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身材魁梧，只有一條腿，和我住在同一間牢房。每週一他都會來上我的「化學課」，因為我現在是「助理教授」。我被關在懷亞特看守所已經整整1年。即使在我以前做過的最糟糕的噩夢中，也從未出現過自己坐牢的情形。12個月來，我都是在這座戒備森嚴的堡壘中度過的。身處困境中的我，至少有幸在3月初獲得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從那以後，我的日程便被安排得滿滿當當：我每天最多授課3小時。週一教生物和化學，週二和週四教英語，週三和週五教數學。
我與斯坦和莉茲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自從巴頓·博格斯律所（也就是為阿爾斯通工作的律所）停止支付他們律師費以來，他們就變得非常謹慎。因為我需要留著所有的積蓄支付保釋金，所以他們很清楚我沒錢支付給他們。但律師的道德準則使他們不得不繼續為我辯護，我不確定這是否合他們的意……我後來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該走什麼法律程式。目前這不是我應該操心的事情，我首先要關心的是如何從看守所出去。自從被捕以來，我的生活便度日如年。我的心情就如一個期盼儘快走出隧道的人一樣急切，然而每當我以為到達了隧道的盡頭時，隧道口的光就會遠去。當我在機場被銬住雙手時，如果有人告訴我，我將在這無盡的隧道里徘徊這麼長時間，我一定會發瘋。然而斯坦和莉茲向我證實，儘管他們一再要求，但美國司法部的檢察官仍然不肯讓步。12個月過去了，彭波尼還在繼續反抗，不論他最後是走訴訟程式，還是協商認罪，檢察官都不再將我的命運和他的選擇聯絡在一起。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要怎樣才肯將我釋放？我一頭霧水。
與此同時，我在授課，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在當助教」——協助一位正式教授沃特森女士講課。她是一位身高不足5英尺（約1.5米）的胖乎乎的小個子女人，有一頭稀疏的金髮。她60多歲，離過兩次婚，是5個孩子的母親。她不僅在懷亞特看守所工作了15年，還曾在少管所任教。她是個熱心腸，整天苦口婆心地對我們說個沒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保持職業信念的。我在數學課上幫助一個28歲的囚犯，他的神經或許是因為多年過量吸食可卡因而造成了無法恢復的損傷，他很勇敢，他想要克服這一切，我也盡力幫助他。但他在上了四個多月沃特森女士的數學課後，數學計算能力仍然沒有達到幼兒園大班孩子的水平。他沒有學會加法，也不會減法。看到他揹著其他囚犯，一臉羞愧地偷偷掰手指頭，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有的年輕囚犯卻讓我感到驚訝。有些人12歲就輟學了，但卻能很快掌握比例係數，或者輕而易舉地解開我們上學期間都備感受挫的二次方程式。如果這些囚犯能有另一種境遇，那麼他們一定能夠考上大學。沃特森教授還安排了心理和行為座談會。
除了這些，她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如果一個女人和不同的男人生了孩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孩子都是由母親單獨撫養長大的。不可避免，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有些囚犯十分蔑視女性，直接把她們分為兩種人：一種是「壞女人」；另一種是「偉大的媽媽」，也就是他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囚犯整天吹噓他們的後代有多少。他們的孩子越多，他們就越覺得自己有男子氣概，其中一個囚犯非常自豪地炫耀他的「計數器」上已經有19個孩子，而他卻還不到30歲。自相矛盾的是，他們都很尊重自己的母親，會在母親節那天準備最精美的卡片，這是每年一度的盛事。而父親節卻相反，會被他們徹底遺忘。
當我不上課的時候，我就自己學習。我繼續蒐集所有和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相關的判例。我每天都把時間花在製作各種各樣的表格、曲線圖上，試圖找出其中的規律。我還把根據資料進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寄給斯坦和莉茲，滿滿幾十頁紙，都是我用鉛筆寫的。儘管我現在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程式瞭如指掌，但我有兩點始終想不明白。阿爾斯通已經配合調查一年多了，但為什麼至今還未和美國司法部達成協議？最重要的是，美國司法部（根據審訊期間他們給我看的檔案）明明掌握著阿爾斯通內部腐敗的所有證據，但為什麼在霍斯金斯被起訴後，阿爾斯通的其他員工再也沒有被起訴？當初在訊問我的時候，檢察官諾維克給我描述過他們的計劃：按照職位高低，一層層地對阿爾斯通的高管提出訴訟。即使柏珂龍誠心誠意地和美國司法部合作，他也不能輕易從陷阱中脫身。在我看來，他甚至免不了牢獄之災。而如果他不誠心合作，那麼他同樣面臨被起訴的風險。無論如何，這都是無法避免的。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案，對我來說也是如此。
在這12個月裡，我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曾經的跨國公司高管身處人間苦難與嚴重犯罪的交會點，無前科的工程師已變成無情罪犯的老師。
昨天，單腿壯漢肖恩終於向我透露，他為什麼在我的化學課上如此刻苦：
「人人皆知，在街上販賣毒品是非常危險的。我想重新學習，學會自己製作冰毒。」
還好，他不是很有天分，而且他不可能有成功的那一天。雖然我經常鼓勵他，但我不是化學專家。在學校裡，我不是做點燃試管實驗的最優秀的學生；在生活中，我看不到隱藏的炸彈或即將發生的爆炸。而且，我完全沒有預料到那場將於2014年4月24日發生的爆炸性事件。