協議。當然，我的律師無法保留關於這場非正式「談話」的任何證據。總之，斯坦繼續把我當傻子。然而，自霍斯金斯在2013年7月被起訴，至今已經有10個月，顯然，美國人的調查在公司的某個層面戛然而止，他們不再需要順藤摸瓜去追究柏珂龍。這本來是事實，但他們卻認為我在錯誤解讀。我再次要求莉茲白紙黑字地寫給檢察官，同時要求檢察官書面回信確認，他們與柏珂龍沒有達成任何形式的交易。他們從一開始就欺騙我，我希望能掌握一件物證。
「坦率地講，我不建議您這麼做，」我的律師對我說，「我認為檢察官現在已經準備好審查您的保釋申請。他們剛同意釋放霍斯金斯。」
「那對他來說更好。但我仍然對美國司法部區別對待我與霍斯金斯感到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